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美國霸權之後，世界正重回多元主義

彼特·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的畫作《巴別塔》，作於1563年

來源：Google Arts&Culture

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是一位很有名望也極具爭議的德國哲學家，同時還擔任文化批評家和電視主持人，對全球化有獨到的見解。在這篇對談中，斯洛特迪克針對美國霸權的衰落、世界重回多元主義談了自己的看法，同時還分析了全球化時代的社交媒體在現代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法意導言

繼美國霸權之後，

世界正重回多元主義

作者：Peter Sloterdijk

翻譯：劉子琦

全

球報道（World Post）：您曾經說過，這個同步運轉的世界中沒有形成一種共同的敘事方式（narrative），這是一個很棘手的難題。沒有這種共同的敘事，世界會分裂成不同的族群，就像聖經中巴別塔毀壞的故事一樣，每個族群都會形成自己的敘事方式，常常帶有民族主義甚至本土保護主義（nativist）的傾向。這種部落心態（tribal mentality）復興的原因是什麼？

彼得·斯洛特迪克：首先，我們要問問這種所謂「部落復興「的流言是否真實。的確，不同的文明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敘事方式來評價自己在當今世界中所處的地位，就像存在各種不同的曆法一樣——正統基督教所使用的曆法，穆斯林世界的曆法，中國、伊朗……都和西方通用的公曆不同。當提及世界史的重大事件時，我們會發現更多不同的地方化的敘事方式。不僅僅是神話，即使是在歷史學的敘事當中，也存在很大程度的透視主義（perspectivism）現象。

因此，世界「分裂」成不同族群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就好像歷史上它曾經是一個兼容並包的綜合體一樣。準確地說，現在我們面臨的是美國陣營的瓦解。

這種對現實的臆測一半出於想像，一半是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結果構建了一個無孔不入的將全世界西方化的烏托邦。但是現實已經證明這種臆測只是幻想，證據之一是美國作為西方世界的領導，（至少是暫時）成為了一個令人憎惡而不是具有吸引力的存在；此外，歐洲延續了政治上的弱勢地位；最後，地區性文明極具堅韌性，排斥西方的同化意圖並加強了對此的反抗。

這種現象不僅限於阿拉伯、伊朗和土耳其等關鍵地區，而且同樣存在於中國、印尼、中亞、非洲和拉丁美洲。後殖民地時代，全球都通過不同的方式展現了對西方的反抗和憎恨。將這些傾向輕蔑地歸結為「新部落主義」將是一個危險的錯誤。新部落主義這個概念表達的更多是普世主義的無助與尷尬，而不是分析目前這種多元主義和多極格局的積極意願。

此外，巴別塔故事的意義並不像基督教正典描繪的那麼單純。人類內部出現不同的族群和語言並不僅僅是對人的傲慢自大的懲罰，同樣代表了對多元主義的讚賞和回歸。多元主義始終存在，直到人們被迫投身於「通天塔」這一宏偉的工程中，這個故事可以看成是上帝否定了巴比倫人想要建立單極世界的傲慢，而讚賞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的復興。

藝術家默塔·托勒多（Mirta Toledo）的作品《純粹的多樣性》（Pure Diversity）

全球報道：如果多元主義的復興對這個時代而言並不新鮮，那麼對於我們來說，什麼才是新鮮或者不尋常的？

斯洛特迪克：真正的文化問題不在於多元族群或者因此導致的不同敘事，雖然它們常常被視為民族主義或者本土保護主義。真正的問題在於，在每一種文化內部，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不對等正在加劇。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傳統主義與未來主義之間即將爆發的衝突。雖然目前這種衝突主要出現在文明的邊緣領域，但是在各文明的主流中也同樣能觀察到。可以說，如今這些文明面臨的命運就是現代化的壓力和被拋在身後的獨特傳統。

不同文明的命運並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每個文明都必須應對兩種現實：其一是，地球是一個有限的、全球性的生態系統，必須通過統一的全球環境政策對它加以治理；其二是，無論在何處，從傳統主義向未來主義的轉向都是不可避免的，或早或遲都會發生。

這些文明必須明白，雖然它們的歷史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將會迎接同一個未來。這導致情境主義（situationism）在全球範圍內的興起：各文明的內在特徵並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被環境所塑造的——而地球是所有文明共同的家園，因此其地位也就尤為重要。

不同的地方性敘事正在將本土歷史的時間跨度與全世界共同的時間跨度相結合。如果這能為世界史提供多重維度的解讀，那就再好不過了。

全球報道：您曾提到，全球化時代的特徵之一是「相互聯結的孤立狀態」（connected isolation）。因此當前的挑戰就是在這種孤立性和連接性之間取得平衡。這種平衡會是什麼樣子的呢？

斯洛特迪克：現代化的視角必須能看到，即使在一個聯結日益緊密的世界裡，也同樣存在著日益個性化的傾向。就像前蘇格拉底時代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所說的那樣，這是一種「相反張力的緩和」（attunement of opposite tension）。

但是，儘管人們越來越強調個體的獨立和個性，他們的生活也越來越依賴社會分工、貨幣經濟和溝通交流，以及社區之外信息的分享。幾十年前，建築師湯姆·梅恩（Thom Mayne）從建築理論的角度將這種現象命名為「相互聯結的孤立狀態」。

這個簡明易懂的表達與當代生活環境息息相關。數據顯示，在西方的大都市裡，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獨自居住。大部分這樣的「單身者」都表示，他們認為自己已經較好地融入社會中，甚至還讚賞這種生活方式的優點，既能享受毗鄰城區帶來的便利，又能享受獨居的舒適生活。

