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國家的電影，不止這一部
從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始，朋友圈刷《我不是葯神》的節奏，就沒停過。甚至，這熱潮，一浪高過一浪。
我們振奮於我們終於也有了這樣一部電影：儘管電影語言甚至並無多少創新，但它帶來的震撼卻是前所未有的。
它直面現實，無限接近於我們所渴望的，所謂「改變國家的電影」。
聽著呂受益(王傳君飾)身上被掏個大洞的哀嚎，我哭；看著黃毛(章宇飾)獨自蹲在角落，摳橘子吃，我哭；看著人群十里長街送囚車裡的程勇(徐崢飾)，我也哭。
但淚痕幹了，故事卻沒有終結。哭過後，每個人的心改變了一點點，積少成多，世界就有可能不一樣。
那麼多國家，被電影改變著。而此刻我們也是，真好。
1
韓國
「改變國家的電影」這一稱號，從《熔爐》流傳而來。
2000年開始，韓國光州一所聾啞學校的數十名教職工，甚至包括校長，對學生長期性侵。但直到2005年，事情才浮出水面。然而，案件最終，主要的當事者，卻都只被判緩刑。
2011年，《熔爐》上映。
它很克制，去掉了真實事件中，尋求正義者被暗殺的情節；將涉案的人渣，縮減到校長、副校長、一名老師。但孩子幼小身體與心靈的重創，依然震動了整個大韓民國。
當時的韓國，被性侵對象年過13歲，雙方可以私下協商解決；犯下性侵罪行，公訴期只有七年。
隨著電影上映，民間抗議聲越來越大，推動案件重審。而在重新調查的過程中，公檢法正視現存法律存在的問題。
電影上映37天後，「熔爐法」以207票支持，1票棄權通過。只要性侵幼童，便沒有追訴期一說，一朝犯罪，便永遠可能面對審判；十年以上的量刑，也改為最高無期徒刑。
此後，《素媛》《辯護人》等韓國電影一出，我們都要感嘆：為什麼，別人家的電影能夠改變國家？
2
印度
第二個讓我們受刺激的國家，是印度。
其中，讓我們受刺激最大的，又是阿米爾汗。《地球上的星星》讓印度人發現，自閉兒童長期被忽視；《我的個神啊》直面印度最複雜的宗教問題；還有後來的《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不斷反思印度女性的地位問題。
但讓咱痛感最強烈的，是《三傻大鬧寶萊塢》。因為片中的應試教育、填鴨式教學，太心有戚戚。
電影中的學生，完全可以建模一兩個，再用粒子系統複製出來。反正也都是同質化的目標，同質化的行為模式：死記硬背，考上印度理工，考不上就想法子出國，念麻省理工，畢業後做個工程師。
印度學生被溺死在這樣死氣沉沉的教育氛圍中，根本沒有空間去反思，這樣的制度是對是錯。而《三傻大鬧寶萊塢》在故事中放入了一個離經叛道的蘭喬，他和校長頂嘴，不按學校教的行事，猛烈地撞擊這個固化的體制。
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是，雖然形容它也是「改變國家的電影」，但實際上，大部分家長在影院里前腳剛看完這部電影，後腳就趕孩子回家做作業了。如果從制度角度而言，什麼也沒有改變。
但它的珍貴，正是在於與當下的對抗。
千足之蟲，死而不僵，制度的改變當然不是一朝一夕，一部電影之功。但它，讓人們從習慣成自然，到漸漸意識到、覺醒。非要改變了制度才是改變國家嗎？不，電影不負擔這種義務。何況，觀念的轉變，正是自下而上改變的第一步。
後來，還有《廁所英雄》《護墊俠》等等新鮮血液注入，每一次著眼點都是小的，不過一間廁所，一塊護墊，或一個孩子，一場比賽，但這點點滴滴累加起來，質變，只是早晚的事。
3
美國
連美國，也被電影改變過。
看過《平常心》的應該明白，當艾滋病被發現，同性戀患者，生活在身體和心靈的雙重地獄中。
腐爛的身體、病痛的折磨、死亡的恐懼，都只是痛苦的一部分，來自直人的歧視，和對自己取向的懷疑，甚至是更大的災難。
美國的80年代，籠罩在艾滋歧視和恐同症的陰雲中。
一次民意調查顯示，51%的人認為艾滋病人應該被隔離，甚至還有15%的人認為，應當給艾滋病人紋身，起到「標記」的作用。
改變這一切的，是《費城故事》。
