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結的俄羅斯：我們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

天下 07-08

原標題：糾結的俄羅斯：我們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

2018年的世界盃已經進入最後的巔峰時刻，雖然在今天凌晨的比賽中，作為東道主的俄羅斯雖然5:6負於克羅埃西亞，但它也頑強地衝進了八強，創造了新的歷史。這似乎再次強化了俄羅斯在國人心中的「戰鬥民族」形象，也同時印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話：「俄羅斯似乎永遠處於創建之中。」

而試圖據此捕捉俄羅斯的面貌依舊是困難的，無論是莫斯科的紅場與克里姆林宮，還是聖彼得堡的冬宮和涅瓦大街，都無法真正勾勒俄羅斯的精神輪廓。即使對於那些長久居於其間的俄羅斯人民來說，它也是一個難解的謎。

俄羅斯地跨歐亞，土地的遼闊，氣候的嚴酷，文明的衝撞，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俄羅斯亦歐亦亞、非東非西的民族心理，由此塑造了俄羅斯民族的矛盾性格。一方面，它是如此的溫厚善良、慷慨正直且浪漫多情，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如此的陰鬱深沉、粗暴嚴苛甚至歇斯底里。

除了性格之外，俄羅斯民族的矛盾還體現為「文明」和「本土」兩個俄羅斯之間的對抗。這也是倫敦大學歷史學教授奧蘭多·費吉斯繼《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後、於2002年出版的《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中探討的主要內容。有別於英、美、德、法等「原汁原味」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在俄羅斯的現代化進程中，上流精英極力仿效已踏上富強之路的西歐國家的「文明」經驗，然而這一自上而下的國家改造並未成功馴化本土民眾，由此導致一個龐大國家的內部分化出「本土」與「文明」兩種完全不同、相互抗拒的民族文化認同觀念，進而導致俄羅斯社會的分裂。這種分裂不僅給俄羅斯的歷史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對理解東歐劇變與當下俄羅斯的社會轉型也不無裨益。

撰文 | 胡悅晗

（杭州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彼得堡

現代化進程中的西方橋頭堡

從中世紀的羅曼諾夫王朝脫胎而來的近代俄羅斯，始於彼得堡。在這裡，醉心歐化的彼得大帝以西歐國家的「文明」為樣板，開始對俄羅斯民族進行徹頭徹尾的改造。憑藉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彼得堡的恢弘建築拔地而起。這裡沒有繁榮商業與地緣政治的根基，只有彼得大帝對建立一個整齊劃一的烏托邦城市格局的推崇。

彼得大帝希望從文化上將俄羅斯人重塑為歐洲人。為此，俄羅斯人必須拋棄那些傳統的風俗，接受西式文化與生活習性。這裡聚集了越來越多的貴族精英，他們住在彼得大帝為他們建造的宮殿里，過著以華麗宮殿、進口藝術品、舞會和宴會為核心的西式奢華生活，並效忠於沙皇本人。

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於聖彼得堡皇宮前大閱兵圖。本傑明-派特森繪，約1803年。

這一時期彼得堡的貴族宮殿，是一種被公開展示的劇院。在彼得大帝的強制推行下，貴族的生活起居必須按照禮節和規範。他們像學習外語一樣學習這些禮儀和習慣。他們在自家豪宅的樓上舉辦音樂會和化裝舞會的沙龍，邀請詩人，召開詩歌朗誦會。彼得大帝對俄羅斯的改造意味著：這個國家開始以來自外國的道德、審美規範、生活品位和社交禮儀規訓本國的上流精英。

知識階層為俄羅斯過去的「落後」與「黑暗」哀嘆，他們希望俄羅斯能夠在彼得大帝的率領下走向現代化，融入正在崛起的歐洲列強世界。貴族家庭的女性成員變得越來越有教養，在藝術方面具有造詣和鑒賞能力。普希金時代的文學作品，其讀者多是女性。對18世紀的俄羅斯精英階層而言，歐洲，尤其是西歐，是文明教化的發源地。在俄羅斯文藝界的倡導下，到歐洲遊學成為青年貴族在生命歷程中進階的一條必經之路。

聖彼得堡冬宮白廳圖（阿道夫-拉杜里尼，1838年）

然而，在異邦的遊學促生了旅遊文學的萌芽。這種文學通過發現俄羅斯在歐洲人心目中的落後形象，塑造了俄羅斯相對於西方的自我認知。以西方作為他者，從普希金到斯拉夫主義者的大多數俄羅斯人既在西方世界的物質文明面前感到自卑，又將那個紙醉金迷的上流世界視為腐敗和墮落的。

