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的誕生與發展（上）
原標題：敦煌學的誕生與發展（上）
敦煌文書再現後，世界各國，特別是我國學者立即開始研究。早在1909年，我國著名學者羅振玉就撰成了世界上首篇有關敦煌學研究的文章———《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1930年陳寅恪先生又於《敦煌劫餘錄·序》中使用了「敦煌學」一詞，使其影響遍及學界。
直到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敦煌學研究主要在兩個基本方面展開：敦煌文書和敦煌藝術研究。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敦煌已成了人們關心的熱點，敦煌學也蔚然而成一門國際顯學。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後，我國的敦煌學研究突飛猛進，逐漸又走到了世界前列，其他國家的敦煌學研究同樣成就斐然。
本文回溯了這一國際顯學的誕生和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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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敦煌
清王朝滅亡後，敦煌縣仍屬安西直隸州管轄。至1913年當局將安西直隸州改為安西縣，敦煌便改由甘肅省直接統領。民國初期，政局混亂，戰亂頻仍，政府無暇關顧邊遠地區，因而這一時期的敦煌飽經患難，在藏經洞文物繼續流散的同時，莫高窟千佛洞也慘遭浩劫。
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一夥在國內戰爭中敗北的沙俄白軍偷越國境，於1920年11月逃到我國甘肅。當局竟以莫高窟為收容所，讓這數百名窮凶極惡的白俄敗軍在佛洞中生活了半年多。白俄士兵在窟中生火做飯，熏黑了許多壁畫，他們又在塑像和壁面上恣意塗刻，玷污損毀了大量藝術品。時至今日，清除白俄殘跡仍是敦煌研究院石窟保護工作中的一項具體內容。
與毫無佛教與文化修養的白俄敗兵不同，1923年底到敦煌的美國文化強盜蘭登·華爾納是一位藝術史專家和考古學家，但他的行徑卻同樣卑劣。華爾納一到達敦煌，就立即被精美的莫高窟藝術所震撼，遂用幾十兩銀子賄賂王圓籙道士，以浸透化學藥劑的膠布剝取了20多方壁畫，並攫得了兩尊彩塑，其中一尊就是盛唐第328窟中的半跪式供養菩薩像，為莫高窟彩塑中的上品，今藏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華爾納此行給莫高窟帶來的損失十分慘重，除劫走的藝術品外，華爾納在剝取壁畫過程中還用鋼片鏟刀破壞了好幾幅壁畫，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惡果。因而，當他於1925年再次來敦煌，想大規模剝取壁畫時，立即遭到了中國學者和當地人民的強烈譴責，終究沒能得逞。
隨著敦煌文書的面世與各國文化強盜的囂張劫掠，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時敦煌已逐漸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在許多仁人志士的呼籲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對已被西方竊賊破壞得滿目瘡痍的莫高窟採取最簡單的保護措施：責令敦煌縣派保安班守護莫高窟。這樣，1940年一個由10多人組成的保安隊住進了莫高窟，從而結束了千佛洞主要由僧侶守護的歷史。
與此同時，莫高窟也迎來了一批批學者、藝術家，如40年代初著名畫家吳作人、關山月、黎雄才、張大千等都曾到莫高窟和榆林窟臨摹壁畫，並著文介紹敦煌藝術，其中張大千一行影響較大。他們曾清理了300多個洞窟，按從南到北的順序編了號，並用大量時間對窟中許多有價值的壁畫進行了臨摹，以後這些臨品曾在成都、重慶、上海展出，並出版了《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等書。
張大千逗留莫高窟期間，國民黨元老、著名學者于右任也曾到過敦煌，同來的還有後來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處成員高一涵及學者衛聚賢等人。此行使于右任對敦煌藝術的價值和面臨的危機有了深刻認識，返回重慶後他立即在政界、學術界奔走呼籲，希望當局重視、保護敦煌藝術寶藏，他撰寫的《建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一文送交國民黨政府並公開發表後，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
1942年，著名考古學者向達先生遠赴河西入敦煌，對敦煌境內的石窟群、古長城，及玉門關、陽關等關隘遺址進行科學考察。當地豐富的古迹和荒蕪破敗的景象深深觸動了這位愛國學者，向先生遂於莫高窟撰寫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寄回內地，於這年年底以「方回」為筆名發表於重慶《大公報》上，文中呼籲將千佛洞收歸國有，設立專門學術機構進行科學保護和研究。
1943年，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聯合組成了「西北科學考察團」，其中歷史考古組的主要成員為向達、夏鼐、閻文儒等知名學者，他們對敦煌境內的一些古文化遺址進行了科學發掘和考察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這些學者親臨敦煌，一邊研究一邊呼籲，以他們的研究成就和滿腔熱忱說服世人，共同促成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
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
在政界、學術界于右任、向達、賀昌群等學者的積極努力下，國民黨政府終於決定成立研究所，並於1942年秋開始了籌劃事宜，邀請常書鴻先生具體負責。1943年3月24日，常書鴻率領他在蘭州聘請到的一行人最終到達敦煌，教育部也於此時正式宣布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由甘寧青監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書鴻為副主任，並將莫高窟收歸國有，以便「寓保護於研究」。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1944年2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專門研究敦煌的學術機構，其所址就設在莫高窟的中寺———皇慶寺。首任所長常書鴻舉家遷居敦煌，並從重慶等地徵聘來了20餘位畫家、學者，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展了大量臨摹、測繪、攝影、內容調查、題記抄錄和修繕加固等研究與保護工作，並於1944年8月在土地廟殘塑中發現清理出了幾十件王道士私藏的敦煌文書及30多張文書殘片。
一年多以後，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在慶祝和複員聲中，教育部下令撤銷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里的專業人員紛紛離去。至1946年5月，經常書鴻、向達、傅斯年等專家學者的再次奔走呼籲，研究所才得以恢復，並改隸屬於中央研究院，常書鴻重任所長，又從重慶、成都、蘭州等地招聘來一批畫家重返敦煌。當時的敦煌藝術研究所下設兩個組：其一為考古組，實際上主要進行壁畫臨摹、洞窟調查、題記抄錄等工作；其二為總務組，具體負責行政管理和保護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先後在研究所工作過的專業人員和事務人員達30人之多，他們是敦煌石窟研究和保護事業的開創者，堪為後人敬仰。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仍在研究所堅持工作的尚有14人，其中專業人員7人，但此時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十分艱苦。
真正高度重視敦煌文化瑰寶的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9月西北野戰軍總司令彭德懷將軍發出的進軍令中，有一條「解放敦煌，保護千佛洞」明文，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對祖國文化遺產的尊重。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29日清晨紅旗飄揚在莫高窟上方，敦煌人民與敦煌文化從此獲得了新生。
本文來自《新華文摘》2017年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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