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崢的「中年危機」

文｜朱澈 編輯｜朴芳

2006年，34歲的徐崢演到人生中的第一部電影——《瘋狂的石頭》。

當時，寧浩把劇本發到陶虹的郵箱，本意是邀請她出演「道哥」的女朋友。陶虹和徐崢共用一個郵箱，徐崢把劇本看了，毛遂自薦，分文不取，打著飛的入組《瘋狂的石頭》。

《瘋狂的石頭》成為當年票房黑馬，是中國電影票房史上喜劇片以小博大的第一個成功案例。

之後，徐崢似乎與「票房」、「喜劇」這兩個標籤緊緊的捆綁在一起。

他在一條「說到演技派你會想到誰」的微博下翻看評論：「一千多條評論，說誰的都有，就是沒有我。」

如今，當人們談到徐崢，腦子裡立馬會想到「囧」系列——《泰囧》、《港囧》，這幾乎成了他的個人品牌。

寧浩曾說，在中國電影市場上建立一個自己的品牌，是相當困難的事，而徐崢做到了。

2012年，《泰囧》憑藉12.68億的成績，成為中國第一部打破10億票房大關的電影。

直到2015年《捉妖記》上映，才從徐崢手上接下「票房冠軍」的擔子。

《泰囧》之後，徐崢徹底走入大眾視野，他是閃耀著光環的，初次指導就打破電影票房紀錄的新興導演。

實際上，他對演戲有相當的執念。

2015年，《港囧》上映後，徐崢接受《易時間》採訪時說：「我覺得我們的市場現在還是比較低幼化的，我們最當紅的永遠不是演技派。」

因為不當紅，所以一直是被選擇的狀態，所以沒有好的機會實現自己的抱負。

在這一點上，他嫉妒王寶強：

「作為演員，我並不是一出來就有很多很好的機會找來那種。不像王寶強，本身悟性特別好，上來就被挑去演《盲井》，馬上就會被人注意到，陳凱歌導演、賈樟柯導演、馮小剛導演都去找他了。而我在當演員的時候，並沒有這樣的機會，我覺得非常被動。」

囧

1972年，徐崢出生在常熟路188弄，緊鄰上海人民藝術劇院。

小學三年級，上海市少年宮老師為兒童劇《考學》挑演員，徐崢被挑中。從那個時候起，他就認定自己會成為一名演員。

在別的同學苦苦做功課的時候，他可以跟著劇組到處演出。上海每個少年宮什麼模樣，他比誰都清楚。

順理成章地，他進入上海市少年宮戲劇班，再大一點在青年宮演出，後來直接在上海人藝演話劇。

高二的時候，他在《原罪》里與奚美娟飾演母子，放學後直接到蘭心大劇院報到，每天的功課都是在後台做完的。演出結束後，國家一級演員何政軍踩著自行車把他送回家。

他從小生活在常熟路的花園洋房，他的曾外祖父當年是擁有水廠和電廠的資本家。

然而對於1972年出生的徐崢，他在此地並沒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文革」中洋房被讓出大半，無產階級進駐，成為上海人藝的宿舍。那樣的環境里他從小被教育，「要識相」。

這個圓臉的孩子每天從洋房裡體體面面彬彬有禮地走出來，走到安福路第一小學，到市二中學，到黎明中學，不時拐到常熟路小禮堂看電影或人藝看話劇，一直走到少年成了青年。

他永遠只在那幾個點裡穿行，連郵政編碼都沒有變過。

上了大學，他對僵化的學院教育感到不滿，斯坦尼斯拉夫體系只是表演的一個派別，學院卻奉若圭臬，一個去耶魯學表演的同學告訴他說，他們開學前，老師先給你兩百個劇本研讀，自己琢磨。

他從此便愛上了「琢磨」。黃渤評價徐崢說，這個人閱片量大，好琢磨，有導演思維。

大學畢業後，他認定自己就是一個演員，「藝術」才是他的追求。

1998年，徐崢參加上海國際戲劇節的小劇場藝術節，自導自演了《擁擠》，在一把椅子上表現了40分鐘的動彈不得。

他自己設計了舞台裝置，乍看是一個框架，演出過程中逐漸被展開成為封閉空間，結束時整個人被纏裹在塑料薄膜里。

他覺得在擁擠的概念里包含的是對現實社會的不滿。

有記者來問他：你為什麼要排這個戲？你想說明什麼？那你覺得觀眾能看懂你的戲嗎？

一個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將成為藝術家的演員，突然被問倒了。

「我以前老是覺得我看的書比別人多，我是知識分子，所以我應該找到自我的訴求。文藝腔特別害文藝青年，它讓你接不上地氣，你只能傳遞一種小眾的東西，甚至可以說，你傳遞不出實質性的東西，只有一種氣息和腔調，你無法去影響別人的價值觀。藝術應該是一種手段，個人那些東西，應該放到後面去。」

