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南部春秋戰國時期青銅文化的發現及其特徵
寧夏南部春秋戰國時期青銅文化的發現及其特徵
馬建軍
(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756000)
收稿日期：2007-11-13
作者簡介：馬建軍(1967—)，男，寧夏海原人，寧夏固原博物館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區域考古學和區域文化研究。
中圖分類號：K872文獻標誌碼：A文章編號：1008-2883(2008)01-0041-06
摘要：寧夏南部的固原地區，遺存有豐富發達的春秋戰國青銅文化，這種文化的發現肇始於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末，發現、發掘和清理的各種類型青銅文化墓葬百餘座，文化分布地點計有50處左右，出土了數以萬計的各類質地的器物，其風格與特徵既展示出了「北方系青銅器」的一般特點，又顯現出了獨具一格的區域特徵，從而使該地區一躍成為「北方系青銅器」分布和發現的稠密區域，也為中國北方青銅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類型。
關鍵詞：寧夏南部；青銅文化；發現；特徵
寧夏南部的固原地區，自20世紀60年代從西吉縣和固原縣發現歸屬於「北方系青銅器」的文化分布地點以來，通過考古工作者幾十年的不斷努力，迄今為止，在原州、彭陽、西吉、隆德等縣(區)轄境內發掘和清理了各型青銅文化墓葬百餘座，文化分布地點計有50處左右，出土了數以萬計的陶、銅、鐵、金、銀、骨、石等各類質地的器物。這些器物具備「北方系青銅器」的一般特徵，更重要的是顯示出了自身的鮮明風格，具有濃郁的區域特徵，使本地區一躍成為「北方系青銅器」分布和發現的稠密區域，引起了考古界和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同時，也為研究中國北方青銅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豐富的實物依據。
一、青銅文化分布地點的發現與收穫
(一)零星的發現與收穫
1960年，在寧夏南部的西吉縣白崖鄉半子村柴溝率先發現青銅文化遺址，後來從這裡徵集到當時出土的帶有長方形銎、端有箍、刃部平直略弧的錛，有正面稍鼓、背面略凹、正面有橋鈕或方鈕的泡飾，有上方下圓、鏟形銎、背凹、橋鈕的牌飾，孔首刀等青銅器物10件[1]。這次發現是寧夏南部青銅文化發現的嚆矢。1967年，在固原縣頭營鄉坪樂村發現一座墓葬，出土了一批銅器，其中有一件在近口沿處鏨刻「咸陽一斗三升」六字銘文的銅鼎，圓腹、馬蹄形足、有雙附耳，實測容水2500毫升[2]。這批器物具有關中秦文化風格，應屬戰國秦文化遺存。1973年秋，固原縣西郊鄉鴉兒溝村短山頭南坡上發現了幾座相距不遠的墓葬，出土馬骨與器物，有青銅器鶴嘴鎬、錛、鈴、牌飾、泡飾等，銀環，鐵器，石、琥珀、骨等珠飾，共48件[2]。1974年，民工在固原孟塬鄉(現屬彭陽縣草廟鄉)修公路時發現一座墓葬，出土一批銅器，共28件，有環首刀、錛、鈴、牌飾、泡飾等[1]。1976年9月，固原縣楊郎鄉蔣河村發現一座墓葬，墓坑為長方形豎穴，葬式為頭東腳西，仰卧，無葬具，出土兩件形制完全相同的虎搏驢透雕銅飾牌，圖案為一猛虎搏噬一野驢，虎佇立，咬住驢的脖頸，驢首下垂，前肢微屈，後肢彎曲搭在虎頸上，形成一個半圓[2]。這是動物紋透雕飾牌在該區域的首次發現。另外，在固原縣三營鄉紅庄村徵集到一件翼馬紋金飾牌，重70克，長方形平版狀，兩端有圓形孔，四周有邊框，飾繩索紋，正面內雕圖案為一飛馬，前肢著地，後肢反轉騰空[3]。若將其倒置，也能看見奔跑似飛的馬形圖案。