作家兼外交官的馮維辛在《旅行書簡》中稱，巴黎「充滿了謊言和虛偽」。在這裡，「友誼、誠實和精神價值沒有任何意義」。他們轉而認同俄羅斯民族特有的淳樸生活風俗，認為這意味著道德層面的拯救。在他們看來，俄羅斯註定成為墮落西方的救世主。

隨著世界歷史進程的劇烈變動，這種對歐洲愛憎交織的糾纏與困惑，使即將登上歷史舞台的新一代俄羅斯貴族作出與他們父輩不同的時代抉擇。

西伯利亞

俄羅斯貴族的自我放逐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削弱了俄羅斯人心目中理想的歐洲形象。對革命後法國社會動蕩的恐懼和疑慮，使俄羅斯貴族階層拋棄了以法國貴族為參照標準的文化大同的啟蒙理想，轉而探索俄羅斯本土文化之根。俄羅斯人意識到，他們不是法國人或其他國家的複製品，他們是俄羅斯人，並且註定只能是俄羅斯人。俄法戰爭是促使俄羅斯貴族精英文化覺醒的導火索。

霧月政變後，拿破崙宣布成立軍政府，執掌了軍政大權，法蘭西共和國開始向法蘭西帝國蛻變。在此期間，伴隨拿破崙在歐洲大陸的軍事擴張，法蘭西帝國與俄羅斯之間的碰撞在所難免。

1812年，拿破崙一世借口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破壞《蒂爾希特和約》，率軍60萬，侵入俄羅斯本土。拿破崙的入侵動搖了俄羅斯貴族的法國情結。一批參加俄法戰爭的俄羅斯貴族軍官通過戰爭進入農奴的世界，他們認識到農奴在衛國戰爭中的偉大作用，並在戰後致力於改善農奴的待遇和地位。

1813年10月，沙皇亞歷山大一世（1777-1825）得知萊比錫戰役獲勝的消息。他和奧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一起。萊比錫戰役加速了拿破崙的倒台。

「1812年的孩子」一代崇尚發自內心的自然情感和不拘禮節的率性生活。他們放棄墨守成規的政府公職與意味著契約和效忠責任的貴族身份，把大量時間用於逸樂和文學藝術消遣等方面，對生活在彼得大帝陰影下的父輩秉持的社會等級與秩序嗤之以鼻。他們放棄了舊式沙龍式的修辭語言，轉向一種更為簡練的筆觸謳歌俄羅斯農奴的日常勞作和保家衛國的英勇事迹。他們致力於塑造一種旨在讓各個階層的人都能理解的語言風格。這意味著俄羅斯民族語言的已然發酵。

儘管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是一位有著進步和開明思想的君主，但陸軍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將軍實施的軍屯政策強制農奴出身的士兵為國家種地並進行其他義務勞動。軍屯政策得到了沙皇的支持，激起了以沃爾孔斯基、彼斯捷爾等人為代表的同情農奴的貴族軍官們的強烈反對。後者暗中密謀旨在推翻沙皇統治的起義。不幸的是，由於組織不周全、行動不果斷，起義未能成功。大逮捕和大清洗隨之而來。由於當時俄羅斯官方已經廢除了死刑，沙皇決定將大多數被稱之為「十二月黨人」的涉事貴族軍官流放至西伯利亞。

寒冷、荒蕪的西伯利亞並沒有消磨這些被流放的貴族軍官的意志，反而促成了他們的堅韌和團結。他們的妻子追隨他們的足跡，與他們一起在這片土地上開闢出一種更加簡單、更具有俄羅斯農民的風俗和習性的生活。家庭關係變得更為親密。流放者自己帶孩子，從而塑造出相較於18世紀貴族家庭遵循的由僕人照看孩子的方式，家庭成員之間更為融洽的代際關係。他們將西伯利亞視作一片充滿了民主和希望的土地。如果說1812年的俄法戰爭使俄羅斯貴族擺脫了法蘭西貴族的文化殖民，十二月黨人的流放，則意味著俄羅斯貴族在遠離政治與商業中心的邊陲地區建構本土文化認同的努力。

