多羅那他的遺產：覺囊派教法、藝術的傳承和詮釋

2018年6月14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漢藏佛學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多羅那他的遺產：覺囊派教法、藝術的傳承和詮釋」學術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召開。

「多羅那他的遺產：覺囊派教法、藝術的傳承和詮釋」學術研討會現場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沈衛榮、藏傳佛教覺囊派第47代法主暨中國人民大學漢藏佛學研究中心學術顧問阿旺更嘎·健陽樂住仁波切、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索羅寧教授、原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畢華研究員、故宮博物院羅文華研究員、中央黨校靳薇教授、著名作家、原中國藏學出版社主編馬麗華女士、清華大學中文系吳娟副教授、四川省阿壩州文聯主席巴桑女士、壤巴拉傳習所上海基地金澤工藝社社長梅冰巧女士等與會。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沈衛榮

據會議學術主持人沈衛榮教授介紹說，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漢藏佛學研究中心曾經編譯、出版過一部題為《他空見與如來藏：覺囊派人物、教法、藝術和歷史研究》的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中國藏學出版社聯合出版），這是國內出版的第一部綜合研究藏傳佛教覺囊派之歷史和教法的作品。此後幾年來，中國人民大學漢藏佛教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學生們依然繼續在推進在國內學界相對不受重視的覺囊研究。這次會議是對近年覺囊研究新成果的一次檢驗。對此，作為覺囊派傳人的健陽樂住仁波切對學者們近年來對覺囊教法、藝術、醫學、音樂等所作的整理、挖掘和研究表示深切的感謝，希望學者們今後能與四川壤塘的覺囊派的僧團開展更多的學術交流和合作，將中國的覺囊研究進入一個新的境界，並成為國際佛學研究中的一個令人矚目的學術課題。

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的閆雪博士

這次會議由七場學術報告組成，報告人都是曾經在中國人民大學漢藏佛學研究中心學習過的青年學者。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的閆雪博士的報告題目是《甘丹彭措林寺大經堂壁畫的圖像與布局——兼談寺院建造的宗教理念》，她的報告對西藏拉孜縣覺囊溝入口處甘丹彭措林寺大經堂壁畫圖像進行了具體辨識，並總結了大經堂四十鋪壁畫的布局特點。閆雪博士此前的研究已經指出這些壁畫是根據覺囊派篤布巴祖師所定的二十部了義經典，以及《時輪根本續》、《文殊根本續》和佛傳的內容所繪，此次報告則在其前期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細緻地對比這些壁畫圖像與各經典內容的異同之處，揭示這些壁畫與經典之間的轉換方式和特點。同時，她還綜合先前對於集會大殿壁畫及寺院建築格局的研究，總結了覺囊祖師多羅那他設計建造甘丹彭措林寺的宗教理念。

德國慕尼黑大學印度學博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孟瑜博士

德國慕尼黑大學印度學博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孟瑜博士的報告題目是《文本、圖像及其源流：以夏魯寺迴廊佛傳壁畫為中心》，她首先指出繪於14世紀的夏魯寺一層迴廊的壁畫是依據元代西藏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讓瓊多吉（1284-1339）的《佛陀一百本生傳》，該佛傳雖被稱為「一百本生」，但實共包含101品，其中前100品為佛陀生前的故事，即佛本生；第101品《一切義成菩薩本生》雖被稱作「本生」，然卻涵蓋了佛陀自誕生直至涅槃的內容，因此是一篇完整的佛傳故事。進而孟瑜博士旁徵博引，通過文本與圖像的對比分析後認為：一，西藏佛傳文獻多來自外埠，但融合程度和融合方式並不相同；二，西藏佛傳圖像有些可與印度中亞地區相比對，但也有本地的自由發揮。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姚霜同學的報告題目為《莊嚴相好：漢藏藝術量度經典的文獻解讀》，其研究對象是《佛說造像量度經解》（大正藏Taisho 1419）這一部在漢傳佛典當中唯一能找到的關於佛教造像度量的文本，由清代著名蒙古學僧工布查佈於1742年譯出。從這一文本出發，姚霜同學利用佛教語文學的方法，在漢藏文本對勘的基礎上勾稽爬梳，指出工布查布翻譯的這部量度經嚴格說來不是一部翻譯作品，而是一部學者式的編譯作品。譯者採用了多種藏文文獻資料，形成一個基礎的骨架，同時在內容註解和釋論中摻入了大量其他文本中的相關內容，形成了一部混合式的編譯作品。基於已知的工布查布的其他翻譯作品，姚霜同學對工布查布為何費力來編譯這一文本提出了大膽和合理的猜想。

