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話三遍淡如水！忽必烈疏遠姚樞的前車之鑒

文|趙倡文（讀史專欄作者）

壹

忽必烈之所以能登上皇帝的寶座，與一位漢族大臣的輔佐密不可分。這位漢族大臣就是元初一代名儒姚樞。

姚樞，字公茂，號雪齋，又號敬齋。

他天資聰穎，志向遠大，以勤奮好學著稱於世。

胸懷天下的忽必烈聽說姚樞非常有才能，就於公元1250年把姚樞召到自己麾下，對他待以客禮，並徵詢救世治國之大略，姚樞寫了幾千字，陳述帝王之道，把「治國平天下」歸結為八條：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同時還提出救時之弊三十條。

忽必烈看後大喜過望，對姚樞的才思驚訝不已，以致在以後的舉措中「動必召問」，並讓他教授世子經書。

貳

姚樞作為忽必烈的親信幕僚，也不負所望，在忽必烈爭奪汗位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1251年6月，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繼承大蒙古國汗位後，將漠南漢地政權全權委託給忽必烈掌管，忽必烈非常高興，大擺宴席。

宴席上，觥籌交錯，慶賀聲不斷，唯有姚樞坐在那裡一言不發。忽必烈非常納悶地問他道：「大家都在為我慶賀，你為什麼默不作聲？」

姚樞說：「現今漢地土地廣大，人民殷實，非漠北所能比。如果朝廷中有人離間，天子必定後悔而出兵爭奪，這看似是好事，實際上是個禍患。你不如只把持兵權，凡軍中的費用，都向負責機構領取，這樣勢順理安，別人不會找什麼麻煩，你也可以得到安寧，才能力圖將來。」

忽必烈一聽桃樞說得有理，就把漢地的政務交還給大汗蒙哥。

姚樞給忽必烈出的這個主意，實際上是讓忽必烈韜光養晦，然而就是忽必烈這樣低調，隨著他在漢地勢力和聲望的不斷提高，還是有人於1256年在蒙哥面前進讒言，告發忽必烈有異心。隨著他人的告發，蒙哥也對忽必烈產生了猜忌之心，派人到忽必烈管轄的漢地進行考核。

面對忽必烈和蒙哥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姚樞又向忽必烈獻計，讓他不要與蒙哥較勁，主動回到朝廷長期居住，以屈求伸，打消蒙哥對自己的猜忌。

忽必烈再三思考後，採納了姚樞的建議，回到了漠北。蒙哥與忽必列兄弟相見，親情迸發，召回了派往忽必烈管轄地區進行考核的官員，但也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權。一年之後，蒙古軍進攻南宋連連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起用忽必烈。

1259年，大汗蒙哥在征宋前線受傷，死於四川。1260年春天，手握重兵的忽必烈終於登上了大汗之位。

從忽必烈登上汗位的艱難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姚樞所起的關鍵作用，可就在忽必烈登上汗位後，卻對親信之臣姚樞日漸疏遠。

是什麼原因讓忽必烈拋棄姚樞這個昔日的重臣呢？我們還得從姚樞為何樂意輔佐忽必烈說起。

叄

在忽必烈徵召姚樞之前，姚樞因鄙視喜歡收受賄賂的當朝權臣牙老瓦赤，棄官攜家眷退居輝州蘇門，也就是現在河南的輝縣百泉。在這裡，他專心於程朱理學的研讀和傳播，終日正襟危坐來治學，達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

就在姚樞「遁世」以潛心程朱理學研究時，忽必烈聞姚樞的大名，徵召他前來為自己服務。要是一般的學者型人才，如果官場已經失意，就會對這樣的徵召不屑一顧，可姚樞卻慨然出山，非常樂意為忽必烈服務。

為什麼姚樞與一般的文人不一樣呢？原來姚樞認為，宋金以來，南北割裂，已經阻礙了南方先進理學在北方的傳播，現在蒙古貴族已經統治中原，只有應召出仕，才能影響蒙古統治者，才能利用統治者的權力來傳播儒道尤其是程朱理學。如果不這樣做，儒道就很難推行，中原文明就有可能斷送在這些游牧貴族統治者手中。所以，姚樞自服務於忽必烈之後，就時時不忘以自己的行動去保護、推動儒道的流行，去感化、影響、轉變蒙古統治者的舊俗。

1252年7月，在忽必烈南攻大理時，姚樞趁忽必烈擺設夜宴高興之時，向他講述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的典故，從而使蒙古軍攻破大理後不再屠城。

1276年，在元軍攻取南宋臨安時，姚樞分析了自夏至秋，一城不降，傷亡眾多的原因，再一次建議忽必烈重申禁止屠殺之詔。

這些建議，表面是姚樞在為蒙古貴族服務，然而其目的卻是在推行以「仁」為核心的儒道，並逐漸使「治理漢地，必用漢法」的理念深入忽必烈心中，這「漢法」就是儒家之道。

正是在姚樞等大儒的推動下，才使忽必烈把游牧的「大蒙古」國轉變成了「大元」王朝。

然而，大元帝國建立後，他們需要的不只是姚樞所講的「開經筵以格心」，也不只是姚樞主張的「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作為統治階層，他們更需要的是增加賦稅，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這與儒家諱於言利、主張節用愛民的觀點發生抵觸，因此，後來忽必烈多次斥責姚樞「不識事機」，把他逐出了核心權力圈，轉而重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一班「聚斂」之臣。

可作為儒者，姚樞並沒有放棄自己「傳播、顯揚理學」的理想，經常勸說蒙古貴族要時時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來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提高自己的修養。

結果，時間長了，反而使忽必烈認為姚樞只善於言談，圓的東西都能說成有把手的東西，徹底把排斥在決策層之外。

肆

元初統治者是馬背上得來的天下，讓他們學習先進文化當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身為大儒，熟讀《論語》的姚樞作為忽必烈的臣子，卻忘記了子游曾說過「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也就是說：「事奉君主太過煩瑣，就會受到侮辱；對待朋友太煩瑣，就會被疏遠。」

正是由於姚樞傳播理學的心太切，經常勸蒙古貴族學習理學，才招致了忽必烈對他的疏遠，也使他藉助蒙古貴族傳承儒學的理想受到了挫折。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用「好心得不到好報」、「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來抱怨、指責那些不聽人勸、放著正道不走的人，可我們在抱怨、指責的同時，是不是想過自己也犯了姚樞「事君數，斯辱矣」的錯誤。民間還有「好話三遍淡如水」的俗語，你說得多，別人就會厭煩你，看來勸人也得有個度的問題，否則，就會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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