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存在的狂飆激進之城

利維坦按：看過電影《帝國的毀滅》的，想必對柏林即將被攻陷前希特勒面對「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亞」的偏執妄想記憶猶新。不過，那個氣勢恢宏的日耳曼尼亞永遠停留在了建築模型階段。

《帝國的毀滅》劇照

歷史無法改寫，但也正因為此，那些由於各種原因未曾建成的城市計劃往往令人不勝唏噓。想想螺旋狀的塔特林塔，在這件巨大的建築物內部結構是由一年轉一周、一月轉一周和一天轉一周的特殊空間所構成的——這絕非一般建築師能夠想像出來的詩意格局。當然，身為建築設計師在特定時期構思城市很難免於為意識形態服務的目的，畢竟他需要得到當局物力財力上的支持，以及美學上的認可，尤其是那些極具野心的規模設計更是如此。

文/Darran Anderson

譯/苦山

校對/喬琦

原文/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8/06/the-cities-that-never-existed/562874/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苦山在利維坦發布

圖源：keelyeye

那是1940年夏天一個晴朗的早晨。巴黎城空空如也，人們在混亂中撤離，腦中不約而同地閃過一個驚慌的念頭：Il y a péril en la demeure——事不宜遲，夜長夢多。一名小偷也這麼認為，不過不是從逃難的角度。他目送家家戶戶狼狽地擠上火車，這些驚慌失措的人們不知自己要去往何處，只要是從首都南下就行，只要逃到推進的德軍鞭長莫及的地方就行。小偷從另一個出口離開火車站，夾克襯裡中的暗袋已經塞得滿滿當當。他短暫地闔上眼，感受陽光落在臉上的熱度。隨即，他朝地平線那端的塞納河和成排的十字形高層公寓走去。

他穿過高層之間寬廣的綠地。他還記得，很久之前，這裡曾經被稱為瑪黑區（Le Marais），那時這裡到處是破落老舊的店面和猶太教堂，隨處可聞俄國口音的法語。而今這一切都不復存在，建築被推平，樓房被爆破，取而代之的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那宏偉的現代派圖景——混凝土、鋼筋和玻璃所鑄造的城市。他們甚至將不少具有數百年歷史的教堂和宮殿搬遷到了別處，其中包括聖傑維聖波蝶教堂（Church of Saint-Gervais-et-Saint-Protais）和博韋邸（H?tel de Beauvais）。他在一座橫跨公路的橋上駐足；公路一邊堵得水泄不通，滿是驚恐至極的逃難者，另一邊則空空蕩蕩。鳴笛聲、呼喊聲和引擎聲漸漸在身後遠去，他走進大樓，大堂徹底荒廢，走廊空無一人。

功能主義建築泰斗柯布西耶（1887-1965）。圖源：The Spectator

他乘電梯到了頂樓。屋頂的幼兒園裡玩具散亂一地，游泳池裡靜水無聲。遠遠地往下瞧，他能看到一片廢棄的小型機場，上面凌亂地擺著幾架登機梯。他覺得自己能聽見遙遙傳來的轟炸聲。整整一個晚上，毫不誇張地說，他翻遍了公寓樓的每一寸角落，偷走了每一樣值錢的家當。一座共和國正漸漸瓦解崩潰，而他是這國度的王。

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構想圖。圖源：ResearchGate

以上這些事既是真的，也不是真的。在德軍的火力下，巴黎確實於1940年6月14日淪陷，竊賊們無疑也潛行在一片混亂的暗色中賺得盆滿缽滿。但勒·柯布西耶的城市規劃提案從未付諸實施——他建議將市中心區域推倒重建，造起大片摩天高樓。這些起草於20世紀20年代初的城市規劃包括「現代城市」（Ville Contemporaine）、「伏瓦生規劃」（Plan Voisin）和「光輝城市」（Ville Radieuse），它們滑入了另一條時間線，而我們的巴黎和我們的世界將永遠不會看到這些規劃躍出紙面變為現實。

市民們大可重遊這些不曾建起的城市，任另一條時間線里這些城市的歷史在腦中盤旋。人們可以回溯只存在於設計圖中的建築，從其中得到未來的靈感，但不曾實現之城所給予人們的並不僅僅是老調重彈。它們同樣提醒人們，儘管這世界在現在的我們看來是如此牢固可靠、確鑿無疑，它本可能輕易地走向全然不同的未來。