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的陸辰葉博士發表了題為《多羅那他〈七系付法傳〉中的傳承脈絡研究》的報告。《七系付法傳》是明代覺囊派高僧多羅那他僅次於其《印度佛教史》的另一部重要佛教史著作。在這部作品中，多羅那他描述了59位印度大成就者們的生平與譜系，以及通過這些師資相傳所形成的譜系與藏傳佛教幾大教法傳軌之形成的歷史。陸辰葉博士利用佛教語文學的方法，細緻地解讀和分析了多羅那他這部珍貴的藏傳佛教史類作品，清晰地勾勒出了「大手印教授」、「拙火」、「羯磨手印」、「光明教授」、「生起次第傳承」、「辭句傳承」、「別傳口訣傳承」等七系傳承。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楊傑博士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楊傑博士的報告題目是《工珠仁波切所造〈他空大中觀見地引導〉說略——兼論他空見的多樣性》，他首先簡要介紹了工珠仁波切的生平，進而指出工珠仁波切所造《他空大中觀見地導引·無垢金剛月光》這一文本的特殊性在於他空見之見地抉擇與實修結合。隨後依次列舉覺囊、噶舉和寧瑪派之「他空見」思想之形成、發展的脈絡及其異同。通過對大量相關藏文文獻的精讀和比較研究，楊傑博士明確提出「他空見」的流傳絕不僅限於覺囊派，而是已經滲透到藏傳佛教的各個傳承和教派之中，由此呈現出了複雜多元的樣態。不同的教派對他空的闡釋各不相同，甚至同一教派內不同時期的上師也有不同的闡釋。因此，在『他空』日益成為學術熱點的今天，我們在討論、研究他空時，應該對所處理的文本中所涉及的他空之歷史與宗教語境、定義以及造論者對他空在其自身見地體系中所作之次第的判定具有足夠清晰的認識。只有在此基礎之上，人們才有可能分析自空與他空、不同他空之間的交涉與互動中所涉及的諸多微妙因素。如果忽視不同他空傳規之間的差異性而將一己對他空的單一、片面、固化、刻板的認識投射到研究對象上，勢必抹殺他空見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盪開的多元而富有生機的局面，從而在相關的人物、思想乃至一些宗派鬥爭事件的定位與評價上產生嚴重的誤判。」

