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為什麼總是能把社會話題片拍得這麼精彩？
在我們為《我不是葯神》這種電影拍手叫好的時候，很多人都會談到，影片非常像韓國電影，關注社會話題，關注普通人生活。於是，在《葯神》內地大賣的同時，又一部韓國社會話題影片，正在韓國熱映當中……
相信，大家一定都還記得去年的韓國電影《我能說》。
羅文姬飾演的熱血奶奶一意堅持要學習英語，只為了在庭審上代表曾經被侵犯的「慰安婦」受害者，用英語發聲。
《我能說》
同樣的題材，韓國的《雪路》《鬼鄉》站在少女們的角度，控訴了日軍的慘無人道。
《雪路》
《鬼鄉》
中國的《二十二》與《三十二》，則用紀錄片的方式，留下了老奶奶最後的影像。
《二十二》
感謝現代觀眾的關注，讓這些歷史傷痛電影，特別是「慰安婦」受害者題材影片在近幾年頗受重視。
電影以不同的形式，試圖向大眾還原這段歷史，並講述她們在戰後同樣不幸的晚年生活，窮苦、病痛，被旁人冷眼相待，屢屢上訴卻等不來一個正式的道歉。
而今年，新晉大熱的韓國電影《她的故事》，則再次聚焦那些「慰安婦」受害者們，而且，同樣非常感人。
《她的故事》
電影以「關釜裁判」為原型，講述了在1992年到1998年的6年間，10名受害者23次往返日本下關和韓國釜山，最終取得了以日本政府為對象進行的無數法庭鬥爭中唯一一次勝訴。
雖然沒有特別大的宣傳，電影仍然取得了不錯的票房和評價。
（*評分3.5/5，是上映中的韓國電影里評分最高的一部。）
電影整體完成度中上，看得出導演很克制，沒有刻意安排韓式催淚。
最重要的是，與此前的「慰安婦」受害者類型電影不同，《她的故事》在還原歷史的基礎上，引入了一個更現代的視角：強勢女性幫助弱勢女性發聲。
金喜愛飾演一個在釜山經營旅行社的女老闆文靜淑。文老闆每天穿著考究，忙的腳不沾地，定期和地區女老闆們進行上流聚會。標準的九十年代商業女性精英形象。
（*電影正在上映中，預計資源會在下個月出。）
當然，她的性別觀念也非常「九十年代」。看到新聞里公開發聲的「慰安婦」受害者，她對看電視的女兒說：「你要是和那個奶奶一樣，失誤一次，你的人生也會就此完蛋。」
金海淑飾演「慰安婦」受害者，也是文靜淑家裡的保姆裴正佶。
日軍戰敗後，殘忍地遺棄、殺害了一批「慰安婦」和「女子勞動挺身隊」受害者，只有少數倖存者回到故國。
因為害怕他人冷眼相待，只能凄慘、隱忍地活著。過去的這段歷史，帶給裴正佶的除了不堪的回憶，還有一個帶著先天疾病出生的兒子。她抬不起頭，帶著兒子蝸居在地下室。
聽到文靜淑對「慰安婦」新聞的無心之言，裴正佶默默辭職，離開了僱主家。苦於沒有錢給兒子治病，裴正佶不得以只好去領取給「慰安婦」的補助金。
文靜淑和她所在的「釜山女性經濟人聯合會」攬下了「慰安婦」受害者的救助項目，在公司內部設立了一個傾聽受害者故事的熱線電話。
她這麼做，並不是什麼真心慈善，無非想做點慈善公關，營造一下良好的公司形象，過一陣就撤攤子走人。直到她看到裴正佶來領取補助，才意識到歷史的受害者就生活在自己身邊，而自己輕蔑的態度給她們造成了第二次傷害。
她開始提著禮物四處奔走，想做點什麼補償受害者們。由她牽頭的6年23次庭審就從這裡開始。
事實上，文靜淑一角的原型人物，今年已經92歲的金文淑老人，為了這場來之不易的勝訴花費了約20億韓元（約合1200萬人民幣）。
直到今天，她還常常去釜山的「民族與女性歷史館」里幫忙，給參觀的學生講解歷史。此外，她寫作了7本相關書籍，把探究「慰安婦」問題真相作為畢生的「事業」。
金文淑老人
六年里，她在沒有政府幫助的情況下，一次次拜訪有受害經歷的老人。自己掏腰包，帶著老人們往返釜山和下關，參加庭審。個中的金錢花費不必說，負責上了年紀的奶奶們的一應食宿、傾聽她們時而模糊時而錯位的記憶、經受日方的消極對待、一次次無功而返。
在法庭內外，有日本的右翼分子暴力相向，連辯護律師家開的小餐館，也因為收留老奶奶們而遭到屢次三番的破壞。
這些在電影中出現的情節，全都是金文淑老人實際經歷過的事。
在這條充滿艱辛的抗爭之路，一切付出恐怕已經不是用最初的自責、內疚可以一句話帶過的。上面這些迫害完全可以成為中途放棄的理由。別忘了，那是二十多年前，了解「慰安婦」受害者歷史的人只是極少數。
