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清朝、民國道教
中國道教發展到明、清、民國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演變過程。
由盛而衰的明代道教
明代統治者和唐宋以來的歷代統治者一樣，他們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都曾經利用道教為其服務，明太祖朱元璋在奪取政權初期，便利用道教製造輿論。稱道士說，他家祖墳風水好「當出天子」，稱在他降生前，其母吞服道士的藥丸，故其生來與眾不同，稱自己在成長過程及起兵征戰過程中，常有神人護佑並為其出謀劃策，洪武年間（公元1368年-公元1398年），他親自寫了《周顛仙傳》以記其事。朱元璋自稱他曾夢遊天宮，見到「道家三清」又有紫衣道士授其真人服和劍，從而把自己打扮成「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
在元代的中後期，正義道的影響相當大，尤其在江南一帶頗有勢力，在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朱元璋「統大將親取江南」之際，便積極爭取正義道首領的支持，訪求招聘正義教主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張正常「遣使者上箋」陳「天運有歸」之符，以示臣順之意。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皇位，張正常入賀，朱元璋賜宴於便殿，降制書授予「正義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命其統領道教事，給與銀印，賜二品官，並設僚佐、掌書等官職。以後每年皆有召見和賜贈，洪武五年（公元1373年）敕令永掌天下道教事。此後至明末第五十一代天師張顯庸，代代皆襲封「大真人」，掌天下道教。張正常去世，朱元璋聞之不勝嗟悼，親制文一通，遣使弔祭，仍令其長子張宇初，襲掌教法，領道教事，恩寵如故。除正義道的首領外，如宋宗真、鄧仲修、張友霖等等都受到朱元璋的禮遇，朱元璋還親自為《道德經》做注，以示推崇，並撰有《釋道論》、《三教論》等著作，其中明確指出，「三教之立，雖持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非一，然於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這既闡明了利用道教的指導思想，也為三教並用的政策奠定了基礎，對其後繼者有重大的影響，也可以說以後三教再也沒有發生重大衝突。明清以後各地也出現了三教合一的觀、廟、寺，比較著名的是貴州鎮遠的青龍湖古建築，寧夏中衛高廟，包括前期建造的山西懸空寺。
鑒於元末道教的發展較濫，自有大批道士腐敗墮落，朱元璋因而建立管理道教的制度和機構，在京師設道錄司，作為管理道教的最高機構，隸屬禮部，下設左、右正義二人，正六品；府設道紀司，都紀一人，從九品，副都紀一人；州設道正司，道正一人；縣設道會司，道會一人。分別掌管府、州、縣道教事，均歸道錄司統轄。此外，在龍虎、閣皂、三茅、武當等道教名山，均設有不同的道觀，分掌各山道教事。各機構的道觀俱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的道士擔任，同時還制定了對道士的種種管理制度，這些措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完備，雖然不少措施到後來成為一紙空文，但在一定時期對整理道教仍起了一定作用，有點類似於我們現在的有些法紀法規，雖完備但執行起來往往流於形式。
明成祖朱棣是通過「靖難之變」奪得皇權的，在奪權過程中，也利用道士為他製造輿論，出謀劃策。奪得皇位之後，仍利用道士如故，正一道士張宇初繼續受到尊重，常被召見，據說明成祖朱棣在舉兵的過程中，屢與道衍商討舉兵之日，多次被否，直至舉兵之日前一天，道衍稱「明日午召天兵可也」及期「眾見空中甲兵，其帥玄武也，成祖即披髮仗劍應之」。其神話為朱棣「靖難之變」打下了順天意的幌子，朱棣在奪取帝位後，便特別尊奉玄武神，並於京城及武當山營建宮觀供奉，其中武當山的營建規模最大，動用了三十餘萬人，費以百萬計，修造了玄天玉虛宮、太玄紫霄宮、興盛五龍宮、大聖南岩宮，歷時六年得以建成，建成以後賜觀名、供奉玄、選道官、送田耕，並親自製碑文以紀之。通過這些措施，從而大大促進了武當派的發展。
太祖和成祖之後，明朝歷代統治者一直奉行三教並用和道教優寵的政策，關於道書的修纂，繼成祖、仁宗、宣宗到英宗朱祁鎮繼位，明朝「海內富庶，朝野清晏」，英宗於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命邵已正督校，重加訂正，增所未備，刊版流布，次年告成，共五千三百零五卷，稱《正統道藏》，頒賜天下，這對道書的保存和傳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明代諸帝崇道最篤者，乃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帝，他入承大統之後，毀佛寺、逐僧人，轉以扶持道教為事，使明代的道教發展到高潮，主要表現為：
1、寵幸道教方士、授道士以高官厚祿、除正一道的首領張彥頨，張永緒仍受到尊重外，其他受寵幸的道士甚多，其中最突出的為龍虎山上清觀道士邵元節，不僅自己受到恩寵，總領道教，賜金、石、銀、象牙各一枚，官位二品，相當於現在的副國級，其父母子孫也得到封號，賜莊園、免租賦，得寵二十年，位及人臣，得寵幾代人。
