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哲學 人性解釋

創造秩序與摧毀秩序並行不悖——人類就是這樣的物種。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在於，人類對秩序的建立和摧毀不只是局限於其自身的行動範圍，而是無處不在，甚至可以說是涵蓋全部自然領域、整個地球。

黑格爾是他以前每一位史學家的批判者，在以後的時代中，他也是歷史的良知。在研究歷史意識問題時，沒有人能接近於獲得黑格爾那種眼光和深度，即使是氣質與興趣範圍與他最相近的哲學家克羅齊也做不到。

然而，很少有史學思想家願意深入他們自己關於歷史的成見之中，也不願深入從其研究中得出的那種知識中。這些以歷史為職業的史學家整日里忙於寫作歷史，也沒有時間去仔細考察一下其行為的理論基礎。

黑格爾試圖提供的有關歷史知識的證明理由，看來就沒有這個必要，更不必如此啰嗦——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正當黑格爾在深思歷史學作為一種特殊意識形式所需要的理論證明這個問題，並嘗試著界定它與藝術、科學、哲學、宗教意識的關係時，歷史研究已經職業化了。歷史學曾是一個普通的研究領域，它是由業餘愛好者、外行以及好古者培育起來的。現在有一個普通領域轉向一個專業學科，看來它有足夠的理由可以把歷史編纂與「歷史哲學」沒完沒了的思辨分割開來。

1810年，柏林大學設立歷史教席，巴黎大學設立教席是1812年。不久，編輯出版歷史檔案的團體也建立起來。《德意志史料集成》小組於1819年建立，巴黎文獻學院於1821年建立。1830年以後，在各國民族主義者的推動之下，這些團體及時獲得了政府提供的補助。歷史學這個職業逐漸學術化了。教授職位形成了一個知識階層，它致力於推動和教育一種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歷史學；訓練、確認行業新人，保持優秀的研究水準，運作專業範圍內的聯繫機構，並且總體上滿意於處於大學的人文和社會科學部門之間的特權位置。在這種歷史領域的學科化過程中，英國落後於歐陸國家。

然而，即使歷史研究在這個時期專業化了，但其學科化的理論基礎仍未明了。歷史研究有業餘行為向職業化的轉變並不像其它領域，如心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轉變那樣，伴隨著那種觀念的變革。

有關「史學方法」的指導基本上包括一項規定使用最精細的文獻學技術來批判歷史文獻的原則，還有就是一整套言論，用來闡明在其批判的文獻基礎之上，什麼是歷史學家不應該做的。例如，很快就形成一種陳詞濫調，認為歷史學不是形而上學或宗教的分支，把歷史知識與他們混在一起正式導致歷史意識墮入「歷史哲學」這一異類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這樣的主張，認為歷史可以看成一種「科學」與「藝術」的混合體。

可是，「科學」與「藝術」這兩個術語的含義並不明確。無疑，很明顯，史學家理應努力「科學地」研究文獻，並且確定過去「實際發生了什麼」，並且也應該「藝術地」將過去呈現給他的讀者。不過，大家通常同意，歷史學不是一門像物理和化學那樣「嚴格的」科學（即運用規律或發現規律的學科）。這就是說歷史學不是一門實證科學，而史學家應該仍然滿足於一種培根派的，即經驗主義的和歸納優先的科學家的工作觀念，這意味著歷史編纂應該繼續作為一種前牛頓時期的科學。

儘管19世紀史學大師以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的模式撰寫歷史，歷史哲學家也依據在同一組模式內闡明的立場撰寫有關歷史寫作的著作。令歷史哲學家顯得像是以極端的方式將歷史編纂科學化或者美學化的原因是，他們努力在歷史反思之上強加那種得到某一特定比喻性用法支持的語言規則。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和克羅齊都冒犯了傳統的史學家，因為他們企圖提供一種技術性語言，它要麼用來討論歷史，要麼討論史學家有關歷史的討論。

19世紀的史學大家感到，在作為其敘事寫作之根基的認識論概念和美學概念沒有得到澄清之前，歷史學既不可能成為一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也不可能成為一門純粹的藝術。

已故的柯林伍德生前喜歡說，人們以何種方式寫作或思考歷史，最終取決於他是哪種人。然而，反之亦然。在歷史解釋者為我們思考歷史提供的可選擇的圖景之前，並且由於不再有支持人們更偏向此種而非另一種歷史圖景的確定無疑的理論基礎，於是，我們不得不退回來尋求道德和美學的理由，以選擇一種較之另一種更「實在的」歷史圖景。簡而言之，康德年輕時說的是對的: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自由地構想「歷史」，正如我們可以憑自己的意願來創造歷史。並且，那種反諷性歷史觀通過被看作在歷史研究中能夠追求的唯一「實在性」和「客觀性」，而塞給我們一種不可知論，我們若是想超越這種不可知論，只需要拒絕這種反諷性觀點，並願意以其他反對反諷的觀點來看待歷史就可以了。

首先，伊壁鳩魯與早他四十年的亞里士多德類似，認為友誼是美好生活的關鍵。實際上，在古代倫理學向我們今天的倫理學的轉變中，最為顯著卻未受注意的是，友誼在論述美好生活中的重要性消失。今天，哲學家大量談論的是道德、公共善和契約的神聖性。更為粗俗的哲學家則談論財富和權力。他們幾乎不會談論朋友的重要性。人們可能會認為，現代哲學家傾向簡單地默認友誼理所當然，不值得進行哲學上的關切，但是，這恰恰是啟示性的。在伊壁鳩魯看來，友誼是體面生活的核心，或許正是這點而不是其它讓伊壁鳩魯受到尊崇，被認為是哲學家。後來，在羅馬，伊壁鳩魯派成為兩種最有影響力的哲學之一，甚至讓柏來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黯然失色。

洛克以心靈為「白板」，這就不僅拒絕了笛卡爾的理性先天論，也拒絕了加爾文的這一主張:「所有人內心中都印著某種對上帝的感知」。與此同時，洛克宣稱教育是人在道德上得以提升的途徑，他提出的這種世俗救贖法和傳統的基督教觀念即「即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乃是相悖的。這樣，洛克就開啟了這一不同形式的現代觀念:「人是可以完善的」。在他的影響下，許多人把教育看成阿明尼烏或衛斯理的預先恩典之塵世對等物。不管人們把人類完善的信心放在世俗基礎上，還是放在某種修正了的恩典觀上，結果都是同樣的:「人性觀與人之救贖的方法觀上的革命」

孔多塞表達了啟蒙運動的希望:人類恰當地運用理性與科學就能取得進步。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一書中，他將歷史分為十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有標誌性的文化事件可做區分。從頭到尾他都在堅持:基督教應當為壓迫、蠻性和迷信等衰敗跡象負責。在他所作的最後一個分期里出現的啟蒙運動，是歷史上出現制服惡和建立公平社會的最大機遇。孔多塞相信，理性與科學一道，能夠先知性地規劃人的未來命運，並且成功地除去個人和社會中的惡。

啟蒙時代觀點認為把人類知識收集出版會推動人性的完善，而之後的浪漫主義者覺得他們比啟蒙主義者更懂得人性。

聖經中對上帝和善的關係回答是:善不是某種高於上帝和上帝必須服從的東西；也不是某種在上帝之下而上帝任憑意志就可加以改變的東西；而是上帝自己的本性:表現在他的行為和屬性中，並啟示了給人類以作模仿。「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人應該不是靠「真理」活著，否則存在的每一個人蘊含著「真理」；沒有多少人會覺得存在是為了追求「理」，經學與趣。不為「理」辯護論證，便為「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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