新晉成為北京大學外語學院博雅博士後研究員的索朗卓瑪博士

新晉成為北京大學外語學院博雅博士後研究員的索朗卓瑪博士做了一場題為《跨文化意義上的空行母研究》的報告。有著作為聯合培養博士生在哈佛大學留學二年之經歷的索朗卓瑪博士，她對目前「空行母在東方，空行母研究在西方」這一奇特的狀況感受頗深，於是把對在東西方不同語境中的「空行母」形象的比較作為自己用心研究的對象。她指出「空行母」在東西方所暗含的意義截然相悖，在東方「空行母」是一種女性神，是一種佛教的護法神，同時也是一種對女性密宗修行人的尊稱，或者說是一種象徵符號；而在西方空行母則被稱為是「女權主義者的聖騎士」和「阿尼瑪」。以上這種現象的出現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文化的位移」和「前理解」，空行母從東方語境向西方語境的位移，使其文化意義也隨之發生了跨界和位移。自空行母西行的那一刻起，她所處的文化語境就已隨之發生了改變，以致其本身也悄然發生了變化；西方學人因受西方世界特有的意識形態、文化傳統以及倫理道德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導致空行母的文化意義在其被解讀過程中發生了變異現象。這不僅是一種因為文化距離的遙遠所造成的淺層次的誤讀現象，更是一種因為社會政治觀念的不同、文化心理的差異以及倫理道德的相異而產生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解讀偏差。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石美博士的報告題目是《從〈除偏私之暗〉看近代覺囊派高僧阿旺措尼嘉措的他空思想》，直接與近代覺囊派之「他空見」思想的變化和發展相關。阿旺措尼嘉措是來自壤塘藏瓦寺的一位學者型高僧，於近代覺囊派的發展史上頗有很大的影響。石美博士所研究的《大遍知所著宗義安立明義釋——除偏私之暗》是措尼嘉措在1901-1904年間所造的一部對傳為覺囊派祖師朵波巴上師所留下的一部關於內外宗義安立的偈頌體文本的釋論。通過對這一文本的解讀、翻譯和研究，石美博士對措尼嘉措的他空思想作了如下的梳理和總結：「措尼嘉措調和中觀應成見地，融入自宗他空大中觀宗義體系；於顯乘論著中，不再以『如來藏的常恆、堅穩、不變』等去強調佛性的實體性趨向，轉而去強調如來藏的勝義空性。並就這種勝義空性展開詳細討論。這樣即從客觀上淡化了如來藏的實體性特徵。」

藏傳佛教覺囊派第47代法主暨中國人民大學漢藏佛學研究中心學術顧問阿旺更嘎·健陽樂住仁波切

在上述這七場精彩的學術報告之後，與會專家學者還進行了一場氣氛十分熱烈的專題圓桌對談，討論在全球化這一背景下，怎樣才能把我們正用心研究的這一甚深和廣大的覺囊文化傳承下去，並發揚光大，怎樣才能使覺囊文化與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時代相適應，使它能夠為壤塘乃至整個藏區的發展做出特殊的貢獻。對此，健陽上師表示，文化傳承只有一個路徑，那就是「好好學習」。覺囊派曾經被迫從後藏遷移到了四川，落戶到了壤塘這樣一個偏僻的山溝，要延續下來面臨諸多困難。但是，在今天這個新的歷史時期，覺囊之傳統文化傳統——包括儀軌、唐卡藝術、唱誦，梵樂、包括樂器的使用，以及醫學等等——都得到了逐漸的恢復和發展。壤塘的佛教事業突破了種種障礙，以諸如開辦傳統文化傳習所的形式，把覺囊傳統的文化資源開放給當地群眾，給當地群眾謀得福祉。建陽上師表示，「作為現代人，我們不應該拒絕任何新的東西，我們要主動學習各種優秀的傳統文化，只有把我們自己的文化繼承好了、傳承好了，壤塘和覺囊才能實現良性發展。」作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先進保護個人，健陽仁波切積極建立唐卡學校、建立佛學院，為壤塘縣找到了一條適合壤塘之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中共中央黨校靳薇教授

中共中央黨校靳薇教授專門從事邊疆的發展和援助多年，深知單純依靠政策而沒有良好的發展模式，中國邊疆和民族地區的發展就難以持久。她從國家政策層面出發對壤塘的發展給出了自己的評價，她認為對「壤塘模式」這個辭彙的使用要慎之又慎，一來它容易被固化，二來還容易被捧殺，不如姑且使用「探索」一詞更好。壤塘的探索如鑽石般閃光，因為壤塘再也不是一個只通過國家和各省區給錢給物而「被發展」的一個典型，而是一個本土發展的主體，它是當地人正在謀求和努力的一種「內源性」的發展。有健陽上師這樣的民族和宗教精英的推動和引導，同時又能得到壤塘縣委、縣政府和阿壩州委、州政府的大力支持，壤塘這個地方的持續發展將是可以預期的，而且這是一個十分寶貴的個案，壤塘經驗具有普遍的意義，可以在全國各民族地區大力推廣。