這樣的生活可以視為部落主義的一種體現，但是在針對現代人生活的批評中，這只是一個次要的方面。人類學家的研究顯示，智人一開始生活在小群體當中，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游牧部族、部落或宗族。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人類首先是生活在小集團當中的，其後才通過教育學會與他人和平共處，並組成更大的社會共同體，形成了早期民族和國家。

這種大規模的改變是由學會書寫的先進文明及其教育系統帶來的。在古希臘晚期，人們第一次有了國際都市（cosmopolis）的概念，這是將大城市視為宇宙空間的一次大膽嘗試（譯者註：cosmopolis的詞源來自cosmos「宇宙」和polis「城市」）。

都市裡的居民自稱為世界人（cosmopolitan），他們是商人、水手、船員、外出遊歷的知識分子，通過自身的經歷創造了國際都市的概念並將其傳播開去。他們的信條是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住處，並認為人文主義（humanism）就是在國外交朋友的藝術。無論走到哪裡，都感覺回到了家鄉。

「人文主義」就是生活在國外的人的部落主義，這個詞意味著全世界的人都是朋友，雖然彼此可能還不熟悉。在古代，人文主義意味著那些「不在家鄉」生活的人要自己重新形成一個小團體，除非他們選擇隱士的生活方式，甘願過一種完全遠離社會的生活。

從這個角度來看，得益於各種各樣的通訊工具，現代的「獨行俠」仍然能夠與外界保持高度聯結。若非如此，就很難解釋通訊科技和大眾社交媒體為何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里斯曼（Riesman）所謂的「孤獨的人群」（lonely crowd）只道出了一小部分真相。生活在「相互聯結的孤立狀態」之中的個人會建立起一些非正式的「部落」，由朋友、熟人或社團成員組成，通過郵件或其他通訊方式交流。通過這種方式，獨居者能夠逃離物理空間上的孤獨，在網路上和同齡人一起消磨時間。

如果沒有這種自發形成的「部落」，就很容易出現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這些無根的個人可能會被大規模社會運動吸引，在抽象的政治承諾中找到歸屬感。對於「極權主義」現象的分析已經揭示，彼此之間互不聯繫的孤立個人更容易被極權思想和專制領導者所誘惑。

一旦社交網路的中介作用消失——也就是這些自發形成的近於部落的組織消失時，孤獨的個人就可能轉向民族主義或異端黨派的意識形態，這種「偽社區」的團體對他們有很大的吸引力。

圖為一位Pegida運動（Patriotische Europ?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的支持者舉著AfD（Alternative for Germany，德國另類選擇，是德國的一個極右政黨）的黨旗，與其他支持者一起在柏林進行首次遊行示威。

來源：Getty Images

全球報道：德國的情況比較特殊。自納粹時代結束以後，我們首次看到民族主義政党進入德國下議院，也就是「德國選擇黨」。這種變化意味著什麼？對於德國正在經歷的變化，您是怎麼看的？這對德國人的身份認同有什麼影響？

斯洛特迪克：我剛才提到的「相互聯結的孤立狀態」，雖然其真實性還有待進一步考察，但是完全可以用於分析2010年以來新民族主義傾向在德國的崛起，以及因此導致的2013年德國選擇黨的出現。這個政黨的名字「另類選擇」來源於1977年德國東部的激進環保主義者魯道夫·巴爾羅（Rudolf Bahro），當時他為了批評「現實社會主義」（real socialism）而提出了另類選擇的概念。但是，這個概念卻被政治右翼勢力借鑒，並逐漸偏離了原本的含義。這種政治操作揭示了所謂的「異見者」如何改換陣營，並成為右翼民粹勢力的一部分。除去德國社會民主黨這一長期處於政治中心的傳統左翼黨派，德國選擇黨是議會大黨中唯一一個名字中包含「德國」的黨派。

我們認為，當德國選擇黨成為議會的一個正常黨派，它就會失去此前作為抗議者的「排氣閥」的那種吸引力。在這之前，它主要是通過嘲諷奚落、粗暴和不受約束的宣言而參與到政治當中的。從很多角度來講，它在政壇的地位很像仇恨言論在社交媒體當中的地位。

德國選擇黨的崛起意味著：由左傾自由主義勢力掌控的、看似堅不可摧的文化霸權在德國已經式微。在這一點上，德國知識分子階層的處境有些接近美國民主黨，他們無法解釋特朗普總統在競選中獲勝的原因，也無法在他奇怪的治理方式下找到自己的節奏。

但是，在美國，公共領域正無可挽回地向「娛樂圈」的方向發展，而德國和西歐、南歐其他國家走在一條漫長的通往平庸的道路上。目前來看，從波蘭到匈牙利，東歐國家已經對自由民主無動於衷，只有年輕的法國總統馬克龍給了我們一絲希望，自由之星依然在舊世界中閃閃發光。

翻譯文章

The world is returning to pluralism after American hegemony, says German philosopher, Nathan Gardel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7, 2018

網路鏈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01/17/social-pluralism/?utm_term=.f13911267fb6

譯者介紹

劉子琦

本科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17級法律碩士，北京大學法律碩士聯合會學術部部長，法意讀書編譯組欄目成員。愛好讀書、旅遊，相信閱讀可以讓人看到更廣大的世界，擁有更為純粹和豐富的心，通向真正的自由。

《法意看世界（2016年卷）

——西方的危機與美國的重建》

主編：孔元 彭飛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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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雙臾

技術編輯：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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