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投資合作指南——投資風險提示

為了「走出去」企業更好地構築全球創新網路，整合全球有效資源，實現國際化、專業化、本土化的經營習慣和理念，普華永道受上海市商務委員會的委託，編製了2018年度對外投資合作指引系列報告之《東盟國家投資合作指南》。本文圍繞東盟投資的相關風險為大家進行介紹。

東盟各國政治、經濟、人文的多樣性決定了區域內各國風險種類不盡相同。在東盟承包工程，要特別注意市場調研，了解和遵守當地有關法律法規，充分做好項目及相關方的資信調查，對項目所在地的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和商業風險進行分析，必要時可以依託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等專業機構的力量開展相關工作。事中要做好風險規避和管理工作，積極利用保險金融機構和其他專業風險管理機構的相關業務保障自身利益。

一

社會文化風險

1、投資應注意宗教多樣性以及宗教極端主義

東盟國家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決定了該地區社會文化、民族宗教的多樣性，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道教和各種原始宗教交匯並存。比如，馬來西亞、印尼和汶萊是傳統的回教國家，泰國、柬埔寨則遵從佛教，菲律賓大部分國民信奉天主教等等，不同宗教信仰間衝突時有發生。此外，東盟各國大部分屬於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也有較大差別，其內部本身也存在民族文化的衝突和矛盾。

佛教

佛教是東盟國家民族的重要象徵，對東盟國家的影響廣泛而深遠，無論是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還是作為人們行為規範所遵循的人生信條。從國家的傳統文化到建築的裝飾藝術，從學校教育到文學作品，都與佛教息息相關。佛教思想已經深入東盟社會的各個階層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熔鑄了東盟各個民族的風骨與品格，積澱為深沉久遠的歷史底蘊。

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的政治性直接導致了伊斯蘭教成為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汶萊等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這種狀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其他的東南亞國家。

天主教

從近代以來，天主教就開始傳入東南亞一帶，並影響了當地社會文化的發展和進程。除了以上提到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越南這幾個天主教發展比較顯著的國家外，其他東南亞國家都有天主教文化的痕迹。

基督教

由於各國、各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基督教在東南亞地區各國的發展情況也不一樣。例如，基督教在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等以佛教為傳統宗教的國家中，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汶萊等以伊斯蘭教為傳統宗教的國家中，在菲律賓這個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中，影響相對較小，而對新加坡的影響則較大。

2、民族問題突出造成部分國家動蕩

民族構成的多樣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帶來了民族問題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東盟各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新四國的主體民族多分布於平原地區，少數民族大多分布於自然環境惡劣、交通不便的邊遠山區。這一民族分布特點決定了主體民族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

東盟部分國家的民族問題還往往與毒品問題和宗教問題交織在一起

該問題成為多年來地區政治局面動蕩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緬北的山地少數民族迫於生活貧困，很早就開始種植罌粟這一投入低、收入髙且耕作技術簡單的農作物，而這些經濟文化落後的邊遠山區往往又盤踞著各少數民族反政府武裝。為籌集軍費，維持整個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反政府武裝的首領往往利用傳統的統治力量，大規模有組織地種植罌粟，或自行建廠製造毒品，販賣到國外以獲取髙額利潤。

二

政治風險

在企業經營環境中會經常出現一些不連續性的政治風險，而這些不連續性的政治風險是難以預料的；尤為重要的是，因政治變化而導致經營環境的某些變化，會對一些企業的利潤或其他經營指標產生重大的影響。在東盟各國，政治風險主要體現在政治體制、民族問題、國際NGO、領土爭端以及大國角逐等方面。

1、政治體制各異，呈現多樣化與不穩定性

國家及地區依據政治體系和經濟可分為4個等級，這4個等級依據其不穩定—穩定，弱—強的程度來加以定位（見下圖）：

大部分東盟國家正處於從傳統農業國向工業化初期轉型的階段，其政治體制呈現多樣化與不穩定性並存的特徵。一方面，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東盟各國分別實行多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其中越南、寮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菲律賓、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實行具有西方民主的共和制，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實行君主立憲制，汶萊實行君主制，緬甸實行總統制。這與東盟各國的殖民地歷史、多次遭到入侵、西方勢力干涉、國內政黨鬥爭激烈有著密切關係。東盟各國在確立本國政治體制的過程中都經歷了多次反覆，部分國家的政治體制一直不穩定。

2、國際非政府組織活躍，成為政治風險的潛在誘因

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NGO」） 是指非盈利的、與政府部門和商業組織保持一定距離的非官方組織，他們通常圍繞特定的領域或問題組成團體，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張，代表社會某些集團或階層的願望或要求。NGO與各國政府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係，有時是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共同應對環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泛濫等，有時又有摩擦甚至對抗。近年來，超國家、跨地區、次區域、縱向橫向的NGO顯示出強勁的發展勁頭，成為政治風險的潛在誘因。