後面幾年，舞台劇不景氣，他轉向影視劇，出演的第一部作品便大獲成功——《春光燦爛豬八戒》。

這部電影讓他背負了好多年「豬八戒」的稱號，就連他進組《瘋狂的石頭》，寧浩對他的印象都是那個「演李衛的豬八戒」。

影視劇為他打開了觀眾緣，他憑藉在影視劇中積攢下來的人氣，回到話劇舞台，話劇票房跟著上漲。

之後他又出演了《資本·論》、《最後一個情聖》、《商鞅》、《他沒有兩個老婆》等一系列話劇。

核心

徐崢的中年危機始於20歲。

那一年他禿頂了。

「少年禿頂」這回事，跟他後來出演的電影有點類似，都帶點黑色幽默的味道。

禿頂不過是表徵，徐崢的確比同齡人更快感知到「人慢慢變得成熟的過程」。

高中時候，母親出國，留下徐崢和父親獨自生活。

大學一年級，父親去世，擋在前面的一排樹木轟然倒塌。

走向成熟的過程必然是艱辛的。功成名就之後，徐崢很想跟父親聊聊，說一說自己人生中每一步的變化，和長期以來伴隨的「中年危機」。

他認為「中年危機」的「危機」兩個字很有迷惑性。

其實中年危機想要討論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才是對的呢？我們應該怎麼生活？

這個問題想不明白，沒有答案，需要通過各種各樣不同的故事來尋找答案，來試圖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每個導演的作品都會有一個核心，會表現內心需要解決的問題。就像周星馳，不管拍多少電影，劇情有多麼無厘頭，他的核心始終有一個——「愛情」，裡面總有一段極為純粹的戀愛。

以「中年危機」為線索，幾乎可以把徐崢所有的作品串起來：《愛情呼叫轉移》里經過七年之癢，要與妻子離婚的徐朗、《人在囧途》中在妻子和情人間徘徊的李成功、《泰囧》里為了事業不要家人的成功人士也叫徐朗、《無人區》里被丟到大西北的城市律師潘肖、《港囧》里糾纏於「白玫瑰和紅玫瑰」問題的徐來……

再到如今《我不是葯神》中的程勇。

徐崢塑造的人物幾乎都是中產階級形象，反映著當下普遍的中產階級焦慮。在他看來，所謂喜劇永遠是從人物和人物關係中出發。

比如精緻的都市中產陰差陽錯下遇上了擁有樸實價值觀的社會底層人士，爆發出的笑料真實而自然。

《我不是葯神》中前半段也有類似「笑料」的情節，但所有看過影片的人絕不會以「喜劇」去定義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角色所反映的內核是徐崢一以貫之堅持想要表達的核心：「我們應該怎麼生活？」

所以他選擇出演這部電影，並擔任監製。

完全不用驚訝為什麼徐崢這次演的不是喜劇。

他絕不會以「喜劇演員」定義自己，他一直想做一個好的演員。

平衡

《我不是葯神》里，徐崢飾演程勇。

這部電影豆瓣評分高達9分。很多人評價這部影片有「韓國質感」。

它反映了現實的社會問題，主角性格豐滿，並不「完美」，而在重大抉擇面前，又能保持內心的「善」。

就像《辯護人》和《計程車司機》里的宋康昊。

宋康昊在豆瓣的影人簡介里是：「在韓國極具票房號召力，是演技備受肯定的頂級明星。」

徐崢並不如宋康昊純粹。

他雖然號稱「想做一個好的演員」。但大眾對他的刻板印象停留在「囧」系列裡。

這當然不能怪大眾，這是他為自己親手套上的樊籠。

事實上，中年危機來的比他自己描述的更加複雜。

一方面他的確有自己的藝術追求，想在演技上、創作中完成某種「抱負」；而另一方面，他在資本與藝術中努力尋求著平衡，而在資本運作上，他似乎更加得心應手，堪稱優秀的產品經理。電影之外，他更是一個精明並且善於理財的上海男人。

遠比他描述的更加複雜的中年危機還包括外界對於他和陶虹的婚姻的揣測。

他在多個場合里表達過對陶虹的感謝，他們共同養育孩子、共同運營公司。無論是事業上還是家庭上，陶虹無疑都是徐崢的最佳伴侶。

2005年，陶虹做客《藝術人生》，徐崢作為家屬陪伴在側。原本「女強男弱」的局面，因為婚後陶虹回歸家庭，徐崢拍出《泰囧》而有了顛覆性的改變。

徐崢在這一過程中與陶虹的關係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我們不得而知。無論如何，在台前他們依然是攜手共進的夫妻。

在電影藝術的追求上，徐崢坦言自己可能一輩子都做不了李安，無法有偉大的作品問世，他怪自己做導演起步太晚。

作為演員，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在舞台上摸爬滾打，直至今天，依舊對優秀的故事和角色痴迷不已。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徐崢已經46歲了，在中國的現實環境、電影市場有自己深刻的見解，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呈現一個好的作品，他在努力尋找答案。

徐崢40歲才當導演，對於四十不惑，真的不惑嗎？

他的回答是：「感受到時間給我的壓力」

另外一個疑問是，徐崢能成為中國的宋康昊嗎？或者說能成為我們的阿米爾·汗嗎？

一個演員、一部作品能夠改變一個國家是何等幸事。很多人都期待著徐崢能夠朝這個方向努力。

這個問題需要他、中國的電影市場、以及更廣闊的社會環境來共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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