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徹底火了
點映期間，在票務平台的評分高達9.7，問鼎國產片最高紀錄；豆瓣評分9.1，成為華語影史第九部豆瓣9分電影。
正式上映的第一天晚間8點，該片票房已經突破3億大關，且用戶口碑持續走高。
實時數據預測，這部電影的票房有望「30億保底、衝擊40億」。而刷遍朋友圈的「自來水」們則表示，這是一部「零差評」的電影，甚至是「很長時間以來最好的國產片」。
7月4日，在看完《我不是葯神》點映場後，韓寒發表了一篇微博，稱「很多年沒有在電影院看到這樣一部國產電影了」，該微博隨即迅速登上了「日榜第一」。
影片講述了一群平凡的草根在生命與制度、道德與法律間的苟且與抉擇，上演了一幕幕真實的人間悲喜劇。
片中沒有絕對的壞人，卻充斥著衝突與矛盾。由於沒有矛頭可發泄，觀影的人只能無語凝噎——直到片尾曲放完，熒幕變成黑幕，片場依舊坐滿，無人離開。
絕大部分人的一生之中，總會有渴求「葯神」的時刻。正如那句台詞所說：「我不想死，我想活著……誰家還沒個病人啊，你敢保證你一輩子不得病？」
病患對於廉價葯的需求，藥廠對於知識產權的維護，政府的相關政策和制度……三者之間難以完美平衡，使得無解之症長期存在。
《我不是葯神》中角色與元素，不令人羨慕，也不令人痛恨。
我們不需要羨慕印度的仿製葯，那是幾十萬條生命「換來」的。
1984年，印度博帕爾市的美國聯合碳化物分公司設於貧民區的農藥廠，發生了氰化物泄漏。這起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工業化學事故，共造成2.5萬人直接死亡，55萬人間接死亡，20多萬人永久殘廢。直到今天，泄露地區居民的患癌率和兒童夭折率仍然遠高於印度其他地區。
這件事之後，印度和西方國家展開了漫長的談判，印度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忽略原藥專利保護期，授權仿製藥廠繞開研發階段，被認為是此次談判的衍生品之一。
獨特的破例機制，只是印度仿製葯的「優勢」之一。為了快速出成果，一些臨床試驗被極致壓縮，部分葯的背後，隱藏著人體實驗，以及為此付出生命的試驗體——這樣的成果，中國不敢要，更不需要。
我們也不需要痛恨跨國葯企高價的原葯（新葯），這是全人類治癒頑疾、跨越絕症的希望。
每一款重大新葯問世，背後都凝聚數十億美金的資金以及可能長達幾十年的等待。
如果沒有原藥專利保護期，任由仿製葯發展，那將成為全人類健康的災難。仿製葯會直接扼殺醫藥公司的創新動力，最終的結果是面對疾病，人類將沒有新葯可用。
保護新葯和保障醫療，是每個國家和地區都在反覆權衡並調整的問題，這本身就是一種協商制度。
中國的相關情況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進步很大，但問題仍多。
《我不是葯神》的故事原型——陸勇事件，本身就是醫療制度進步的典型案例。這位「代購」印度格列衛的「違法者」，最終被法院認定不起訴，無罪釋放。某種程度看來，這些舉措代表著政府對於過去一些醫藥政策的修正。
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局長畢井泉曾說：「藥品的前提是有效，底線是安全，我們過去對安全強調得多，對有效性強調得少，如果是無效，那藥品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不僅新葯研發滯後，中國人吃上新葯也慢。國外新葯想拿到中國的藥品批文，必須在中國人身上再做一次臨床試驗，這意味著國內患者至少要等5年時間。再加上新葯進入醫保的時間，平均每款新葯延遲6-8年才能進入中國，這就是所謂的「葯滯」。
保護與需求之間的制度，仍待慢慢調整。未來的一段時間內，「葯神」的故事仍有可能發生——治療肝癌的多吉美，治療痛風的非布索坦等藥物的價格高企或缺失，仍在病痛之外，折磨著病患家庭的神經。
如何在保障研發的同時，讓更多人享受新葯的福利，是一個比電影複雜幾何倍數的難題。相較理不清、道不明的醫藥平衡，《我不是葯神》這部電影的誕生，或許更值得關注與討論。
直到病痛降臨的那一刻之前，絕大多數民眾不清楚也不關心原葯的價格。從這個角度看來，通過電影等強有力的渠道，來喚醒民眾的意識，顯得尤為關鍵。
阿里影業是業內的後進者，創立時間剛滿4年。但如此堅持了4年，阿里影業收穫的，卻是遠超「前輩」的成績。借用一句影評：沒人是葯神，能治好這個世界。但能改變一點，總歸是好的。
社會的進步，正是由一個個「改變一點」串聯而成。格列衛已是過去式，但還有更多格列衛的故事。因此，《我不是葯神》剛上映，輿論已迫切期盼更多的「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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