儘管勒·柯布西耶的規劃並未付諸實施，但它們會對後人留下深遠的影響。當盧西奧·科斯塔（Lúcio Costa）、羅伯托·比勒·馬克思（Roberto Burle Marx）和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為巴西利亞做城市規劃時，他們就是受柯布西耶啟發，從零設計出了這座嚴密精巧到幾乎沒有人情味的首都。與之相對的，1932年，出於對柯布西耶巴黎城市規劃的反感和厭惡，弗朗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設計了他的郊區烏托邦「廣畝城市」（Broadacre City）；他對柯布西耶設計中的棋盤式城市布局嗤之以鼻，稱其為「毫無生氣的……封建高塔」。

1961年，正在施工中的巴西利亞。該城的城市規劃設計受勒·柯布西耶影響。圖源：Dmitri Kessel/Getty

賴特的郊區烏托邦「廣畝城市」模型圖。他認為現代的城市無法適應現代的生活，主張取消那些大城市，而採用一種分散的城市布局，以農業為基礎，並通過汽車作為溝通的方式。圖源：Paleofuture/Gizmodo

1935年1月1日，賴特在檢查「廣畝城市」模型。圖源：franklloydwright.org

從一開始，柯布西耶就知道他那可容納300萬巴黎居民的城市規劃草案會收到兩極化的反饋。「起初的嘩然與震驚過去後，一些人勃然大怒，令一些人則熱情洋溢。」他在筆記中寫道。他的規劃中有好主意，也有壞主意。他希望推倒、拆毀具有民間風格的建築，清空街道，解散社區，理所當然地，這些建議都被斥為市儈庸俗、毫無文化。但在柯布西耶看來，他只是為當時最緊迫的問題——從貧民窟到雜亂無章的城市布局，從擁堵的交通到日益增加的人口密度——提供了合理的解決之道，他本人也總會提及這些設計意圖。

可拙劣的模仿者卻褻瀆了他空中之城的概念。另一些人則忽視了他在用地分區規劃方面的良苦用心，在還未確定長期計劃時就大片拆毀城市。但柯布西耶規劃中的某些元素原汁原味地傳承延續到了今天，並被廣泛接受實施——他很重視地，強調它們是「城市之肺」；他提出服務式公寓的理念（公寓提供兒童託管、洗衣、健身中心和上門送餐等服務），如今這在富人區已司空見慣，在普通社區也並不少見。他的浪漫主義美學和對透光透氣的痴迷也流傳了下來：「夕陽映照下，摩天大樓的玻璃牆面彷彿在燃燒。」城市規劃專家們急於譴責和遺忘以失敗告終的伏瓦生規劃及其衍生品，但這樣做時，他們同樣可能將伏瓦生規劃所給人的啟示拋之腦後——如何理性甚至詩意地生活。

歷史學家時而哀嘆，假想過去是一種令人愉快但容易沉溺其中的消遣活動。儘管人類是主觀的生物，但對那些研究歷史的人來說，發掘客觀真相似乎才是頭等大事。可眾所周知，試圖找出過去發生過什麼是件極為棘手的事。只要有一個細節不同，在蝴蝶效應的影響下，之後的一切都會隨之而變。但儘管幻想過去有風險，人們照樣會這麼做，部分原因是戲說歷史既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

另一部分原因是，在過去確實有許多個瞬間，歷史幾乎就會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歷史由無數次偶然事件構成，而這些偶然事件的影響也回蕩在建築環境中。1914年6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僥倖從暗殺中逃脫，結果他的司機開車時轉錯了彎，而在這條路上恰巧站著另一位暗殺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據傳他當時正在莫里茨·席勒（Moritz Schiller）的熟食店裡吃三明治，但這個故事真實性存疑】。如今在拉丁橋附近，刺殺地點處立著一塊紀念牌，歷史的軌跡在那裡陡然轉向，朝世界大戰直奔而去。