(二)大量的發現與收穫
20世紀80年代，寧夏南部青銅文化分布地點大量的被發現、清理、發掘。1980年夏天，固原縣河川鄉石喇村發現一座青銅文化墓葬，土坑墓，無葬具，頭東腳西，葬有馬、牛、羊頭骨近40個，出土器物130餘件，有青銅短劍、戈、矛、刀、錛、鈴、帶扣、鐓、馬銜、圓形牌飾和各類珠飾等[4]。1981年，固原縣楊郎鄉大北山發現墓葬一座，陪葬有馬、牛、羊頭骨近30個，出土器物27件，有銅刀、矛、子母豹紋飾牌、鐓、圓形牌飾、骨飾、匕、鑣等[3]。同年，固原縣頭營鄉坪樂村發現一座墓葬，出土器物69件，有透雕銅牌飾、渾鑄鷹頭、矛、鈴、管狀飾、鐵鍤等。1983年，彭陽縣紅河鄉出土「二十七年晉」銘文戈，長鬍三穿[5]。1984年夏天，彭陽縣新集鄉白楊林村發現一座墓葬，土坑豎穴，無葬具，葬式為仰身直肢，頭向東，出土器物17件，有銅矛、虎噬羊紋飾牌、鳥紋小飾牌、管狀飾、泡飾等[1]。同年，固原縣河川鄉上台村蘆子溝嘴發現一座墓葬，土坑墓，無葬具，出土器物34件，計有銅鈴、牌飾、泡飾、管狀飾等[1]。西吉縣興隆鄉單北村槐灣發現一墓，出土器物3件，有銅矛、環首刀、錛[1]。隆德縣溫堡鄉吳溝村發現一座墓葬，土坑豎穴，墓中有牲畜骨骼，出土器物28件，有銅泡飾、牌飾、卧鹿、鏃等[6]。1985年，固原縣南郊鄉田窪村發現一座墓葬，出土器物80餘件，有銅錛、孔首刀、瑪瑙珠、骨珠等[1]。同年，固原縣河川鄉上台村蘆子溝發現一墓，徵集到銅鶴嘴斧、鈴、動物形飾等3件器物[1]。固原縣彭堡鄉撒門村發現墓葬，後經過1986年、1987年連續兩年的發掘，此地為一墓群，有10餘座墓，形製為土坑豎穴或豎穴土洞墓，無葬具，頭東腳西，陪葬有數量較多的馬、牛、羊頭骨。出土器物千餘件，計有青銅短劍、戈、矛、刀、鐓、鈴、竿頭飾、鑿、渾體羊鹿、帶扣、各類牌飾、泡飾、鏤空牌飾、管狀飾、骨器、鐵器等[1]。西吉縣新營鄉陳陽川村發現墓葬，後經1988年、1991年的發掘，共有7座墓，為墓葬群[7]。墓葬形製為長方形土坑豎穴，仰身直肢葬，頭東腳西，陪葬有大量的馬、牛、羊頭骨。出土器物200餘件，計有銅柄鐵劍、虎噬羊紋飾牌、竿頭飾、刀、鐓、鳥形帶扣、花瓣形牌飾、圓牌飾、鳥紋小牌飾、管狀飾、各類珠飾等。1986年，固原縣彭堡鄉侯磨村發現一座墓葬，形製為長方形土坑豎穴，無葬具，側身直肢葬，陪葬有羊頭骨，出土器物19件，計有金耳環、楔形金塊、骨飾、石紡輪、貨貝、夾砂陶罐等物。同年，隆德縣沙塘機磚廠在取土時發現墓葬，出土有馬骨，青銅器物20件，計有車馬飾件、當盧、泡飾、曲尺形飾等[6]。1987年，彭陽縣草廟鄉張街村發現墓葬，形製為土坑墓，葬式為仰身直肢葬，無葬具。陪葬有大量的馬、牛、羊頭骨，出土青銅器160件，計有生產工具錛、鶴嘴斧，兵器戈、鐓，車馬飾件車轅飾、當盧、泡飾、桿頭飾，裝飾品鳥形飾、產形牌飾、人駝紋扣飾、羚羊扣飾、帶扣、帶鉤、管狀飾等[8]。同年，西吉縣硝河鄉上店村發現一墓葬，出土有馬、牛、羊頭骨和數量較多的車馬器、帶扣、綠松石珠飾、骨珠飾、瑪瑙珠等[1]。西吉縣興坪村出土銅鹿飾5件[1]。隆德縣城郊鄉和神林鄉發現墓葬，出土了銅斧、刀、帶鉤等物[6]。1988年，彭陽縣交岔鄉官台村發現一座墓葬，形製為土坑墓，無葬具，墓主人頭東腳西，陪葬有馬、牛、羊頭骨，出土青銅器、骨角器30餘件，青銅器計有兵器戈、矛、銅柄鐵劍、鐓，桿頭飾，車馬飾鈴、車轅飾，裝飾品圓、方形牌飾、管狀飾，骨器有三瓣形器、鑣、飾件、懸舌等。其中銅柄鐵劍一件，劍首呈扁鈴狀，端有一孔，柄部飾密集乳釘紋，劍格呈方形，下漸收，劍身為鐵質，兩面刃，呈柳葉狀[9]。同年，固原縣彭堡撒門村發現一座墓葬，形製為長方形豎穴土洞墓，無葬具，葬式為頭低足高，出土有馬、牛、羊頭骨，青銅器物20餘件，計有短劍、鈴、錛、鑿、錐、竿頭飾、各類牌飾等[9]。固原縣程兒山鄉二道岔村洪水衝出一座墓葬，徵集到戈、泡飾等6件器物[9]。固原縣河川鄉呂坪村發現一座墓葬，形製為長方形土坑，葬式為仰身直肢，頭低足高，無葬具，陪葬有數量較多的馬、牛、羊頭蹄骨，出土器物84件，計有戈、矛、當盧、牌飾、動物形飾、瑪瑙珠和骨珠等[10]。1989年，固原縣彭堡鄉於家庄發現一座墓葬，出土有銅柄鐵劍、青銅短劍、桿頭飾、銅鹿、銅削、帶扣、車軸飾、牌飾、泡飾、骨器等遺物[11]。
