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爸2018年50本讀書筆記之二十《林徽因與梁思成》費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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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逸爸分享的第二十本書《林徽因與梁思成》

費慰梅

費慰梅英文名Wilma Fairbank 1909-2002

研究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的美國學者，出身哈佛世家，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夫人。抗日戰爭期間，曾在重慶任美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贊。

同為艱難亂世的親歷者，兼具親密摯友的特殊身份，費慰梅也許是最有資格講述林徽因與梁思成傳奇故事的人。

費正清夫婦與五四時期的知識精英交往甚密。他們來到中國後大約兩個月，便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見如故。費正清夫婦的中文名字，是由梁思成所取。他們成了終身好友。

費慰梅將梁思成與林徽因的故事，以時間的順序，切分出了五個部分，它們分別是：啟蒙時期（1901-1928年）；多方面的成就（1928-1937年）；經歷抗戰（1937-1945年）；戰爭與革命之間（1945-1949年）；在共產黨政權下（1949-1972年）。

相比起有些關於林徽因的傳記，我在此本書中，看到了更多林徽因真實的部分，性格、歷史細節、人物關係等，當然也包括更真實的梁思成。費慰梅在前序中說道，「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追述他們及那一代人的命運，也為了紀念他們的成就、創造力、仁慈以及支撐他們勇氣的幽默感。」

中國最牛父親

梁啟超對子女的深遠影響，作為一個父親，梁任公是非常稱職合格的。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和一位父親的我，對梁啟超作為父親的角色向來持有欽佩之情。

梁啟超一共養育了十四個孩子，每個孩子長大以後都成為了有益社會的人，其中幾個更是成就斐然，比如梁思成，中國建築學家；梁思永，中國現代考古學家；梁思禮，中國火箭系統控制專家；梁思達，著名經濟學家；梁思順，詩詞研究專家；梁思庄，著名圖書館學家；梁思懿，社會活動家。梁啟超因此被譽為「中國最牛父親」。

梁思成告訴費慰梅，「在天津的家中，有一項他很喜歡的家庭習俗。當父親在家的時候，全家人六點半準時圍著一張圓桌坐下，我們兄弟姐妹約在二十分鐘內匆匆用完晚餐，父親和母親則淺飲小酌。父親開始談他正在寫的主題——詩人和其他人人物的傳記、歷史、政治哲學、古典文學、儒家學者和其他各學派的學者思想，一談往往就談上一個鐘頭。

瞧，多麼有文化氣息的家庭氛圍。逸爸保持閱讀習慣，且儘可能廣泛地閱讀各類書籍，早期也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

在14個子女中，梁啟超最鍾愛長女思順和長子思成。同時，他對好友林長民的愛女林徽因也頗有好感。

林長民是個藝術家，學問好又有官位。兩家可謂門當戶對。在兩位父親的撮合下，十五歲的林徽因與十八歲的梁思成結識了。根據傳統習俗，兩位的年齡可以成親，但兩位開明的父親把選擇權交給了他們，等到林徽因與梁思成真正走在一起，中間相隔了四年。四年期間，林徽因隨父親走過半個世界。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第二年，國際聯盟成立，中國也成立了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而林長民就是發起人之一，兼任理事。他為了國聯的事務常駐倫敦，便把女兒帶去做伴。林徽因也成了父親的翻譯，因為她在上海和北京的學校里就掌握了流利的英語。她在倫敦的聖瑪麗女子學院繼續讀書。

在倫敦的日子裡，林徽因有了一位重要訪客，他就是一身才氣的徐志摩。我們知道，徐志摩對林徽因一見鍾情。林徽因，對徐志摩也有好感。但兩人沒有走在一起。用費慰梅的話說，」徽因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熱忱和他對她的狂戀所迷惑。他的出現只是她生活里的一個奇遇，不至於讓她背棄家裡為她已經選好的婚姻。」從中可以看出，林徽因像普通女孩一樣，憧憬一份浪漫，但有著非凡的理性意志。

林徽因當時的婚姻觀，主要是受到她母親的影響。梁思成回憶說，多年來，徽因和她傷透了心的母親同住，使她一想起離婚就惱火。徐志摩可能在當時對徽因說他想離婚，並向她求婚。徽因無法想像自己將走進這樣一種人生關係，她自然聯想到母親的羞辱。

林徽因與梁思成建立感情，是在他們一同在美國留學的日子。他們一起同甘共苦，在賓尼法尼亞大學裡勤奮學習。從1924年兩人入學，到1928年3月21日，兩人在總領事館結婚，他們不僅在建築學領域打下了紮實的專業學術根基，還豐收了愛情與婚姻。

回國後，他們受聘於東北大學，當時的校長是大帥張學良，正值東北大學蒸蒸日上之時。梁思成主要講授中西建築與設計，林徽因負責主講美術與建築設計。林徽因還被邀請設計東北大學的校徽。

好景不長，1931年日本佔領滿洲，夫妻兩人被迫離開東北，回到北京。梁思成在北京進入了一個小型機構——中國營造學社。從此，他的餘生都在為研究中國古建築而奮鬥。林徽因，則是他最有力，最堅定的支持者。他們過著艱苦但非常充實的生活，艱苦體現在遊歷全國各地尋找古建築時，簡陋的生活條件；充實，體現在他們時常有驚人的發現，有美景相伴。