在如今慕尼黑文化中心（Gasteig）矗立的地方，原本是一家名為貝格勃勞凱勒（Bürgerbr?ukeller）的啤酒館（譯者註：1933年11月8日，啤酒館政變在此地發生，此後每年11月8日希特勒都會來此地發表紀念演說，文中所述刺殺發生在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計劃在這裡演講，一位名為喬治·艾爾塞（Georg Elser）的左派木匠對他心懷不滿，於是在酒館一根柱子里藏了定時炸彈。但由於航班因大霧取消，納粹首領臨時決定縮短演講，提早離開去趕火車。沒過多久，炸彈起爆，導致7人喪生，而希特勒則從此堅信自己受到了上帝的保佑。

在回顧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記錄時，我們應該記住，古鎮小倉市因當時天氣惡劣、能見度過低而幸免於難，京都也逃過一劫，原因據說是美國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曾在那裡度蜜月。歷史的分岔是如此頻繁，平行世界離我們是如此之近，可它們的掠影卻無人注意到，真是令人驚訝不已。

時間是1958年5月2日。伊拉克國王費薩爾二世正在位於曼哈頓的伊拉克駐美領事館慶祝自己的23歲生日，並為一項特殊的項目揭幕：弗朗克·賴特的大巴格達計劃。此前，這位年輕的君主已經邀請了當時國際上最傑出馳名的其他數位建築設計師——包括勒·柯布西耶、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和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來為他想像中的嶄新社會添磚加瓦。

賴特的設想始於一座歌劇院，最後的成品則反映出設計師雄心勃勃的理念：規劃中反覆借用薩邁拉大清真寺（the Great Mosque of Samarra）宣禮塔中的螺旋形元素，以及阿拔斯王朝時期著名的巴格達圓城（the round city of Baghdad）的圓形元素。計劃中，大巴格達會圍繞底格里斯河上的豬島（Pig Island）為中心建造，這座島是賴特乘飛機降落時相中的。

弗朗克·賴特的大巴格達計劃模型。圖源：Rafa Rivas/Getty

國王同意了。童年時對《一千零一夜》的喜愛啟發了這位美國建築設計師，令他構想出了一座既不罔顧史實，又符合西方人心目中對東方印象的幻想之城：瀑布、集市和博物館交相輝映，哈倫·拉希德（譯者註：Harun al-Rashid，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發，在任期間為王朝最強盛時代，同時也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常見主角）和阿拉丁的雕像矗立其間。

賴特的大巴格達如果建成，可能會產生幾個結果。其一，它的大學也許會成為現代的智慧宮（譯者註：House of Wisdom，阿拔斯王朝時期建於巴格達的綜合學術機構），哈希姆家族（譯者註：Hashemites，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繁衍而成的家族名稱，費薩爾二世即是哈希姆族人）也將重振榮光，搖身一變為樂善好施的開明領袖。其二，它也許會成為原始形態的迪拜，因石油產業和外國投資而欣欣向榮。但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也會起到決定性作用（編者註：誰能想到，半個世紀後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

賴特選中的島嶼很容易遭遇洪水，其環境不穩定性從一開始就註定了這項工程可能會失敗。與此同時，該區域的政局日益動蕩。費薩爾的宏偉設想很有可能淪為一場華而不實的昂貴笑料，或是像後奧運會時代的場館一樣，或是浪費，或是荒廢，成為一片被絕大多數巴格達人無視的有限空間。它同樣有可能變成聚眾抗議的集合地，鑒於規劃中包括一系列交流中心，它甚至可能會成為當時正在醞釀中的武裝政變陰謀的目標。

伊拉克國王費薩爾二世（1935-1958），在1958年的政變中被害身亡。他的死象徵著伊拉克君主體制的終結。圖源：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但賴特的大巴格達計劃將永遠只是個計劃。費薩爾的這場生日宴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場。伊拉克軍方中的一個陰謀集團叛變，奪取關鍵設施並包圍了王宮。皇室竭力逃到了王宮花園中，據說在那裡慘遭擊斃——具體細節有多種說法。發動政變的陰謀家在政變成功後並沒有統治或存活太長時間，他們多數都死於陰謀活動或刺殺。他們推動了一系列的事件，使得復興黨人（Ba』athists）在1963年的拉馬丹流血革命中成功掌權，最終在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上台後建立了獨裁統治。