2、廣建齋蘸，崇信乩仙，他嗣位伊始，即「好鬼神事，日夜齋蘸，雖諫官屢以為言，均拒而不納」，甚至發展到「經年不視朝」，深居西苑，日夕但以齋蘸為事。特別愛好扶乩，且耗費巨大，宮中每年用黃蠟二十餘萬斤，白蠟十餘萬斤，香品數十萬斤，而且朝臣只能奉承，不能持任何異議，凡敢於進諫者，將受到嚴厲懲處。
3、建宮築室，不惜勞民傷財，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建祐國康民雷殿，「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綉，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由於不斷的花巨資造宮觀，以至於「府藏告匱」，百餘年的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
4、愛好青詞，舉行齋蘸需用青詞，嘉靖因「益求長生，日夜禱祀」的需要，文武大臣皆直入西苑，供奉青詞，顧鼎臣、夏言、嚴嵩等皆以青詞受寵，史稱「青詞宰相」。
5、迷信丹藥，千方百計四處尋覓冀希長壽，於是道徒佞莘 之人，進仙方丹藥而獲寵者，有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數十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派人到五嶽即太和、龍虎、三茅、齊雲、鶴鳴等道教名山廣為採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禮部將四方進獻的「瑞芝」一千八百多本一起上報，嘉靖仍嫌不足，更有邵元節、陶仲文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製如辰砂以進，稱為「先天丹鉛」。此外，嘉靖還為自己的父母和自己加封道號，比宋徽宗有過之而不及。
明世宗嘉靖逝世後，其子穆宗朱載垕即位，在徐階的輔助下，崇道暫時有所節制，曾去正一道首領的「真人」號，改五品、改銅印。到神宗朱翊的統治時期，又全面恢復了崇道政策，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下詔恢復五十代天師張國祥正一「真人」的封號，仍予金印、又賜玉刻「宗傳」之印及金冠玉帶，並修朝天宮，御書「真人府」額。萬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張國祥死後，贈封太子太保。
神宗在位期間，對道書的整理和傳播曾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他曾命所司印道藏四百八十函，施捨在京及天下名山諸道觀，用廣其傳。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又命張國祥編印《續道藏》一百八十卷，稱為《萬曆續道藏》，這是繼《正統道藏》之後又一道書的彙輯，對道教文化的保存和傳播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
此後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檢，雖然處於明王朝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但對道教仍然十分推崇。
綜上可知，從太祖朱元璋奠定的三教並用基本政策開始，後繼者均按照這一旨意行事。終明之世，朝廷對道教的尊寵甚於金、元，不遜兩宋，明代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乃至賜爵封官者為數甚眾。尤其在憲宗、世宗當政期間，一些道士位極人臣、威福在手、恩渥終身、陰其子孫，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成風」。道教的社會影響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在開國君主朱元璋揚正一道抑全真道的政策下，受寵的道士，絕大多數屬於正一派，封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為「大真人」，並主領天下道教事起，一直到明末五十一代天師張顯庸，代代皆襲封如故。自明中葉以後，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因素已經開始萌芽，封建社會已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根植於封建社會的道教，其教理教義適應於封建制度，具有濃厚封建性和保守性，道教首領們面臨大變動的形勢又只知貪求富貴，驕奢淫逸，日益腐化，不能適應新的潮流對道教進行自我革新，故不得不隨它所依附的封建社會的衰落而衰落，儘管封建王朝任然繼續崇道，但已無法挽救其由盛而衰的厄運了。
江河日下的清代道教
