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 張亞光："一帶一路" de 歷史轉換
原標題：國際 | 張亞光："一帶一路" de 歷史轉換
張亞光：一帶一路歷史中的文化輸入與貨幣輸出
經過兩年多的鋪陳和實施，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在沿線各國和地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涉及「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對外投資及進出口貿易在新的政策紅利刺激下有了明顯提升，對轉移國內過剩產能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都對「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隨之而來的則是其他國家對中國全方位的重新審視，從兩千年的悠久文明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經驗，從儒家思想的文化遺產到世界工廠經濟波動的現實衝擊，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都被極度放大。「一帶一路」倡議推廣開來之後，有些人更加質疑中國的孔子學院是在搞「文化輸出」，另外有些人則對人民幣國際化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和不安。在中國崛起已經是不爭事實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化、經濟的對外影響都成為「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的敏感議題。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對外交流？如何理解人民幣的國際化？古代的「絲綢之路」可以為此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
第一個歷史經驗是，古代「絲綢之路」的文化傳播有雙向性，但對中國而言主要是文化輸入。長澤和俊曾經指出，「絲綢之路」之所以能夠引起世界範圍內的關注，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作為貫通亞非大陸的動脈，是世界史發展的中心。第二，『絲綢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第三，『絲綢之路』是東西文明的橋樑。」 數千年來，東西方文明經由「絲綢之路」得到了持久、深入的交融，對歐亞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由此也提醒我們，古代「絲綢之路」和現代「一帶一路」都是跨區域跨文化的，因而要特別注意政治、文化、宗教與經濟等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事實上，儘管中國傳統文明曾經對歐洲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起到過相當廣泛而重要的影響，然而從世界三大宗教的傳播歷史來看，中國在文化上更像是一個開放的接受者。而且佛教和伊斯蘭教在中國的興起，與「絲綢之路」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唐宋之前，西域各國願意同中國合作，除了經濟利益之外，初始的動因還包括謀求中國的保護以對抗游牧民族（匈奴以及後來的阿拉伯人）的衝擊，文化、宗教差異和衝突已經包含在內。而後來「絲綢之路」得以綿延千年，更是和宗教文化因素有莫大關係。實際上，僧侶和朝聖者構成了「絲綢之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法顯、玄奘等人都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記錄。「除了商人、外交人員和軍人之外，還有僧侶和朝聖者也在旅途中穿過各個綠洲城市。他們在寺院中歇宿，免費吃飯，並得到旅途上所需的食物。不過，儘管某些朝聖者在一個地點住了幾個月，但他們在綠洲中停留的時間終究是有限的。當他們重新踏上旅途時，前面又會有難以預測的困難。」 季羨林先生亦指出：「商人們積極出錢出物，供應僧伽。結果是佛教徒得到衣食之資，商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甚至物質上的好處，皆大歡喜，各得其所。」 還有的學者判斷漢代佛教東傳極有可能是與粟特商人相伴而來的。 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與伊斯蘭文明傳入中國之間的關係更是有難以計數的證據。我們可以認為，宗教因素是維繫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無形力量。考察古代阿拉伯國家和近代歐美國家的擴張，宗教文化都是相伴相隨的，是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全方位輸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在經濟輸出上的巨大優勢毋庸置疑，但是在軟實力方面，儘管有學者和官員呼籲「建設『一帶一路』要文化先行」， 而由於傳統儒家思想的中庸溫和天性，中國的文明缺乏侵略性，數千年來對西方世界的影響僅僅停留在精神和思想層面，與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最終物化於人們生活方式的結果有天壤之別。可以這樣說，目前我們國家還沒有可以同基督教、伊斯蘭教甚至佛教在跨文化背景中抗衡的力量。這恐怕是將來「一帶一路」建設進入深層次之後所要面臨的最大挑戰。