要想研究並理解弗朗克·賴特那未曾建起的巴格達，你必須對現實中最後建成的巴格達知之甚深，從勝利之劍（譯者註：Swords of Qādisīyah，薩達姆時代建造的雕塑）到綠區（譯者註：Green Zone，在美軍入侵前是伊拉克政權的總部和復興黨的行政中心）——和它們建造過程中犧牲的人命——都需要十分了解。一味將失落的時代（不論它是某段真實的歷史還是未經考驗、永不可能實現的平行世界未來）視為黃金時代只是一種浪漫主義和逃避行為，但考慮到伊拉克人經受過如此多的煎熬，他們會產生這樣的衝動也可以理解。

與之相對的是，人們應該（哪怕只是在腦中）住進未曾建起之城，深度挖掘這些城市的深意。我們可以去想像，在斯坦利·泰格曼（Stanley Tigerman）設計於1965年的「即時城市」（Instant City）里，駕車穿行在那列玻璃金字塔間或是住在其中會是種什麼樣的感受，在這座城裡，權力的象徵所供奉的不再是法老，而是汽車的無上霸權。

斯坦利·泰格曼設計於1965年的「即時城市」（Instant City）。圖源：Yang Yu

吉列構想的烏托邦城市「尼亞加拉瀑布上的大都會」：所有建築如蜂巢，整體建築群可以供養6000萬人。圖源：Gurney Journey

我們可以去猜想，金·坎普·吉列（譯者註：King Camp Gillette，吉列剃鬚刀創始人）設計於1894年的「尼亞加拉瀑布上的大都會」是會大獲成功，還是淪為一片直挺挺豎立在那兒的大型破舊貧民窟，它一方面很現代——配有最先進的電信設備、電梯和水力發電設施，同時又很古樸雅緻——陶瓷外牆，公寓里配有起居室和音樂廳。對一個靠賣安全剃鬚刀賺錢發家的人來說，吉列對於未來的看法驚人地激進：「沒有哪個體系是完美的體系，刺激人們犯罪的誘因會永遠存在，除非金錢和一切物質的代表值都從地球表面消失得一乾二淨。」

我們可以瞧瞧設計於1968年的「西沃德之勝」（Seward』s Success），這類封閉城市有許多案例，它們的氣候環境由人工控制，單軌鐵路是俗套的科幻小說風格。我們可以思考，置身南北極的氣候條件下，生活在數千穹頂之一中會給人造成何種心理影響。

塔特林塔想像圖。紀念塔的中心體是由一個玻璃製成的核心、一個立方體、一個圓柱合成的，就像比薩斜塔那樣，傾懸於一個不對等的軸座上面，四周環繞鋼條做成的螺旋梯子。內里部分分別沿著各自平行於地面的軸線以不同的速率旋轉：玻璃圓柱每年環繞軸座周轉一次，劃分出教堂和會議室；玻璃核心一個月周轉一次，內部是秘書處和行政設施；最高的玻璃方體一天調轉一次，設置有資訊局、報紙辦公室、印製小冊子和宣言的出版社。圖源：Kane Icarus Lynch

不論設計師和市民們是怎麼認為、如何希望的，建築必然會參與到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發展中，互相影響。如果柯布西耶成功實現了將阿爾及爾重塑為一座線性城市的計劃，那麼對發源於卡斯巴（譯者註：Casbah，阿爾及爾古城的中心地區）、在阿爾及爾革命中達到高潮的衝突和高壓，這座新城是會起到疏導的作用，還是會推波助瀾、使其愈演愈烈呢？如果塔特林塔（Tatlin Tower）真的造了出來，有著旋轉的腔室、無數擴音器和投影屏幕，那麼時至如今，它是否會淪為一座後蘇聯時代故障許久的遺迹，亟待那些懷念蘇聯時代的人來修復重啟？如果伊爾凡（Boris Iofan）筆下那有著巨大列寧雕像的蘇維埃宮殿（Palace of the Soviets）沒有因德軍入侵而停工，在社會主義沒落、偶像破壞運動隨之而來時，它會遭遇什麼？

希特勒計劃將柏林改建為「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亞」，此為模型。圖源：德國聯邦檔案館