20世紀90年代，青銅文化的分布地點仍然時有發現。1991年，彭陽縣劉塬鄉發現一座墓葬，出土青銅器58件，計有生產工具錛、刀，兵器短劍、矛、鏃等，車馬飾件鈴、馬銜、節約、當盧、泡飾等，裝飾品單柄圓牌飾、鹿形飾、管狀飾、帶扣等[8]。1992年，彭陽縣交岔鄉莧麻村發現一墓葬，無葬具，出土青銅器72件，計有生產工具錛、鶴嘴斧、錐，兵器短劍、矛、鏃，車馬飾件馬鑣、當盧、節約、車軸飾等[8]。同年，彭陽縣崾峴鄉白岔村出土一批青銅器，共14件，有兵器戈、鐓，車馬飾鈴、車轅飾等，裝飾品方形鏤空牌飾等[8]。同年，彭陽縣古城鄉店窪村發現一批青銅器，共25件，有兵器鐓，車馬飾桿頭飾、車轅飾、馬銜、泡飾等，裝飾品動物形飾等[8]。1993年，彭陽縣溝口鄉白草窪村發現一墓葬，出土青銅器17件，計有生產工具鶴嘴斧，兵器矛、鐓，車馬飾件桿頭飾、泡飾、車轅飾等[8]。另外，在彭陽縣彭陽鄉姚河村、川口鄉鄭庄村、新集鄉白林村等地零星出土了一些青銅器[8]。1996年固原縣頭營鄉石羊村塌陷一座墓葬，出土銅柄鐵劍、牌飾、泡飾、金環等器物70餘件。1998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彭陽縣草廟鄉張街村主持發掘清理幾座墓葬，出土青銅短劍、虎噬羊紋牌飾、泡飾等器物百餘件[12]。
(三)科學系統的發掘與收穫
1980年代後期寧夏南部有兩次有規模、有組織的科學系統發掘，即固原彭堡鄉於家庄墓地和楊郎鄉馬庄墓地。
於家庄墓地位於固原縣彭堡鄉撒門村[13]。1987年7月至9月，由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開創了利用科學手段對該地區青銅文化墓葬進行規模清理的先例。整個墓地發掘墓葬共計28座，其中21座墓葬中保存有完整的人骨，葬式為單人仰身直肢葬，頭向東，無葬具，頭低足高。墓葬形制分為兩大類，即豎穴土坑墓和洞室墓，洞室墓又分為四類，即豎穴土洞、「凸」字形土洞、刀形偏洞和「凹」字形土洞墓。豎穴土坑墓形製為長方形豎穴，墓口略大於墓底，墓的大小不一。豎穴土洞墓就是在一長方形的豎穴土坑墓道的縱向一端下部掏挖一個淺洞作為墓室，人骨的頭部和上身在洞室內。隨葬品均置於墓道中的人骨兩側，不在洞內。殉葬的馬、牛、羊頭蹄骨置於主人足端上面。「凸」字形土洞墓就是在方形或長方形的墓道一端中間掏挖出和墓道相垂直的洞室作為墓室，墓室前高後低，墓主人大部分置於洞室內。隨葬品均在洞內墓主人的兩側，馬、牛、羊骨大多在墓道近墓室的一側。刀形偏洞室墓就是在長方形墓道後端的一側向里掏挖出狹長的土洞作墓室，墓主人放在洞內，隨葬品大多在主人的兩側。凹字形土洞墓就是在長方形墓道一側的兩端分別向里挖出狹長的土洞作為墓室，墓葬平面似「凹」字。殉牲是墓葬中普遍存在的現象，種類有馬、牛、羊的完整頭骨或頜骨、蹄骨，墓地中共發現完整的牛頭骨54具，馬頭骨42具，羊頭骨166具，以及大量的馬、牛、羊頜骨和蹄骨。方式大多是置於墓道或墓室的底部，位置因墓葬形制不同而異，豎穴土洞墓多置於墓主人的足下，土洞墓則置於洞外的墓道近墓室一側，有的由於數量多，分層堆放。各墓的殉牲數量多寡不一，多的達到50多具，少的只有幾具。一般情況下，豎穴土坑墓的數量較少，洞室墓較多。