第二個歷史經驗是，貨幣的國際化要有壟斷性的產業基礎。布爾努瓦（Lucette Boulnois）在《絲綢之路》一書中指出，「研究絲路史，幾乎可以說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歐洲大陸，也涉及到北非和東非。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瓷器和茶葉的外銷以及鷹洋（墨西哥銀元）流入中國，那麼它還可以包括美洲大陸。它在時間上已持續了近25個世紀。」 這段話提到了「絲綢之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國際貨幣的流通。
近代以來，由於中國國勢衰退，加之傳統上對於國家的貨幣主權並無概念， 西方國家的金屬貨幣在中國市面上長期流通使用，中國貨幣的國際化是無從談起的。然而從更久遠的歷史來看，古代中國的貨幣可能是當時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考古發現記載，新疆境內的遺址存有漢代大量錢幣，從早期的半兩錢到五銖錢直到王莽時期的大泉都有發現。另外，于闐國的貨幣為「漢文佉盧文二體錢」，一面有佉盧文，另一面有「重二十四銖銅錢」或「六銖錢」的漢字，流行年代約在公元1世紀到3世紀。這些證據都表明至遲在兩漢時期，中原王朝的貨幣已經在西方國家廣為流通並直接影響了他們的貨幣制度。除此之外，絲綢作為實物貨幣，也在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頗受歡迎，「（商隊）付錢的方式可以是鑄幣，或者如果是在絲路東段，也可以用規模統一的絲束或布匹，因此一路上不得不隨身攜帶大量這類物品。」 趙豐在《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的研究中認為：「採用絲綢作貨幣，不但不用鑄幣，而且迫使人們消費。……絲綢的貨幣性抵制了銀幣的大量流入。在……在當時銅幣貶值又不受國外歡迎的情況下，用銅幣與銀幣抗衡顯然不行，而絲綢就較好地完成了這一作用。從武周年間直到天寶年間銀幣與絹練的兌換率之一沒變這點來看，絲綢在絲路經濟中的地位確實是牢固的。」 因此，「唐代對絲路的經營不僅是政治和軍事上的成功，也是經濟上的成功。成功的秘訣乃在於把絲綢作為貨幣推向絲路，一直推到北高加索地區，絲綢還在作為貨幣而流通。」
兩宋之後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瓷器和茶葉的外銷量逐漸增加，和絲綢一併成為中國大宗貿易的三大支柱。海外貿易對貨幣的需求更加強烈，使得中原地區的銅錢隨著貨船大量外流。考古學家們在今天的日本、越南以至非洲東海岸都發現了宋代銅幣的蹤跡。宋代名臣張方平由此痛陳「錢荒」的原因在於：「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歸……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蓋自弛禁數年之內，中國之錢日以耗散，更積歲月，外則盡入四夷，內則恣為銷毀。」 歐陽修也發現：「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近歲，以疥疾乾沒之為蠹，一切募民入餼牽於京師，雖革芻牧之勞，而牛羊之來於外國，皆私易以中國之實錢。如此之比，泄中國之錢於北者，歲不知其幾何。」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論是否出於自願，宋代中國貨幣的國際化水平達到了歷史上最鼎盛的程度。
古代貨幣國際流通的條件與今天不盡相同，金屬貨幣本身具有價值，這是和二十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發行的信用貨幣制度最基本的區別。「絲綢之路」歷史上中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如此之高，部分原因當然是由於絲綢和銅幣的價值屬性，然而貨幣需求才是更加本質的因素。換言之，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長期壟斷世界貿易市場，為貨幣的國際流通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反觀西方國家的英鎊、美元等世界性貨幣的出現，也是建立在工業革命之後發達的實業基礎之上的。
戴錦華談及中國崛起的文化表達時說到：「形構之中的中國主體，意味著近乎無限的可能性，形構之中的中國主體必須是不一樣的主體，它必須是傳遞不一樣的文化，因為如果沒有不一樣的文化，如果沒有不一樣的邏輯，如果沒有不一樣的想像，那麼中國崛起將難以持續。」 同樣，「一帶一路」將來要繼續順利推進，必須關注更深層次的文化經濟邏輯。任何一個開放的系統都會面臨信息流的輸入和輸出，交融既是單向的，也是雙向的。「絲綢之路」的歷史或許能夠說明，交融的方向在某時某事上可以控制，在某時某事上又是被動接受的。但只要保持足夠的開放性，被動也不全然是壞事。關鍵在於，我們要保持自己不一樣的邏輯。