1992年12月25日，居住在釜山市等地的3名「慰安婦」受害者和7名「女子勞動挺身隊」受害者在日本山口縣下關市起訴。經過6年的訴訟，1998年，下關地方法院判決原告部分勝訴。
這個結果，是至今為止，日本司法部歷史上，關於「慰安婦」問題作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勝訴判決。
該判決主要認為，根據國家的同一性原理，現在的日本政府必須繼承舊政府的責任，有謝罪與賠償的責任。這樣的責任需要藉由立法來實現。那麼，在國會立法應作為而不作為的情況下，現在的日本政府要負起賠償的責任。原告的請求自然成立。判決中還提到，「慰安婦」是具有性強制、民族歧視的女性歧視，對此擱置不管的話，等同於放任憲政秩序不管。
但是，該判決並沒有同意由日本政府公開道歉的請求，同時駁回了7名「女子勞動挺身隊」受害者的起訴。並且，面對這樣一個比較符合現代人權觀念的判決，在一審之後，日本審判庭被替換，日本政府立即提出抗訴。2003年，日本最高法院最終推翻了一審判決，奶奶們無法接受任何賠罪或賠償。
通過無數的電影電視、新聞報章，也許，現在說起「慰安婦」的話題，大家都已經有所了解，更知道應該帶著什麼樣的態度去談論它。但是，不過十年、二十年前，我們社會裡的大部分人是怎麼看待這件事的呢？
在《她的故事》里，借計程車司機說的一段話，我們看到大部分不關心、不了解的男性和女性，一說起受害奶奶們就言及「失去了貞節」、「罪惡、羞恥」、「背叛了國家」等等。
了解了事情來龍去脈的女性呢，她們比誰都清楚，「慰安婦」受害者是歷史中遺留的弱勢女性，但是，因為社會的主流意見很難被改變，去幫助數量不多，力量微弱的受害者奶奶們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於是她們選擇了沉默。
《我能說》很大程度上刻畫了羅玉芬奶奶的主動堅持和突破。《她的故事》這部電影，則傳達出文靜淑和她周圍的女性對弱勢群體的一種支持與理解。
《我能說》
讓大家理解多年沉積下來觀念的錯誤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可是，如果當時沒有金文淑奶奶第一個出頭，就不會有那麼多新聞來曝光這場官司，海外的民間團體和支援會不會成立，隱姓埋名過苦日子的奶奶們不會有底氣站出來控訴罪行，整個社會對「慰安婦」受害者的認識不知道要退後多少。比起審判結果是輸還是贏，沒有人來關心和關注，才是真的沒有希望了。
身為一個女性，有人過得幸運一些，接受良好的教育，沒有受到過性別歧視，成年以後依舊過著優越的生活。
然而，也有很多女孩子，生下來就沒有得到家庭的關愛，還在未成年的時候就受到來自同學、親戚、長輩的侵犯，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權利，被迫出去打工賺錢，好不容易攢一點錢，要寄回去補貼家用，有時候一個疏忽就被人騙的影子都不見了。這樣的新聞不是一兩天，也不是一兩件。
更令人鬱悶的是，文明的司法對這些受害者起不到幫助，和「慰安婦」受害者一樣，痛苦不會因為一紙終戰協議就結束，現代弱勢女性的無力也不會因為社會經濟的飛躍式發展而被治癒。讓弱勢群體感到不安，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擁有優勢社會資源的人也許不是推動犯罪的那個人，但因為他們的不作為和放縱，試圖將醜聞不作聲張地控制在最小範圍，反而讓弱勢群體感到了受傷。只是可能身處其中的每個人不自知而已。
之前也有人說過，「慰安婦」受害者題材的作品好像很容易在網上形成話題。特別是韓式煽情，變成了一種很多導演都駕輕就熟的伎倆。怎麼樣才能避免把歷史的傷痛變成情緒營銷，《她的故事》跳出歷史痛苦的局限，為我們提供了現代社會意義上的啟示。
不管怎麼樣，如果能有一個強勢的女性替生活在夾縫裡的人發聲，給她們鼓勵，多少能讓弱勢的一方感覺到生活下去的慰藉和底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