入清以後，由於清代的統治者素無道教信仰，便逐步採取種種限制措施，從而加速道教衰落的進程，清初順治、康熙、雍正王朝，從籠絡漢人的需要出發，對道教仍沿用明例加以保護。清政權鞏固之後，從乾隆帝開始，對道教一再加以貶抑。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敕令「嗣後真人差委法員，往各省開壇傳度，一概永行禁止，天師只能率領本山道眾，如有法員，潛往各省考選道士，受籙傳徒者，一經發覺，將法員治罪，該真人一併論處」。次年又規定，正一真人嗣後不許入朝臣班行。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正一真人降為正五品，從前所用的銀印繳部換給，至於朝覲述職大典......即一概停止，以肅體制。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限制正一真人朝覲次數，為五年來京一次。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又規定「正一真人系屬方外，原不得與朝臣同列」。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師，正一真人張珏「停其朝覲，著不準來京」。
明清之際，全真道經過長期沉寂之後，以龍門派為主體的道派出現了一批高道，又呈復甦之勢。清初，龍門派第七代王常月，以振宗興教，光復全真祖風自居，採取清整戒律為中興龍門的主要措施，建立公開傳戒制度並得到清廷的支持，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奉旨主講白雲觀，賜紫衣帆三次，登壇說戒，度弟子千餘人，一時間南北道派紛紛來京求戒。康熙二年（公元1669年）王常月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在南京、杭州、湖州、武當山等地立壇授戒。王常月同輩的沈常敬及其弟子，在江浙一代頗有影響，在甘肅龍門第十一代道士劉一明著書闡發內丹之道，流傳甚廣。在廣東，清末有龍門派道士陳銘珪，主持羅浮山酥醪觀，撰有《長春道教源流》八卷，為研究全真道歷史做出了貢獻。此外還有萬曆時揚州陸西星和道光時樂山李西月，並非正式全真派道徒，皆著書立說，在道教修鍊方面各自形成一個流派，世稱陸西星為「東派」，李西月為「西派」，各地龍門派道士多兼行齋醺祈禳，以香火收入為謀生之途徑，在宗教行持方面與正一道沒有多少差別，表明他們之間相互融合的傾向。全真派雖經一批高道的努力曾一度有復興之象，以致在清末有相當勢力，其宮觀庵院遍布全國各地，田產收入也相當多，但其教團素質仍江河日下，道士中道行可稱道者越來越少，個別上層道士生活日益腐化，終於隨著封建社會的衰落而衰落。
明中葉以後，道教在上層地位日趨衰落的同時，民間通俗的道教仍然活躍，以各種宗教相互融合為特點的民間秘密宗教，雖然派別繁多，思想淵源亦很複雜，但其中有些派別在思想上、仍至組織形式上，同道教仍有一定的關係，演化為如清初的八卦教等民間宗教組織，而後來的義和拳和道教也有一定的關聯。
苦難中支撐的民國道教
從鴉片戰爭至1949年的百餘年之中，中國社會動蕩戰火連綿，民生疾苦，名山勝地的道教宮觀建築得不到維修保養，殿堂衰弱，道士離散。只有廣州、溫州、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或者人口較集中的瀋陽、武漢、成都等城市，道教仍稍有發展。
民國時期，道教沒有得到政府的財力支持，但在政治上得到統治者支持，全真道在北京、瀋陽、武漢等道觀舉行六次全國性放戒活動，著名贊助者有，大總統黎元洪、偽滿洲鄭州總理張景惠，參加者有省長、將軍、督辦、知事等等。在放戒活動中，聲稱「道教今後應與社會發展相結合」。民國時期、各地道教在發展過程中，絕大多數道徒和信徒是反帝愛國的，瀋陽太清宮主持將宮內收入結餘，全部周濟奉天百姓，辦學校、開粥廠。冀魯大旱時，葛月潭夜以繼日作畫千餘幅，將義賣所得全部賑濟兩省災民。抗日戰爭時，武當山、茅山更直接成為抗日的前沿，江蘇茅山成為新四軍江南抗日根據地，有許多道士直接參加抗日戰爭，為民族解放事業流血犧牲。但主流聲音之外，也出現在日本侵華期間，上海個別道觀也進行過「追悼中日將士」和追悼汪精衛的活動，遼寧、瀋陽太清宮某些道士還舉行過「聖戰必勝祈願」的道場，終成恥辱之聲。
民國初年，道教為適應近代社會變化，曾企圖仿效西方的教會組織，建立全國性的道教組織系統，1912年，在北京、上海先後成立兩個全國性的道教會，北京的中央道教總會和上海的中華民國道教總會。北京的中央道教總會領導人是清一色的各地全真道觀的主持，因此只能說是全真道的全國組織；上海中華民國道教總會，以江西龍虎山為主體的正一道的全國組織，兩個組織雖然都制定了一套復興道教的計劃，但由於缺乏實力和權威領導，也未形成系統的組織形式，最後未能展開有影響的活動。
中國道教的教義思想未能適應近代社會的飛速發展，道教界也沒有出現遠見卓識的高道哲人。中國近代最有影響的道教思想家陳櫻寧，他自稱不是「宗教家」也不是道士，他提出的「仙學」，雖和道教有聯繫，但還是有區別的，其「仙學」內容只是傳統「煉丹術」的「內丹」即道教方術的一部分。說白了經過清政府的打壓，又受西方各類教會的影響，以及五四運動引進的民主與科學，馬克思主義等等思想潮流的影響下，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陳櫻寧回天無力，希望通過追求不染不濁，獨善其身的一種修行方式，在當時也難能可貴，陳攖寧另闢蹊徑通過「仙學」，為道家及道教在社會組織形態中保持了自己的一些地位。
在商品經濟的侵蝕之下，近代中國道教逐漸失去了原有本色，一些宮觀殿堂成了賺錢場所。為信徒和市民做功德，也成了道士糊口謀生的手段，做道士也成了一種職業，缺少了宗教的嚴肅性，缺少了道家包含的文化、哲學、思想、教育等等深層次的追求和想往，往往阻礙道教的發展和弘揚，這是解放前夕中國道教令人擔憂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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