墓地中出土陶罐7件，陶質為夾砂紅陶，製法為手制。青銅器673件，計有短劍、戈、矛、刀、鏃、斧、鶴嘴斧、鑿、車軎、馬銜、節約、鳥頭飾、鈴、錐、帶扣、帶鉤、牌飾、渾體羊鹿、環、管狀飾等。其中有些器物頗具特色，短劍有首似桃形和蘑菇狀的兩種，扁莖，一字形格，直刃，柱狀或菱形脊。鶴嘴斧一端呈斧狀，有扁刃，另一端為鶴嘴狀，中間有圓形銎。戈為中胡三穿，長方直內，內上一穿，援平直，鋒端呈圭形。節約出土較多，有10件，圓角方形，正面圓鼓，背面平，有圓空，側面有空互通。牌飾分為鳥紋飾牌、橢圓形飾牌、圓形飾牌、連珠狀飾牌、雙鹿飾牌、馬頭形飾牌、蛇形飾牌、連鈕飾牌、獸頭飾牌等。其中鳥紋飾牌為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大多平面為「S」形，正面有鳥紋圖案，有部分由反向對稱的雙鳥頭或由雙鳥頭反向連接而組成，眼、喙、耳均清晰可見，有鏤空。雙鹿飾牌為透雕，雌雄二鹿組成，雌鹿作回首狀，雄鹿半站立狀，前腿騎在雌鹿髖部，作交配狀。獸頭飾牌兩端為圓扣形，中間為獸頭形，圓扣面飾乳釘紋，背有橫長條鈕。骨器的出土數量多於青銅器，共755件，計有馬鑣、節約、獸頭飾、長條形器、梯形器、柄形器、筒形器、弓形器、菱形器、「V」形器、骨錐形器、馬蹄形器、管、匕、鏃、環、針、串珠等，頗具特色。於家庄墓地的時代，依據出土的器物與毗鄰地區墓葬所出同類或相似器物的比較研究，應確定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楊郎馬庄墓地，位於固原楊郎鄉馬庄村附近的沙溝北岸[14]。1989年9月至11月，由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共發掘、清理墓葬52座。墓葬形制分豎穴土坑墓和豎穴墓道土洞墓兩類，土洞墓中又分單洞室和雙洞室，洞室一般開口於墓道東壁或北壁，有的居正中，有的偏於一角，有的偏於一側，洞室為長方形，弧頂，底部一般為斜坡狀，里低外高。洞室底部一般低於墓道底部，並延伸到洞口以外。墓主人均為頭裡腳外，少數骨架全部在洞室內，多數下肢露在洞室外。均無葬具，葬式為單人仰身直肢葬，頭向東，頭低足高，無合葬墓。殉牲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種類有羊、馬、牛三種，都以牲畜的頭顱和蹄子代替全牲，以羊最多，各墓都有羊頭，其次為馬，再次為牛頭。殉牲一般都放置在墓道填土中，墓道實際上成為專用的殉牲坑。殉牲的頭、蹄骨多數置放紊亂，無規律，僅有兩墓，一墓中馬頭擺放有序，一墓中牛頭置放整齊，均為嘴朝前，面或角向上。隨葬物品多少不一，多者達121件，少者3件，以各種質料的串珠飾數量最多，幾乎每座墓中都有出土，次為銅、鐵質的裝飾品和車馬器，還有少量的兵器、日常用具和陶器等。隨葬品的擺放有一定的規律，珠飾大多散置於人頭、頸附近；耳環、耳墜多在人頭兩側；手鐲、指環一般在腹部或手臂；腰帶飾多見於腰部，且排列有序；各種透雕飾牌放在腹前，或散落在盆骨之上及旁側；帶鉤置於腰部左側；兵器和工具多置於人體兩側及頭部左右；渾體羊鹿等飾件，或置於人體上部填土中，或放在人體旁側，或與殉牲一起置放。僅有一墓中有兩個銅鹿分立於洞室口外兩側，位置比較特殊。小型車馬器多放在人體頭部及附近，或在胸前及旁側；大型車馬器多與殉牲共放。