《在田壟上：春季》（阿里克謝-韋涅齊阿諾夫畫，1827年）

莫斯科的復興

本土文化的尋根之旅

中世紀俄羅斯的核心城市是莫斯科。當蒙古人摧毀了基輔公國時，只有莫斯科大公通過與可汗的合作，將大量財富和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14世紀克里姆林宮的落成，標誌著這個城市成為俄羅斯文化的中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後，莫斯科接過西羅馬帝國與拜占庭帝國的衣缽，自視為東正教唯一的中心。在伊凡雷帝的主持下，聖瓦西里大教堂的建成象徵著東正教傳統的勝利。

19世紀末的聖瓦西里大教堂（莫斯科紅場）

然而，醉心於歐化之路的彼得大帝討厭莫斯科。在他看來，這個城市是腐朽、頑固的舊派貴族的集結地。隨著彼得堡的建立，莫斯科的財富和人口總量迅速縮水。

俄法戰爭之後，對俄羅斯本土文化的尋根預示著這個城市的復興。歐式風格與自身特色相結合的建築在這個城市大量出現。來自東方的風俗、色彩和圖案屢見不鮮。西化主義者認為彼得堡才是俄羅斯人的模範標杆，而追尋俄羅斯本土文化之根的斯拉夫主義者將彼得堡視為一個與俄羅斯格格不入的異邦城市，認為莫斯科才是俄羅斯傳統生活方式的中心。這裡沒有被西歐社會奉為圭臬的宮廷禮儀，有的只是聲色犬馬的享樂生活。這一時期的文學和藝術也傾向於將俄羅斯的本土文化從歐洲陰影下解放出來。如同藝術家斯塔索夫聲稱的，如果一味模仿西方，俄羅斯人只能成為二等民族；通過自己的本土傳統，俄羅斯人能夠創造出與歐洲相抗衡的民族藝術。

這一時期的莫斯科，開始成為巨大的商業中心。鐵路對莫斯科的發展起到關鍵作用。然而，隨著財富的增長，一批富商大賈在莫斯科聚集。他們拓展家族生意，形成了龐大的企業集團。然而，他們卻不被知識精英所接納。在美國與西歐，金錢與利益至上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然而俄羅斯人尚未沾染布爾喬亞式資產階級對金錢的崇拜。在知識精英的話語霸權下，富人階層為了洗清財富帶來的原罪感，斥巨資在慈善事業上。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在莫斯科建都，使這個城市徹底躍居彼得堡之上，成為蘇聯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馬列維奇等無產階級左翼藝術家為這個城市設計了大量蘊含革命理想訴求的建築工程。斯大林執政時期，莫斯科被塑造成為一座新的帝國之城。然而二戰時期，當希特勒率領的納粹軍團在莫斯科被迫後退，這個城市再一次成為俄羅斯人屹立不倒的精神「家園」。用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話說，莫斯科就是午夜居民和睡夢者所珍惜的家鄉。

亞洲內陸地區的他者想像

在俄羅斯的民族文化認同建構過程中，也有來自草原帝國與亞洲內陸的他者想像。為了使自身被認為是一個西方國家，俄羅斯需要在亞洲與其他東方國家之間建立一條清晰的文化分界線。俄羅斯人將自身的民族史詩表述為北方森林中的農業文明與亞洲草原馬背上的文明之間鬥爭的故事，暗含統攝歐亞兩種大陸文明的努力。13至14世紀，蒙古帝國的崛起對俄羅斯民間文化構成了深入骨髓的影響。俄羅斯農民的信仰融合了蒙古部落的薩滿教崇拜和伊斯蘭教的印記。俄羅斯的民族服裝也具有頗多亞洲元素。

俄羅斯民族服飾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西伯利亞的經濟開始衰退，迫使俄羅斯加強了面向亞洲內陸地區的殖民活動。在傳統意義上的殖民活動中，殖民者並不需要定居在自己的殖民地，就能帶走那裡的財富。然而，俄羅斯帝國的廣袤疆土使得俄羅斯人不可避免地在殖民地安家。在這一過程中，許多殖民者本身也被亞洲化。這一時期，高加索地區在俄羅斯人的想像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沙皇軍隊與穆斯林部落奮戰，力圖控制這片亞洲內陸。而俄國的藝術家和文學家則將這片融合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神秘土地浪漫化。普希金將高加索地區所造成「俄國的阿爾卑斯山」——一個適合從都市生活的喧囂中退隱而出的修行聖地。不少俄國貴族千里迢迢，來到這裡朝聖，尋求異域情調。因此，俄國知識階層對中亞草原的軍事征服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帝國主義式的傲慢和優越感，另一種則認為俄國文化的根基在歐亞大陸的草原。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俄國的命運並非取決於歐洲，而是亞洲。然而，他所主張的俄國向亞洲靠攏，並非是讓俄國被同化為亞洲國家，而是在亞洲尋找到自身歐洲身份的源頭活水和新力量。

