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現實比電影更殘酷，也比電影更美好

小年說：

《我不是葯神》紅了，斬獲豆瓣電影9.0分的高分。

作者認為，導演在每一個細節上都體現出了國產電影中難得的誠意，但說破了天，也不過是達到了良品的平均水準。那麼，是什麼讓它顯得如此不同尋常？

推薦給你，靜夜思。

《我不是葯神》：

現實比電影更殘酷，也比電影更美好

文/楊鑫宇

01

這部電影不尋常

最近，《我不是葯神》紅了。這部取材自真實故事的虛構電影，紅透了大江南北、紅遍了大街小巷。它讓全國人民知道了「慢粒白血病」，知道了能夠治療這種疾病的「神葯」格列衛（影片中被稱作「格列寧」），也知道了「神葯」背後冰冷而殘酷的矛盾與現實。

這部電影在一片讚譽聲里斬獲豆瓣電影9.0分的高分，但質疑之聲也不出意料地出現了。

是的，在情節上，主角原型陸勇的真實故事可能比電影劇本更精彩，好萊塢出品的同題材電影《達拉斯買傢俱樂部》更是珠玉在前；導演在每一個細節上都體現出了國產電影中難得的誠意，但說破了天，也不過是達到了良品的平均水準。

那麼，是什麼讓它顯得如此不同尋常？

要我說，這部電影最大的突破可能就在於：劇組用無數個精心雕琢、卻又無比貼近真實的細節，「濃縮」地還原了被逼入困境的患者們「玩命」的樣子。

這樣的情節，無論怎麼平凡而俗套，也足以讓人感受到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的顫慄。

02

名為恐懼的顫慄

這種顫慄的名字，不是同情，是「恐懼」。

電影中，老人拉住警察的手說，誰家還沒個病人？你能保證你不生病嗎？

這問題直擊人心。命運從來平等，誰都會害怕，將來有一天，「玩命」的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影片里，老實巴交、唯唯諾諾的呂受益因為患病，竟然成了膽子最大的人，主動挑起了走私印度仿製葯的事端；看起來年高德劭、溫文爾雅的劉牧師，走上了一條他從不敢想的違法道路；而不到20歲的黃毛，為了不讓程勇被抓，不惜以命相搏。

這樣的轉變和行為，或許就是出於恐懼。

但即便是在電影情節的語境之下，我們也很難給這些行為完全正面的評價，而在戲外，法律更不會允許這樣的事發生。

但是，當一個人真的面臨突如其來的厄運，不得不背起生命壓下的重擔時，談論對與錯，又有多少意義呢？而以「旁觀者」的身份看著劇中角色「玩命」的我們，又怎麼能真的置身事外，而不想到自己未知的未來？

正因如此，我們不可能只用電影工業的標準，來衡量與審視《我不是葯神》，在社會現實之下，這部電影觸碰的，是比用來觀影的視聽感官更加深刻的東西。

03

醫藥公司就是反派嗎

看完電影之後，醫療領域的相關從業者，大多都對影片塑造的製藥公司相關人員的形象不滿。

「諾瓦公司」的醫藥代表，扮演了一個幾乎「從頭賤到腳」的反派角色。

他幾乎可以說是公眾對製藥公司所有負面想像的具象化身：唯利是圖、冷血無情、漠視生命、為富不仁……

他甚至不如一臉奸相的假藥販子張長林，衣冠楚楚卻「嘴臉」醜陋，看不出一點人性的光輝。

「神葯」價格之所以如此高昂，全是這些製藥公司的錯。他們講點道德、下調葯價，問題絕不會這麼難辦。

如果熟悉「神葯」格列衛的研發歷史，我們或許就能對其高昂的定價多幾分理解。從醫學界在1960年發現慢粒白血病的致病染色體，到人們終於找到針對這種染色體進行靶向打擊的可能，無數天才學者耗費了30多年的光景。經過製藥公司的無數試驗，格列衛最終被批准用於臨床時，已經是2001年。

有人形象的說：你吃到的葯雖然貴，但已經是「第二粒葯」的價格，而「第一粒葯」的價格，可能是數十億美元。

製藥公司不定高價，就收不回研發成本更不可能盈利，那還有誰願意研發新葯呢？在這樣的矛盾與悖論面前，藥物的「高價」決不能僅用「商人貪婪」來解釋，而承載著更深刻的意義。

04

拯救生命，就是最大的善

我家就有一位每天都要服用「神葯」的慢粒白血病患者。

我必須承認，我們其實很幸運。一方面，因為發現及時，家人的病情很快就在正版格列衛的幫助下得到了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得益於家中條件還算不錯，又趕上了最新的醫保政策，我們從沒體會過電影中那些患者的痛苦與絕望，只是安心地每月開藥、吃藥、如常生活。

電影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患者沒有葯吃就會死去。而另一個同樣殘酷的現實卻沒有展示——沒有高葯價，就不會有新葯的生長土壤，現在以及未來的患者，都只能在無葯可用的窘境下死去。

「天價救命葯」的難題，就像是傳說中的「戈耳狄俄斯之結」，這個無比複雜的死結究竟要怎麼解開？

印度政府選擇了最簡單、最接近傳說中亞歷山大大帝解法的做法。他們放棄了「解開」繩結，而是直接用利劍「斬斷」了繩結，這把「利劍」的名字就叫做強制許可。在強制許可之下，印度藥廠可以合法地批量生產「救命葯」的仿製品，這讓印度成為了「世界窮人的藥房」，但與此同時，各種不合規章的藥品實驗也在印度嚴重泛濫。

任何一種方法都不能奢談完美。從捍衛生命的角度而言，影片中一直在扮演「反派」的製藥公司，又何嘗不是在「為善」呢？沒有印度仿製葯，許多貧窮的患者只能在「Life is money」面前感受絕望。

能把話說到這個層面上，才算是真正理解了這道難題的本質。遺憾的是，《我不是葯神》沒能做到這一點，而人們的共情，也只能共情到此時此刻需要幫助的患者身上。透過冷冰冰的商業邏輯，不難發現，堅持不懈地創新和投入，也意味著遙遠的未來，更多的病人有了生的希望。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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