該墓地隨葬器物比較豐富，出土銅、鐵、金、銀、骨、陶、石等各種質地的器物共計2957件(組)，以青銅器為主，有743件，按用途可分為兵器與工具、生活用品、服飾品、車馬器四類。兵器與工具有戈、矛、短劍、銅柄鐵劍、刀、鶴嘴斧、斧、鑿等，其中觸角式短劍一件，首為兩獸頭相對，耳聳立，吻部相接，莖中凹槽飾方點紋，格呈翼狀，劍身為柳葉狀，柱狀脊。生活用具主要有錐、勺、管狀飾等。服飾品數量較多，分帶飾、墜飾和佩飾三類，主要有帶扣、帶鉤、各類牌飾、鈴形飾、環(璧)、鐲、耳環、透雕銅飾牌等，其中鈕部為動物紋的帶扣較獨特，扣部飾雙頭獸紋，扣針直立，鈕部為一卧獸，回首背凹，附橫鈕。牌飾分各類變形鳥紋飾和透雕動物紋飾兩種。帶鉤為琵琶形，背有「T」形鈕。車馬器出土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包括馬具、馬飾、車具、車飾等四大類，主要有當盧、節約、馬銜、馬鑣、箍、泡飾、單柄圓牌、車轅飾、軎、轂、桿頭飾、鈴、渾體動物形飾、動物牌飾、透雕銅飾等。動物牌飾器體扁平，透雕為卧狗、卧驢、卧鹿、奔鹿等形狀。鐵器出土有36件，鏽蝕嚴重。骨器出土151件，數量僅次於青銅器，且頗具地方特徵。金銀器出土35件，有金耳環、金耳墜、銀耳環、銀珠飾等。還有陶器6件，有雙耳罐、單耳罐等。石製品出土1985件，有石棍棒頭、綠松石珠飾、瑪瑙珠飾、蛋白石珠飾、水晶石等。
楊郎馬庄墓地出土的隨葬品，均為墓主人生前所用之兵器、車馬器、服飾品、生活用具，以銅器為大宗，次為骨器和鐵器。銅器有獨具地方特色的車馬器和裝飾品，也有少量與中原地區近似的同類器物。骨器中的鑣、節約、三瓣形器和管狀器頗具地方特色。該墓地的時代，為春秋末至戰國末。墓葬的形制、墓向、葬式、殉牲等埋葬習俗說明墓葬的文化內涵是延續的，應是同一人群在不同時期的遺存。
二、濃郁而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特徵
春秋戰國時期，寧夏南部處在北方游牧區和中原農耕區的交匯地帶，青銅文化在發展和孕育過程中，既受到了北方鄂爾多斯地區青銅文化的影響，又汲取了關中地區秦人及中原地區華夏族的先進文化因素，是一種典型的具有濃郁地方特點的區域青銅文化類型[15]。
(一)風格迥異的墓葬形制與葬俗
寧夏南部發現的青銅文化墓葬，在形制上均為豎穴土坑墓和豎穴墓道洞室墓兩類。土坑墓墓底一端高，另一端低，呈斜坡狀。洞室墓把墓坑作為墓道，有單洞室墓、雙洞室墓、偏洞室墓。單洞室墓是在墓道一端橫挖一土洞，土洞為弧形券頂，其底平面與墓坑底平面往往不在同一水平面上，凹下幾十厘米。雙洞室墓是在墓道的一端兩側各挖一土洞，土洞呈弧形券頂，底平面與墓坑底平面也不在同一水平面上，凹下。偏洞室墓是在墓道的一側挖出洞室，和墓道平行，洞室比墓道長，底平面比墓坑底平面低。這幾種洞室墓的共同特點是洞室底都低於墓坑底，前高後低，呈斜坡狀。這種與其他地區土坑墓風格明顯不同是春秋戰國時期流行於本地區獨有的墓葬形制，其主要是摹仿墓主人生前所居住的窯洞形式營造的，這也為黃土高原上的先民們居住窯洞的古老歷史提供了佐證。在葬俗上，墓主人頭放在低處，腳放在高處，人骨的頭部和上身在洞室內，腿伸展在洞室外的墓坑內。偏洞室墓內的人骨全身均在洞室內，呈現出頭低足高的形狀。在方位上，墓主人頭東足西，表現出了他們崇敬日月的原始信仰。且墓葬無論大小，都陪葬有數量不等的馬、牛、羊的頭、蹄骨，有的墓葬多達50多具。這些陪葬的牲畜頭、蹄骨在墓中擺放的位置不同，大型墓葬放在墓道之中，實際上墓道多了一個功能，同時兼作殉牲坑，並隨意擺放，沒有明顯的規律性。在小型墓葬中，殉牲之骨放在墓坑之中，大多散置於墓主人周圍。這種墓葬無論大小，都有殉牲的葬俗和隨葬品的特徵，表現出了畜牧業在生產和生活中佔主導地位，牲畜顯然有財富象徵和祭祀的意義。骨器的數量多，也與發達的畜牧業相關。這種大面積墓地的存在，表明了先民們過著相對穩定的定居生活。
(二)具有濃郁區域特徵的器物