在書中，費慰梅常引用林徽因給她寫的書信，來展示他們當時的境況。有一段林徽因是這樣描述的

「我們再次像在山西時那樣輾轉於天堂和地獄之間。我們為藝術和人文景色的美和色彩所傾倒，卻更多地位我們必須賴以食宿（以便第二天能有精力繼續工作）之處的骯髒和臭氣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懶。我老忘不了慰梅愛說的名言：「惱一惱，老一老」——事實上我堅守這個明智的說法，以保持我的青春容貌……這次旅行使我們想起我們一起踩著爛泥到山西靈石去的歡樂時刻。」

都說林徽因性格中充滿了樂觀與豁然，這點在她的很多書信與作品中，都能不費力地得到印證。

1935-1937年7月7日期間，北京的生活至少表面上還算平靜。梁思成保持著一直忙碌的狀態，與其團隊運營著營造學社。林徽因也常陪伴梁思成去鄉野實地調查，尋找古代建築。

其中最令他們興奮的是1937年初夏時節，在山西五台山發現的唯一唐朝木構建築的佛光寺。如此重要的發現，讓他們覺得一路艱苦探尋是值得的。梁思成在日記中如此描述：照相的時候，蝙蝠見光驚飛，晦氣難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萬萬的臭蟲，工作至苦。我們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山頂內，與蝙蝠臭蟲為伍，或爬到殿中構架上，俯仰細量，探索唯恐不周到，因為那時我們深怕機緣難得，重遊是不容易的。

要說鄉野古建築的探索是苦中帶甜的話，那當日本軍隊佔領北京後逃難的日子就只剩下苦味了。他們拖家帶口，逃難的路上，經過了天津，坐船到青島，途徑了濟南，到過漢口，最終在1937年10月1日到達長沙，而出發的那天是9月5日。然而長沙並不安全，林徽因在信中記錄道：在日軍對長沙的第一次空襲中，我們的住房幾乎被直接擊中。炸彈就落在距我們的臨時住房大門16米的地方，當時我們——外婆、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

所以，長沙當然不是終點站，他們很快被迫遷移至下一站：昆明。途中，林徽因還得了嚴重的支氣管炎，肺炎，還高燒不斷。林徽因回憶，「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點，摸黑搶著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車，到早上十點這輛車終於出發時，已經擠上了二十七名旅客。這是個沒有窗子、沒有點火器、樣樣都沒有的玩意兒，喘著粗氣、搖搖晃晃、連一段平路都爬不動，更不用說又陡又險的山路了。」

在昆明，梁思成和林徽因當然不是住在城內，為了逃避轟炸，在距離昆明十四公里的一個叫龍頭村的小村莊住下。他們自己設計了三間住宅，但生活依然異常艱難。冷熱自來水都沒有。第一樣買回的物品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有近一米高，用來儲存挑進屋裡的水。天黑了，要點菜籽油燈，但那也很貴，所以最好還是跟村民一樣，天一黑就睡覺。一身才氣的林徽因，也變成了「糟糠典型」：「一起床就洒掃、擦地、烹調、洗衣、鋪床。在困難的三餐中間根本沒有時間感知任何事物，最後我渾身疼痛著呻吟上床，我奇怪我自己幹嘛還活著。」

漂泊的日子仍在繼續，不久後全家又搬遷到四川的一個古鎮——李庄。如今的李庄成了著名的旅遊景點，而在當時，用梁思成的話說「這個鳥不生蛋的該死小鎮」。困難沒有撲滅梁思成與林徽因對建築研究工作的熱情，相反，他們一直想做件更有意義的事：編輯中國第一部建築史。為了同時能出版英語版的建築史，林徽因當時還專門寫信給費正清，請求幫助把一些關於中國建築的圖稿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解說，然後製成縮影膠圈，寄到美國出版。英文文字部分隨後付印，中文文字則在中國印製。

費正清當然非常願意幫這個忙，於是梁思成為了完成他的繪圖，不得不徹夜工作，晚上他的光亮來自那盞菜籽油燈。當時，思成梁思成的頸椎灰質化病變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頭來，他身穿馬甲，下巴支在一個花瓶上，伏案作圖，為的是利用花瓶這一支點，承受頭部的重量，減輕背脊的重負，畫圖時不斷調節花瓶的位置，其艱難可以想像。（當時梁思成的體重減到了47公斤）而林徽因也病卧在床上，翻閱《二十四史》和各種資料典籍，為書稿作種種補充、修改、潤色。

這種工作熱情，當時深深感動了前來探望的費正清。他說：「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於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在顛沛流離的生活狀態下，兩人的身體狀況一直不佳，窮苦的環境和繁忙的工作始終沒能讓他們得到充分的修養。在新中國成立後，兩人繼續為政府工作，都染上了肺結核。林徽因還奇蹟般地撐到了1955年，離開這個世界時，年僅51歲。說奇蹟，是因為早在1945年，一個名叫艾樓塞的醫生曾告訴過費慰梅：林徽因的健康非常糟糕，將不久於人世。

梁思成的境遇，在解放後，完全沒有得到改善。他力爭保全北京古建築，可當時新中國部分思想腐朽的官員認定有些古建築是封建時代的象徵，不值得一留。1952年至1953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梁思成還被迫寫下悔過書，批判父親梁啟超的保守派改革主義。接下來的幾年裡，他花了大量時間學習馬列主義，1959年成為共產黨員。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還能專心地在自己的領域工作，期間還代表中國參加過一些國際建築會議，讓他獲得了些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