接著靳薇教授的話題，沈衛榮教授補充說：儘管目前藏傳佛教在全世界的熱度都很高，但是真要像健陽上師這樣傳播正法並不是一間容易做到的事情。一個地方、寺院曾經的輝煌和曾經出現的大師，都很難保證能夠長期地維持下去。任何一位偉大的大師的教法、事業，後人都很難繼承和發展，蕭條易至，承續難為。沈教授說：「現在寺院是建成了，可是教法如何來傳承呢？佛教的發展不能以輝煌的外表來衡量，而更應該注重其內涵，其實質，看是否有賢、善、成就的大師出現。在全球掀起藏傳佛教熱的同時，藏傳佛教本身的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就愈發嚴重，如何使藏傳佛教不變成萬人熱愛和期待的心理雞湯，而能繼續作為甚深廣大、有學有修的正法傳統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正是健陽上師這樣具有廣大影響力的藏傳佛教高僧所面臨的一個巨大難題。為此，沈衛榮教授建議，為了能讓覺囊派的教法既走向世界，同時又保持其本來的傳統，能否讓藏窪寺佛學院中的堪布走出來，與佛教學者們進行廣泛的溝通和交流？例如，下一次我們出十個佛教學的博士，藏窪寺出十個堪布，讓他們在一起學習、交流，這樣不但能對中國的覺囊研究有巨大的推動，而且也會對覺囊派教法本身的進步和發展有巨大的推動。

四川省阿壩州文聯主席巴桑女士

巴桑主席長期以來是連接中國人民大學和壤塘藏窪寺開展學術合作關係的橋樑，她強調當年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教育實習基地建立在藏瓦寺對覺囊和壤塘的發展都起到了實實在在的推動作用，處於邊緣的壤塘和覺囊文化目前在國內能有如此大的文化影響力實屬難得，它與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師生對於覺囊文化的研究和宣傳密不可分。她感謝和肯定健陽上師對於壤塘模式的探索，指出健陽上師對文化的傳承、對藏區群眾的關照，對那些本來「沒有機會」和「沒有選擇」的牧區年輕人的引導和支持，是壤塘模式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

故宮博物院羅文華研究員

隨後羅文華研究員就藏傳佛教藝術在當代的發展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介紹說，早在17世紀以後，藏傳佛教藝術的中心就從衛藏地區轉到了安多和康巴地區，特別是安多地區，幾乎每一個比較大的村子裡的每個寺廟都有自己獨特的藝術傳統，比衛藏地區活躍的多，很多偏遠的藏區依然保存著十分古老的藏傳佛教藝術。隨後，羅老師就目前西藏藝術和產業化相結合的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一，在西藏藝術「同質化」、「偽傳統化」的問題上，不要為了傳統而傳統，不要標榜，要創新；二，文化創意都是從幼稚走向不太幼稚的。文化必須要回饋社會，不能給社會以回饋的文化就是死文化。要把文化變成一個產品，要讓普羅大眾都得以享用。要讓文物活起來，融入新的設計理念，從而使傳統文化融入當代社會；三，把繼承和創新相結合。文化產品真正的創造是留下了藏文化，但不是傳教，也不是一種符號，而是一種內在的東西。

楊傑博士就學術研究要加強學者和學僧之間的合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藏文典籍浩如煙海，要啟動藏傳密教研究，或者加深對覺囊派之他空思想的研究，學院內的學者們必須放下身段，向佛教傳統的持有人、實修者，學習原汁原味的東西。藏傳佛教依然是一種活著的傳統，對它的研究不能僅僅依靠文本，佛教學者們和有實際修行的人之間，應該建立起一種長期的交流和合作機制，只有如此，學術和其對象之間才能可以互惠互利，把研究深化。

「多羅那他的遺產：覺囊派教法、藝術的傳承和詮釋」學術研討會現場

對談結束時，沈衛榮教授總結說，藏傳佛教傳統能否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這不單單是一個宗教問題，而是與探尋當代藏區發展道路密切相關的一個大問題。宗教發展必須與社會主義現實的進步和發展相適應，藏區宗教和文化的發展必須要完成自身造血功能的完善。壤塘和覺囊在這方面為全藏區的發展樹立了一種可借鑒的典範，找到了一條深度貧困地區文化扶貧、文化傳承的道路，其經驗值得我們去進一步的調查、總結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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