寧夏南部青銅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主要以青銅器為主，占所有出土器物的絕大部分，余則為骨器、玉器、金銀器、陶器、鐵器、石器等。青銅器主要有兵器戈、矛、短劍、銅柄鐵劍、鏃等；生產和生活用具斧、錛、鑿、錐、刀、勺、管狀飾、鶴嘴斧等；車馬器當盧、節約、銜、鑣、箍、泡飾、車轅飾、軎、轂、桿頭飾、鈴等；裝飾品帶扣、帶鉤、環、鐲、動物紋飾牌、透雕銅飾牌等。其中車馬器和裝飾品所佔比例大，數量多。在眾多的青銅器中，有許多器型完全一致，如兵器類觸角式和環首式短劍，矛，長鬍，中胡多穿戈，桿頭飾等；生產和裝飾品類環首刀、柄端有孔刀、長方形管狀飾、渾體羊鹿、各種飾牌等；車馬器類鈴、車軎、當盧、泡飾等。有些器物具有鮮明的地方性，在北方其他地區所鮮見，如兵器類中觸角式短劍，典型器物有彭陽縣交岔鄉莧麻村和固原縣河川鄉陽窪石喇村出土的，劍首呈環狀，或為兩個相對的獸頭，或為雙鳥鳥喙相吻，長方形莖，莖緣兩側飾凹槽，中間飾渦紋，劍格方平，劍身上寬下窄，中起脊，斷面呈菱形。兵器類中銅柄鐵劍，典型器物有固原縣頭營鄉石羊村出土的一件銅柄鐵劍，殘長55厘米，刃部為鐵質，斷為三截，缺刃前鋒一截。劍柄為銅質，基本完整，劍首為扁鈴狀，柄斷面呈橢圓形，上飾密集乳釘紋。劍格前略呈舌狀，格中部束腰，分四瓣緊裹鐵質劍身，邊瓣卡於劍身雙刃，中瓣上下固定劍身，劍身中脊較明顯。這類相同或相似的兵器在寧夏南部及其毗鄰區域均有發現，並且為本區域內頗具代表性的青銅器物，也可以說是北方系青銅器群中一個重要的地方類型。還有楊郎馬庄墓地出土的車馬飾——轂，呈圓柱狀，內口沿向外寬卷，逐漸收縮，近內口處對穿長方形轄孔，中部飾兩周凸棱，凸棱上飾貝紋，其餘部位分別飾以「回」字形紋、變形虺紋和繩索紋。車馬飾——鈴頂部有懸舌穿孔，鈴身呈筒狀，平頂，橢圓口，形體較大，半環形鈕，鈴面「品」字形排列三個矩形鏤空，有的鈴面飾兩個矩形鏤空。車馬飾——當盧，柱形窄長葉狀，凹背，圓柱形纓帽，下口處有一橫鈕。還有鈕部為動物形，扣部為環狀、略呈橢圓形的帶扣，雙直棍式馬銜，單體扁平的動物形牌飾等。這些與其他地區同類文化中風格迥異的器物，形制獨特，製作工藝精良，表現出了濃郁的地方特色，極大地豐富了北方青銅文化的內涵，為該區域青銅文化作為地方類型提供了證據[16]。
春秋戰國時期，生活在中國北方廣袤區域的游牧民族，採取一種簡潔明快、程式化的表現方式，利用青銅澆鑄出各種動物形飾並製作出動物紋飾牌，其大多做工精細，小巧玲瓏，追求神似而又不拘泥於形似，顯示出了較高的文化藝術水平。這種顯示北方游牧文化的精美獨特飾牌在寧夏南部有為數較多的出土，其中不乏精品，如固原縣中河鄉出土的金質怪獸紋飾牌，重84.1克，長方形，造型似一猛虎，作行走狀，低首，面目猙獰，圓眼外凸怒睜，巨口張開，利齒外露，四趾錯列連接構成底邊，長尾下垂構成側邊，身部用簡潔的勾雲紋、條紋飾出虎之斑斕狀，尾部飾凹葉紋。固原縣潘家莊農場出土的鎏金虎紋飾牌，長方形的塊板上留有邊框，內浮雕出虎形紋飾，虎體大肥碩，作行走狀，低首，圓眼外凸怒睜，巨口張開，利齒外露，額部有一辮狀物向上平貼於背部，束端飾鳥頭，尾下垂，背部平素，有兩個系扣用的橋形鈕。還有金質翼馬紋飾牌、金質虎抱鹿扣飾等。也有銅質虎噬羊紋飾牌、子母豹紋飾牌、獅子扣飾牌、人駝紋飾牌、奔牛紋飾牌等，典型器物有彭陽縣草廟鄉張街村出土的人駝紋飾牌，一駱駝前肢後屈，後肢前屈作平卧狀，昂首，圓眼，尾藏於臀下，上騎一人，身著長服，腰系帶，下擺寬鬆，右手前握駝鬃，左手倚駝後峰，回首，目視後方，背面有一弓形小鈕。另有羊、鹿、狗、驢等渾體動物飾，用飛禽如鷹頭和野獸頭裝飾的器物大量出現，這些無疑為北方青銅文化增添了豐富的實物依據。
骨器在這個區域內出土數量僅次於銅器，較周圍地區發達，器形呈現出了多樣化，可以與青銅器相媲美，使用範圍已經擴大到了生產和生活的許多領域，器類豐富，有馬鑣、三瓣形器、帶扣、節約、角形器、匕、針、鈴舌、鏃、環、方形穿孔器、獸頭飾、長條形器、梯形器、長方形穿孔器、半球形穿孔器、柄形器、筒形器、弓形器、菱形器、「V」形器、骨錐形器、馬蹄形器、管飾、墜飾、珠飾等，其中鑣用動物骨骼刮磨而成，呈角形，一端粗，一端細，有的一端為獸頭形，中部有圓孔，側面有兩個長圓形孔，上面刻有寬條帶或凹槽作裝飾。節約有圓形、扁圓形、近似方形、圓管狀等種類，均為四側面開孔互通，上面有凹槽或橫條帶裝飾。這些器物大多數利用動物骨骼加工而成，工藝精良，造型別緻，採用了磨製、雕刻、拋光等精湛技藝，地方特色濃厚，是本區域青銅文化中頗具代表性的一類器物。
