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美版葯神式黑幕：FDA竟與葯企存在利益輸送，多名專家拿回扣

最近，一部名為《我不是葯神》的電影引發中國全民大討論，其中一個熱議的話題就是創新葯的發行，無獨有偶，這個話題也出現在本周的《Science》官網。

這一次，《Science》的報道里直接劍指「醫藥界看不見的黑暗」，只不過事情的主角換成了 FDA——這個在全球醫藥界尤其創新葯發行上具有絕對發言權的官方機構。

《Science》官網連發兩文，大篇幅揭露了 FDA 藥物審批過程中與藥廠之間暗流涌動的利益輸送問題，其中包括一篇封面文章。據 Science 的調查報告顯示，有相當一部分評審人員在評審後直接接受了來自葯企的「贊助」，或從葯企獲得了職位、影響力等隱性利益。文章披露了相關醫生和葯企之間大量的利益關係細節。

據《Science》統計，僅僅 2008 年到 2014 年，參與審批 28 項新葯的 107 名醫生顧問中，僅 41 個人沒有和相關藥廠有任何經濟聯繫。

圖| 107 名醫生顧問接受資助的情況

具體而言，107 名醫生顧問中，40 人在事後接受了來自藥廠或其競爭對手價值 10,000 美元以上的報酬或科研資助，其中 26 人獲得了超過 10 萬美元的獎勵，7 人獲得了高達 100 萬美元的獎勵；17 名收入最高的專家共獲得高達 2600 萬美元的研究資助，其中 94% 的的金額來自他們之前的評審對象（藥廠）或其競爭對手；大部分資助資金的獲得是與評審工作同年或在評審工作之前。

圖丨《Science》官網兩篇報道：1、隱藏的利益衝突？FDA 審批專家在批准藥物之後收到葯企付賬引發倫理擔憂；2、FDA的旋轉門：葯企常常招聘那些幫其獲批的FDA員工

作為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直轄的聯邦政府機構，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職能包括對其國內生產及進口的食品、藥品、疫苗、生物醫藥製劑等進行監督管理。由於每一項審批的內容都攸關生死，這就要求該部門在工作執行中必須保證絕對的客觀、獨立和公正。

但是，如今曝出這樣的新聞，人們沒有理由不對 FDA 評審過程的公正性、以及通過的藥品安全性提出質疑，同時也促使我們思考如何能夠更為有效的解決這一衝突。

圖丨7月6日的《Science》雜誌封面

其中值得強調的是，涉及問題的評審人員絕大多數並非是 FDA 的僱員，而是外請的專家評審團隊，他們多任職於各著名大學或其他研究機構，為各行業中的翹楚。在 FDA 的藥物評審過程中，常會碰到難以解決的關鍵問題，FDA 會邀請外部專家提供參考性建議並進行投票，而最終評審結果主要依賴於實驗或臨床數據等。

在邀請外部專家前 FDA 會對該專家是否與評審項目存在利益關係進行審核，如果存在便不會邀請，用以杜絕評審中的舞弊行為。儘管外部專家的建議並不會被當做最終評審結果的依據，但仍舊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旋轉門一轉就是一家人

正如聯邦法律要求的那樣，FDA 禁止僱員以其公職身份謀取不正當的利益，但實際執行起來，又是怎麼樣的呢？Science 的調查員在研究中發現，大多數的外請專家都在評審過後從藥品製造商處得到了價值不菲的「獎勵」——不管是金錢還是職位形式的回報。

就像《Science》報道配圖所顯示的那樣，評審過程變成了一道旋轉門，以評審的資格推門而入，坐在談判桌的對面，而轉眼間，推門而出時卻成了一家人，這道門之後似乎藏著不為人知的「魔法」與故事。

此刻坐在評審人員面前的只是被評審的對象，也是所在行業響噹噹的 NO.1。這意味著某一天如果跳出 FDA，評審人員極有可能成為該公司的一名僱員。是否要手下留情或是趁機與製藥巨頭建立聯繫，這關乎的是人性。

在新葯的審批過程中 FDA 的工作人員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他們需要向顧問小組提供證據，而這直接關係到藥品是否通過。身為評審團隊的一部分，他們在評審後卻可以自由的選擇工作，比如「跳槽」去藥廠工作，而事實上，很多人的確這麼做了。據 BMJ（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國醫學雜誌）2016 年的一份研究顯示，9 年間在 FDA 從事血液腫瘤學藥物審查的 55 名僱員中，共有 26 名選擇轉行，而其中 15 名就職於生物製藥行業，或為其提供諮詢服務。

相比於這種間接的獲利，更多的的是直接的金錢回報。

的確是有風險

對於大多數藥物的審批，即使沒有這些背後的經濟溝通，通過也是板上釘釘的事。但對於關係生命及健康的普通人來說，這種複雜的關係反而增加了不確定性。雖然沒有證據證明這些藥物不值得被批准，但是既然有關聯，那麼相關的評審意見是否摻雜有利益關係就值得懷疑。

而這種懷疑也是有例可循的，在 Science 的報道中，特彆強調了葯企 AstraZeneca 的安定藥物 Seroquel 的審批故事。2009 年，根據兩個諮詢小組的積極建議，Seroquel 被批准用於治療更廣泛的精神疾病，包括創傷後應激障礙。這些小組的許多顧問在之前和之後的幾年裡都收到了 AstraZeneca 及其競爭對手的資金。儘管那時已經有人對 Seroquel 引起心臟驟停的猝死提出擔憂，但並未在藥品上進行風險標註，直到 2011 年陸續出現幾例藥物相關原因的死亡。

顯然，FDA 忽略了這種利益關係可能帶來的潛在危害，2010 年，作為與美國政府和解協議的一部分，AstraZeneca 被迫支付 5.2 億美元並承認「該公司在臨床實驗中存在不當行為以及對 Seroquel 所進行的未獲批准的不當營銷行為」。

顯而易見，目前的評審制度並不完善，對此，FDA 的一名發言人認為，「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妥善解決在特殊政府僱員（SGE，special government employees）方面存在的問題，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確保在各自領域工作的專家不會被不必要地排除在參與諮詢委員會之外。我們將繼續努力確保對 SGE 進行徹底審查，並在委員會中提供適當的專業知識，以便 FDA 科學家和工作人員能夠獲得可以代表美國公眾做出最佳決策所需的建議。」

難以避免的問題

事實上，FDA 已經嘗試採取一定的手段和制度來杜絕這種「說不清楚」的情況的發生。

對於其在職僱員，FDA 絕對不允許其與任何製藥公司存在關係，甚至參與評審人員的親屬也必須與藥廠沒有關聯，否則需要在規定的時間內採取規避措施。當評審人員離職後，原則上 FDA 要求至少一段時間內（一般為 2 年）不允許供職於曾參審項目的公司，並避免利用與前同事之間的關係。

對於外請顧問，FDA 則會在邀請之初確定專家與相關項目並無利益關係。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請的專家一般為行業巨擘，與葯企在研發、推廣以及臨床試驗中，避無可避的將存在交集。

而對於 FDA 的一般僱員來說，如果辭職即意味著強迫「轉行」，也顯得並不現實。行業的圈子只有那麼大，葯企也看重 FDA 前僱員的工作經歷，樂於僱傭他們給予專業的建議。

如果只是單純為了潛在的利益衝突，而退而求次，選擇並非完全了解情況而絕對無關的人士做出建議或決斷，則更是荒誕無理的。如何從專業與利益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不僅是擺在 FDA 面前的一道難關，更是全世界藥品管理機構需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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