張亞光：一帶一路的歷史轉換與中國夢的實現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國家三大戰略中，「一帶一路」的概念是最新的，也是歷史最為久遠的。其餘兩大戰略，京津冀一體化的提法早在1982年即以「首都經濟圈」的名義出現過，長江經濟帶的戰略構想也出現於上個世紀80年代。雖然陸地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兩個概念在學術界已多有論述，但將陸海絲綢之路結合為「一帶一路」賦予新的時代意義並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這在數千年的絲路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事實上，「絲綢之路」這個最具東方色彩的辭彙並不是中國人命名的。儘管這條曾經真實存在過的商業貿易通道至遲在公元前2世紀就開始出現，然而直到兩千年後的19世紀七十年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才正式稱之為「絲綢之路」並得到中外學術界的認可。可是假如這條道路對於我們如此重要，為什麼在歷代史書中沒有明確為這條貿易通道命名呢？古代文獻在提及這些地區時，或者冠之以「西域」，或者以具體的山川、城鎮或行軍路線標註，從未綜合成「絲綢之路」這樣的概念。
這個看起來有些無厘頭的問題，實際上內涵著深刻的歷史邏輯。一方面，與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有關，費正清等人謂之為「中國中心主義」，與之相連的是延續近千年的貢納體系。另一方面則揭示了絲綢之路背後的經濟模式和東西方文明的交融與分野。
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來自於《詩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馮友蘭先生認為古代中國人心中的「天下」，意思就是今天的「世界」，只不過當時人們對世界的了解還沒有超出中國的範圍。正因如此，西方學者強調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實質上是「中國中心主義」的——帝國中央為本位，四方為蠻夷。在這種觀念之下，中國的歷代政府不認為與西方的貿易是平等的關係。費正清將以中國為中心的對外關係分為三個大圈：第一個是漢字圈，由幾個最鄰近而文化相同的屬國組成，如朝鮮和越南；第二個是內亞圈，由亞洲內陸遊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屬國和從屬部落構成；第三個是外圈，由關山阻絕和遠隔重樣的外夷組成，最典型例子的是歐洲。所有這些中國以外的國家和民族，在理論上都應該向「中央之國」的天子朝貢，這就是中國古代特有的貢納體系。
從漢代的歷史來看，絲綢之路作為一條流動的貿易通道，最初可能是由純粹的商業利益驅動的。然而如果我們將絲綢之路作為一個相對固定的區域(比如俗稱的「西域」)來對待，其形成和發展與漢代的對外關係政策及政治訴求有更直接的關係。眾人熟知的張騫出使西域顯然並不是為了拓展貿易和為漢代政府謀求經濟利益而成行的。甚至與謀求經濟利益恰恰相反，余英時指出：為了將匈奴納入漢代的貢納體系並維繫下去以保障西北邊疆的安定，中央政府付出了巨額的經濟代價，這些經濟代價既包括直接的貨幣轉移，也包括被西域各國奉為珍寶的絲綢。也就是說，所謂的「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闢並不是為了漢代政府更方便地出口絲綢，而是為了達到邊疆穩定、宣揚漢威的政治目的，絲綢只不過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其中一項手段或重要工具而已。
毋庸諱言，「絲綢之路」帶給古代中國的既有經濟利益也有政治利益，在宋元之前，政治利益很可能要大於經濟利益。漢代和唐代是陸上絲綢之路最繁榮的時期，也是除了蒙元及滿清兩代之外中國疆域向西擴張最迅猛的時期。軍事與經濟並行是漢唐兩代行之有效的措施。拉鐵摩爾發現，相對於佔有土地，游牧民族對流動的財富更感興趣。古代中國人利用絲綢之路以及隨之而來的貢納體系，將中國的地理範圍不斷向西擴展。兩宋時期軍力孱弱，難以突破西北游牧民族的屏障，加之經濟重心南移，自海路向西方出口絲綢的通道開始繁榮，從絲綢貿易中得到的經濟利益開始超越政治利益。蒙古帝國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打通了歐亞大陸的交通障礙，極大地降低了絲綢之路的交易成本，促成了陸上絲綢之路最後的輝煌。隨後中亞各國很快陷入了戰亂，阻礙了這條貿易通道的順利運轉。到了十五世紀，西方進入了他們的擴張時代，新航路不斷開闢。絲綢仍然是中西貿易的主要對象，但是海上貿易往來成為了歷史的主角，「一帶」的地位和重要性徹底讓位於「一路」。從此，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的獨尊地位逐漸衰落，從海洋文明中駛來的西方各國陸續變成了世界的霸主。西方人一如既往地痴迷於中國的絲綢，然而態度再也不那麼謙恭了。
考察「一帶一路」的歷史轉換，對今天的中國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首先，絲綢之路的興起，是當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選擇。儘管商旅在陸路上面臨眾多艱險——來自自然的風暴、來自強盜的掠奪、來自沿途國家的盤剝等等，但是陸上絲綢之路之所以能夠延續千年，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沒有一種效率更高代價更小的交易方式出現。這種交易方式的決定是由交通工具的發明、交通技術的進步、貿易內容的變化、政府對外關係的調整等眾多因素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某種程度上說，正是由於傳統絲綢之路充滿了阻礙和不確定性，使得西方人對東方以絲綢為代表的消費品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才推動了航海技術的進步。