在俄羅斯向歐亞大陸尋求文化認同的過程中，西方世界對俄國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背叛憤恨不已。英法等國與奧斯曼帝國聯手，對抗俄國。與西歐國家的矛盾加劇，使俄國人對西方價值觀產生了怨恨和蔑視。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預示著蘇維埃政權的精英將重心更多投放在亞洲。在他們看來，亞洲代表著共產主義革命的新方向。

娜塔莎是誰？

蘇維埃政權內部並非鐵板一塊，而是伴隨著各種派系爭鬥的暗流。斯大林時期，受到壓迫的持不同政見者相繼逃離俄國本土，在歐洲其他國家定居下來。他們認為自己只是臨時的流亡者，有朝一日將會重返俄羅斯。如流亡的猶太人一般，他們認為自己的使命是保存和復興俄羅斯的生活與文化傳統。在相對孤立、封閉的生存環境中，這些僑民團結在俄羅斯文化的符號周圍，將其作為他們民族文化認同的焦點。文學寫作成為他們在異國他鄉維繫文化認同的精神紐帶的主要方式。儘管他們知道回到大恐怖時期的蘇聯，等待他們的將是無盡的奴役般的生活，但是鄉愁壓倒了生存本能，高爾基、普羅科菲耶夫等人先後回國。他們密切關注克里姆林宮內的鬥爭形勢，利用派系間的夾縫，小心翼翼地生活，努力避免清洗的厄運。

斯大林的去世，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赫魯曉夫的「解凍」和「清算」，使以斯特拉文斯基夫婦為代表的大批僑民返回故土。儘管他們在異國他鄉生活數十年，但自從踏上俄國大地的那一刻，他們輕而易舉地操起以前說話的方式，重拾已經被荒廢數十年的語言。儘管他們大都諳熟西方世界的規範和制度，然而俄羅斯鄉土大地的文化與藝術品味卻深深植根在他們的身心深處。「回家」的旅程激活了他們身體里流淌著的俄羅斯文化的血液。他們終於回到俄羅斯「母親」的懷抱。

因此，不難明白作者奧蘭多·費吉斯為何將此書命名為《娜塔莎之舞》。娜塔莎，這位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中的受過法籍家庭女教師教育的貴族小姐，伴著吉他奏出的民間音樂，毫不費力地在農民「大叔」的家裡翩翩起舞，預示著上層階級的歐洲文化與農民的俄羅斯本土文化的相遇。在作者看來，「娜塔莎」一代的俄羅斯貴族用於突破他們自身階層的外國傳統，轉而尋求建基於俄羅斯本土的民族文化認同，並從中發掘出民族自信與民族強大的集體意識。這種集體意識的前世今生，造就了俄羅斯那既有別於歐羅巴貴族，又有別於穆斯林部落的異域文化。

電影《戰爭與和平》（1956）劇照，奧黛麗·赫本飾演娜塔莎

此書出版後，引起公眾關注的同時，也引發了學院派的褒貶不一。褒獎者對該書展示出的宏觀視野與融貫論述讚嘆不已。而批評者認為，該書不僅在史實描述、材料運用等方面存在頗多有待商榷之處，這種大而化之的「大歷史」寫作方式太過輕率武斷。然而，費吉斯似乎並不在意來自專業史學家的各種質疑。他把他的著述及相關文獻資料全部放在個人網站上，一副「嬉笑怒罵皆由人」的率性態度。

儘管是一部面向公眾的文化史著作，但是支撐全書宏觀論點的分析並非是社會科學式的對比與證明，而是對一個個具體人物其生平經歷的情境描述和「移情」式理解。對私人文獻材料解讀的遺漏與錯疏，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立論的準確性乃至立論的方向。

新世紀以來，碎片化的專業歷史學研究開始回歸敘事風格。然而作為一個出生在「西方世界」的英國史學家，超越自身的「局外人」視角，進入俄羅斯文化的最深處，是一個艱巨的挑戰。不過，從書籍的傳播與接受層面，一部頗受爭議的作品，遠遠好過那些無人問津的粗濫之作。拋開那些文獻解讀的瑣細枝節，歐亞大陸之間的軍事征服與文化殖民對形塑俄羅斯民族文化起到的深遠影響，是令無數史家痴迷其中的文化史領域的重要議題。就此而言，此書是理解俄羅斯文化特點及形成原因的一部精彩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