(三)文化的聚合與交融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發展，交往通道逐步暢達，交流範圍不斷擴大，生活在寧夏南部的戎民族與周圍其他民族交往進一步擴大，特別是與毗鄰的鄂爾多斯高原和東鄰的秦國及中原地區交往頻繁。所以這裡的青銅文化不僅受到了來自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影響，與之形成了文化上的交融對流發展，而且也汲取了來自東部秦國及中原華夏族的文化因素。幾種文化因素在這裡形成了一個交匯地帶，呈現出了聚合與交融的現象[17]。
一是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傳播衝擊。鄂爾多斯式青銅器起源於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到了商周時期已日臻成熟，與此同時擁有這種文化的部族也開始強大起來，從此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就開始廣為擴散，影響到了周邊地區。生活在寧夏南部的戎族也受到影響，使這裡的土著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所以從器型學角度分析可以發現，這裡的青銅器與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有極為相似的方面，這既有生態環境一致的因素，更重要的就是文化交流。因此，有學者把這裡的青銅器納入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範疇之內[18]。實際上這兩個區域的青銅文化均屬於中國北方青銅文化體系，只是在空間上二者分屬不同的地理範圍，在時間上二者同時平行交融發展，應該說是同一體系下的兩種區域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相互吸收比自己優秀的文化而並未放棄其原有的文化特性。
二是秦國和中原文化的輻射。春秋戰國時期秦國以武力征服了西戎十二國，中原華夏族的文化接秦人之踵流傳到了這裡，文化依靠戰爭擴大了相互間的交流。這一點集中體現在青銅兵器的出土上。自商周以來作為體現中原地區禮儀制度的青銅禮器和酒食器並沒有明顯傳播到這裡，反而中原地區的兵器在這裡有數量眾多的出土，如戈、矛的出土數量較鄂爾多斯地區為多，尤其是長鬍、中胡多穿戈，與當時流行於中原地區的同類器物形制極為相似。又如車輛是華夏族商周以來的傳統交通工具，而車馬器無論墓葬大小都出土，並且種類齊全，這說明這裡已經廣泛使用車輛，使用範圍擴大到生活和戰爭等許多領域。再如帶鉤的出土，表明中原文化影響到了戎人的日常生活習俗之中，因為帶鉤在秦漢之前是中原華夏族的傳統束帶工具，而在北方民族區域內用於人體束帶的早期工具是帶扣[19]。還有，這裡出土的錛、鑿、斧及蒜頭壺、蒜頭銅扁壺和鏨刻有「咸陽一斗三升」的銘文鼎，從形狀和銘文看，與關中地區出土的戰國秦文物相差無幾[20]。這些器物的大量出土，很顯然是汲取了關中地區秦人及中原華夏族的先進文化因素，使這裡成為以土著文化元素為主體，融合有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和中原文化元素的混合型文化區域[15]。
眾多學者通過器型學的比較研究和考察相關歷史記載，對文化命名進行了探討，並一致認為，從文化分布的時間和空間來看，寧夏南部青銅文化與史籍所載的義渠戎生存的地理範圍基本吻合，應屬於西戎義渠國，為「西戎文化」範疇，同隴山周圍甘寧地區發現的青銅文化共稱為「西戎文化」，該文化是中國北方系青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屬支系，是一種地方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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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ding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 Culture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 Period in Southern Part of Ningxia
MA Jian - jun
(Guyuan Museum in Ningxia，Guyuan 756000,China)
Abstract：There was rich developed bronze culture of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and Warring State period in Guyuan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Ningxia.The findings of this culture candate back to 1960s.Bytheend of 20th century,over 100 various kinds of cultural tombs have been found,culturally distributing at 50 places with over 10th ousands of various kind so fwares.These bronze wares are of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wares in the North」,but also show their distinctive local features,making this region become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bronze wares in the North」and bronze densely-distributed region.Therefore,this region adds new types of bronze wares in the North China.
Keywords：the southern part of Ningxia；bronze culture；findings；characteristics
本文出自：《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4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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