這提醒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建設，特別是陸地的「一帶」建設，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須降低「一帶」沿線的交易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降低來自政治和社會不安定的風險。兩千多年過去了，這條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風雲變幻，宗教力量和國際局勢的發展早已不是漢唐時期的人們所能想像和應對。在這個意義上說，絲綢之路的暢通，首先是政治安定。儘管中央的用意是以經濟發展帶動社會進步以及民族團結。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際局勢不穩定，會妨礙甚至堵塞絲綢之路。社會安定這個上層建築不僅僅是由經濟基礎決定，還和其他的上層建築有密切關係，比如政府管理能力、公共服務能力等。「一帶一路」的發展既要為區域安定之「因」，也是區域安定之「果」。不處理好這個關係，盲目以經濟手段去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和發展是不樂觀的。
其次，歷史上陸地絲綢之路的繁榮和成功，是因為我們予多取少，中央政府寧願拿出巨額的財政來補貼，以維繫西域的政治社會安寧。除此之外，歷史上西方人對中國絲綢的興趣遠遠大於中國人對香料玻璃的興趣。換言之，這是由外力拉動形成的一條貿易通道，而非中國主動向外輸出。在這條通道沿途不同的族群國家會自動調整這條路上的關係，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達到某種均衡。現在我們將「一帶一路」上升為國家戰略，頗有些內力外推的意思。從貿易對象的角度來看，古代絲綢之路的動因是西方人需要我們的絲綢，而今天「一帶」的戰略是我們需要西方的石油天然氣，兩者的地位也發生了轉換。所以「一帶」通道沿途的國家和地區絕沒有古代時期那樣足夠的積極性和動力來配合中國。我們所要付出的代價會比古代更高。
最後，在有限的財政約束下，三大戰略相互之間可能會存在先後次序的問題。即便是「一帶一路」本身，也有「一帶」與「一路」的孰先孰後的矛盾。一百多年前，清政府內部發生過海防與疆防之爭，也足為我們所鏡鑒。當然，今天我們的國力遠非積貧積弱的晚清可比，但西北與東南的不安定因素依舊突出。無論側重於西北西南地區的「一帶」還是偏重於東南地區的「一路」，我們不能簡單地期望「一帶一路」發展之後所有問題能夠自然消解。更何況國際上對「一帶一路」持有疑惑甚至敵對態度的不乏其人。也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三大戰略中難度最大的就是「一帶一路」，再加上基礎薄弱、貧困片區、邊疆安定、國際關係……等等問題，都是京津冀和長三角完全不會遇到的困難。然而要實現中國夢，必須取得均衡發展。中國未來經濟要想平穩增長，離不開穩定的國際局勢和安定的國內社會環境，這兩點都與西北、西南邊疆以及南海區域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是最多的，而假如這一戰略處理得當、發展有力，未來給中國帶來的紅利也是最大的。
張亞光，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經濟學院副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傳統文化與經濟管理等。在China Economic Review、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China& World Economy、《北京大學學報》、《經濟學動態》等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多篇文章，出版《中國民營企業啟示錄》、《千年金融史》、《美國商業簡史》等多部著（譯）作。擔任China Economic Review、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經濟科學》等期刊匿名審稿人。參與及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等多項課題。兼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工作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社會經濟史研究所秘書長、北京大學中國信用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副秘書長等職。
【金陵讀書 2018.7.11】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篇第六
時間: 07月11日 周三 18:30-21:00
孔子說：「顏回只要有一盤飯，一瓢水，住在狹窄的巷子里，別人忍受不了，而顏回卻不會改變他的歡樂。」孔子又說：「仁者遇到困難挺身承受，就可以稱作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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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精讀《論語》雍也篇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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