3、領土爭端持續，成為投資活動重要威脅

邊界與領土爭端是引發國家間衝突的重要因素，也是政治風險的潛在因素。當兩國關係正常時，即使對邊界走向和領土歸屬存在重大分歧，也不影響雙方的睦鄰友好關係。而當兩國因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問題關係惡化時，邊界與領土問題就會升級，成為向對方發泄不滿與敵對情緒的途徑，或是向對方施加壓力、進行報復的工具。並且，由於邊界與領土問題往往與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尊嚴緊密相連，因此每當兩國矛盾激化時，當事國都會以愛國主義為口號動員本國群眾，導致群情激奮，政局失控。

4、大國角逐升溫，投資東盟面臨激烈競爭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全面建成，我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合作更為緊密，次區域影響力不斷增強。一方面，東盟各國地處亞洲大陸和大洋洲之間，又溝通著太平洋和印度洋，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發展的趨勢下，東盟各國正在經歷國內政治、經濟、民族、對外關係的激烈變化，顯示出巨大的發展潛力，成為區域外各大國東南亞外交的新焦點。其中，以美國、日本、印度、韓國的競爭最為激烈。

美國「重返湄公河」

美國將環境保護和水資源管理列為與緬甸、越南、寮國、柬埔寨的重點合作領域，向湄公河流域環境項目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援助，到2011年援助額已超過6,900萬美元。

日本開展「價值觀外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致力於成為政治大國，積极參与柬埔寨和平進程，並通過其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大力倡導湄公河次區域開發，成為緬甸、越南、寮國、柬埔寨基礎設施領域的重要投資國。

印度推行「東向戰略」

印度從1991年開始推行「東向戰略」努力改善和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而緬甸和越南則是其開展東盟外交的戰略重點。

韓國積極「深化合作」

近年來，韓國也在積極發展與東盟各國的關係，並加大對部分東盟國家的援助力度。韓國與東盟不斷加強金融領域的合作，2000年以來已分別與越南、寮國、柬埔寨合建了4家證券交易所。韓國還從其出資設立的「東亞氣候合作基金」中撥出專款支持部分東盟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脆弱性，實現低碳綠色增長」。

三

經濟風險

投資東盟國家面臨的經濟風險主要有通貨膨脹風險、外匯風險、債務風險等。部分東盟國家突出的通貨膨脹問題對國家經濟以及國際投資造成負面影響；匯率波動影響了外國投資者的預期收益，不利於對東盟投資的發展；同時印度尼西亞與寮國等東盟國家外債清償能力仍然比較小，是外國投資者不可忽視的潛在風險。

1、通貨膨脹問題在部分東盟國家中尤為突出

通貨膨脹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在部分東盟國家中尤為突出。從下表中可以看出，2007—2016年，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寮國、緬甸、越南的通貨膨脹率相對較高。高通貨膨脹率會惡化投資環境，給國際直接投資帶來嚴重的影響。

2、匯率變動給東盟經濟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衝擊

匯兌限制風險是指匯率變動和外匯管制帶來的風險。企業在進行國際收支和外匯交易的過程中，往往因為匯率的變動而使其凈額外匯的現金流量和本外幣的利潤等受到直接影響。因此，除受東道國市場環境與競爭因素的影響外，企業跨國投資取得收益或遭受損失的多少，就在很大程度上為東道國貨幣匯率的變化所左右。另外，東道國政府的外匯管制，也會使外資企業的盈利無法正常匯出。

3、外債清償能力較低造成潛在投資風險

外債償付風險是指一國政府在國際借貸中大量負債，超過了自身的清償能力，造成無力還債或必須延期還債的風險。舉借外債對一國國民經濟發展和社 會進步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不僅可以緩解國民經濟建設資金短缺的困難，推動出口，擴大投資，還會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促進經濟増長。但是，一個國家如果舉債過多，超過了償還能力，就可能釀成債務危機，危害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20世紀80年代，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所爆發的債務危機，不僅引發了嚴重的經濟社會的動蕩，而且給外國投資者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使其在事後多年仍談虎色變，不敢貿然到拉美國家投資。

負債率是一國的外債餘額與經濟總規模（GNP或GDP）的比率，其比值的大小反映了該國經濟發展對外債的依賴程度。國際上通常以20%為負債率的安全線。如果該指標低於20%的警戒線，表明該國經濟運行相對安全。一國的負債率越低，其經濟發展對外債的依賴性越小，那麼即使受外部因素觸發金融危機，也能較快地克服危機，較早地實現經濟復甦。

4、融資便利性較差，金融系統安全係數低

近年來，伴隨著東盟各國革新開放步伐的加快，其金融領域的改革都取得了不同的進展。但是，由於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業務範圍狹窄，融資便利性、 有效性、穩定性都較差，還遠遠滿足不了東盟自由貿易區和經濟全球化的需要，給外國投資者帶來了一些障礙和風險。

東盟國家工業化、信息化發展水平、金融業的軟硬體設施、業務範圍、融資便利性均差異巨大。根據下表統計，每10萬人擁有的ATM數，泰國最多，為113.06台，緬甸最少，為2.67台；每10萬人擁有的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數，汶萊最多，為19.43個，寮國最少，為3.04個。具體的統計數據可參照下表。

來源：上海市商務委、普華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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