或者假設莫斯科不再存在。曾經的首都淹沒在一片巨大的水庫之下。第三帝國的計劃取得了成功，首都的居民或是被殺死，或是被流放為勞工。波羅的海諸國、克里米亞、伏爾加河以及中東油田都落入了德國人的手中。布爾什維克再也成不了氣候，只在烏拉爾山脈以東、高加索山中有零星的勢力。希特勒和斯佩爾（Albert Speer）的建築規劃都已逐次實現。柏林被日耳曼尼亞（Germania）取代，它自稱「世界之都」，都內有一座高聳入雲的人民大廳（Volkshalle），還有能令巴黎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黯然失色的大凱旋門（Triumphal Arch）。在林茨（譯者註：Linz，奧地利東北部城市，希特勒家鄉）建起了元首博物館（Führermuseum），其中的藝術品之多乃是世界之最。位於紐倫堡的德意志體育場（Deutsches Stadion）可容納超過40萬觀眾。以坦能堡紀念碑（譯者註：Tannenberg Memorial，德國於1924年建造的一戰坦能堡戰役犧牲士兵紀念碑，位於現今波蘭奧爾什蒂內克鎮，二戰結束後被波蘭政府拆除）為基礎，龐然而駭人的納粹陣亡紀念塔在歐洲大陸上一座又一座地豎起。但日耳曼尼亞的輝煌正在松垮的土壤下悄然傾覆，地基緩緩崩塌，高牆慢慢開裂。一切正如緩慢下沉的樣品建築「承重體」（譯者註：Schwerbelastungsk?rper，為了確定柏林的濕軟地基能否承載巨大工程，建築師使用一塊極其沉重的混凝土塊修築成測試建築，測試地基能夠支撐多大的重量）所預示的那樣。

柏林如今的Schwerbelastungsk?rper：1941年納粹建造的這個高達18米、重12650噸的混凝土承重體，按照當時的估計，如果其下陷不到6厘米，則證明人民大廳（Volkshalle）可以在柏林地基上建造。但事實情況是，承重體在三年內下降超過了18厘米。圖源：Atlas Obscura

希特勒夢寐以求的人民大廳。在設計構想中，該大廳圓頂將是羅馬萬神殿的八倍。圖源：wikipedia

人民大廳內部唯一的一張參考圖。圖源：Gizmodo Australia

《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中重現的人民大廳內部場景。圖源：Gizmodo Australia

1935年的坦能堡紀念碑。該紀念碑為八角形布局，建有八座20米高的高塔。此設計受到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建造的蒙特城堡影響。圖源：Getty Images

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城市規劃也許能設想一個憑空起高樓的世界，在那裡他們可以不背負回憶而出發，不承擔後果而結束，但過去無法如此輕易地抹消。數百萬猶太人、斯拉夫人、羅姆人和同性戀者遭到殺害，他們中的一些在為日耳曼尼亞挖掘建材時力竭身亡，這些人或許會被納粹官方的歷史刻意抹消，但這個世界會記住他們，像是一個等待被發現的秘密。

阿爾伯特·斯佩爾的《第三帝國內幕》（Inside the Third Reich）中有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當時他正沉浸於自己奇想聯翩的規劃和道德遊戲中，和他的友人，黨衛隊全國領袖卡爾·漢克（Karl Hanke）聊起天來。「他坐在我辦公室的綠色皮質安樂椅里，看起來十分困惑，說話支支吾吾，時有停頓，」斯佩爾寫道，「他建議我永遠不要答應邀請，去檢閱位於上西里西亞的一座集中營（譯者註：即奧斯維辛集中營）。無論如何，絕對不要去。他在那裡看見了某些東西，不允許他對外描述，他也無法用語言描述。」

這個瞬間突顯了「看清」的至關重要性——看清過去發生過什麼，看清過去本可能發生什麼，看清如果我們盲目地追隨自己或他人的規劃，將來可能會發生什麼。「平行世界可能存在」看起來是個吸引人的主張，但那些分岔的未來也許是美夢，也許是噩夢，取決於此時此地人們的行動。

本文作者達倫·安德森（Darran Anderson）著有《想像之城》（Imaginary Citi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新書《潮破》（Tidewrac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即將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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