它在好萊塢主流電影中，第一次直面同性戀話題。它聰明地讓丹澤爾·華盛頓演了一個恐同、害怕艾滋的律師米勒，讓銀幕前的觀眾跟隨他一起摒棄偏見。
今時不同往日，如今的同性題材，是文藝片的招牌，同性兩個字一亮出來，就代表著唯美、深刻。但彼時，同性兩個字，本身就像病毒，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不消說堂而皇之進入大銀幕。
但就是這部電影紮實的敘事，真實的情感，喚起了人們的共鳴，將人們心中那堵莫名其妙的牆，推倒了。
4
英國
好事要成雙，也有這麼一部電影，變英國為腐國。那是1961年的《受害者》。
這個年份很微妙。1885年刑法修正案頒布後，同性戀行為就一直被視為犯罪。包括王爾德、圖靈在內的知名人士，都因此入罪。直到1967年，同性戀非罪化條款才通過。
而《受害者》可謂頂風作案，成為英語世界中，第一部同性戀題材電影。男主角愛慕的男人，因為受性向曝光的威脅，而自殺身亡，男主角因此開始了復仇。
沒有一個人願意出演這樣一個角色。它並不僅是影響職業生涯的問題，甚至有鋃鐺入獄的危險。而最終出演的博克·博加德，到多年後，才敢公開承認，自己也是同性戀。
這部電影在民意上開了一道口子。1967年同性戀非罪化的通過，就有它的一份功勞。
5
比利時
達內兄弟拿下的第一個金棕櫚，是憑藉《羅塞塔》。片名中的羅塞塔，只是個17歲的姑娘，卻和母親流浪街頭，住在流動車裡，還要擔負起掙錢養家的責任。
電影在觀眾中和電影節上都引起強烈反響，連比利時立法機關也不得不注意。之後，專案組對現行法律進行研究，修改了勞工法，明確規定，即使青少年工人，也應該同工同酬，壓低價格，視為違法。
6
以色列
有的時候，電影有心改變國家，國家卻未必願意被電影改變。
塞繆爾·毛茨處女作《黎巴嫩》、第二部《狐步舞》，都聚焦祖國以色列常年不停歇的戰爭。
《黎巴嫩》是一群士兵在坦克的密閉空間中，從圓形的瞄準器的逼仄視野中，目睹了血流成河。
《狐步舞》則是士兵荒誕的死亡。他想讓每個孩子的父母看到，送孩子上戰場，是多麼無謂的事情。
可惜，以色列文化部長怒斥：這是給了敵人抨擊我們的武器。
7
伊朗
無獨有偶，同在中東，伊朗也是積重難返。
賈法·帕納西從執導筒起，就致力反映伊朗的社會現實。《生命的圓圈》《越位》刻畫伊朗女性生存狀況，《深紅的金子》則看到了伊朗貧富分化。
柏林也授予《越位》銀熊獎。
2010年，官方終於聲明，賈法危害國家形象，20年內不能製作電影，也不能離開伊朗，不能接受任何採訪。
但他還是執意拍攝，2015年，一路記錄伊朗社會的《計程車》獲得柏林金熊獎，他卻因不能出境未能出席。小侄女代領的金熊，看起來不大是滋味。
所以後來，好友阿斯哈·法哈蒂在《一次別離》中，各種避讓。片中的妻子表示不能讓女兒在這樣的狀況中生活，所以要出國。卻又不說明，是怎樣的狀況。
8
巴西
《上帝之城》上映後，巴西貧民窟的犯罪率急劇下降。
它展示了里約貧民窟的混亂情況。孩子們幾乎從小就生活在槍戰與黑幫亂斗之中，難以獨善其身，宿命般走向犯罪道路，貧民窟，便永遠難以脫離犯罪生生不息的輪迴中。
但是，犯罪率下降只是一時的。其原因是政府派遣了更多的安全部隊，卻沒有從根本上消除人們的貧困。2015年巴西經濟衰退，貧民窟狀況再度惡化。
9
巴基斯坦
《河中的女孩：寬恕的代價》，記錄了一件真事。一個巴基斯坦女孩被父親投入河中，起因，是她與愛人私奔，損害了家族榮譽。
而在巴基斯坦，這種所謂的榮譽殺人，每年有1000起。社會默認，法律縱容，殺人者很容易逃避制裁，逝去的生命，卻回不來。
看過這部紀錄片後，總理夏里夫承諾，將修改關於榮譽殺人的法律。2016年10月，法案正式出台，與電影上映，正好隔了一年。
10
中國
寫了這麼多，其實我還是想說：
我們也有《我不是葯神》了。
也許改變仍然微乎其微，也許電影在現實面前仍然因為商業的或其它的原因，有些失焦。
但我們總算有了這樣一部，活在現實里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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