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師對你性騷擾，請勇敢地站出來

我們需要勇敢者，需要更多的勇敢者，靠一次次自揭傷疤的發聲和行動，才能踩出一條正義之徑。

文 | 南都周刊評論員 陳凌

又一次有女大學生實名舉報——網易人間的文章《她曾以為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曝光了多名女生遭遇中山大學教授張鵬性騷擾的隱秘而傷痛的遭遇。這是繼陳小武事件、瀋陽事件之後，高校教授對女學生的性騷擾事件又一次刷屏。

曾經採訪過遭受老師性侵或性騷擾的女孩，真切知道那些帶淚的壓抑過往，帶給她們怎樣的驚慌，又裹挾著怎樣的摧毀年輕學生信心和未來的力量。

她們揣著沒有訴諸於口的被騷擾過往，有人分不清這是老師的過分還是習慣，有人不知道找誰訴說哪裡舉報，有人擔心告不倒老師，卻使自己成為被圍觀的倒霉者……能站出來的第一個女孩是勇敢的，給予她支援，說出「我也是」的同樣勇敢，每多一個人出聲，都能分去前面人的一點心理重壓。

我們很難衡量，來自師者但超出師生界限的一次摟肩、一次強迫性擁抱、一次猥瑣的性索取，會給學生造成多大的心理壓力。在接受媒體採訪的講述中，她們有的噩夢纏身，夢見騷擾加劇，夢見死亡威脅，還有的在現實中，放棄了自己的學業深造的選擇，甚至在若干年後，混合著屈辱和苦澀的記憶仍然無法清除，難以開啟正常的生活……

截斷心理重壓、釋放洶湧洪流的一條途徑是站出來。可站出來需要一種莫大的勇氣，受害人將直面個人信息泄露，將遭遇同事朋友親人異樣的目光，將面對無數次重複的講述和追問，以及來自校方和老師的質疑和壓力……

2017年一份有效調查數達6500多份的《中國大學生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狀況調查》（以下簡稱《調查》）顯示，有12.4%的人感到嚴重影響了人際關係和交往，1.9%有過自殘或者自殺的傾向或行動……

這樣的調查數據並非危言聳聽，並且不時以個案的形式向公眾展示結局的殘酷，就在6月剛剛發生的慶陽女孩跳樓事件中，焦點直指老師對學生的騷擾（請注意，最終司法機關無法定罪，因為缺乏性侵的實際證據）。

畢竟，如今在太多的學校，沒有一個保護舉報者的環境，尤其是對性騷擾舉報者的制度性保護，甚至，都沒有一個明確清晰的舉報路徑和接收窗口。

我們需要勇敢者，需要更多的勇敢者，靠一次次自揭傷疤的發聲和行動，才能踩出一條正義之徑。如果沒有被騷擾者一次次勇敢地站出來，反性騷擾的保護和相關的立法就沒法加速和建設。

南都周刊呼籲在保護舉報者隱私、核定事實的前提下，高校、媒體和社會都以不寬容的態度，來懲罰依仗教師身份的權力，對大學女生下手的行為，因為太多事實和研究表明，性騷擾並非針對單一對象的個案行為，加害者往往縱跨多個年級，橫向涉及他的助手、同事和學生。我們必須認識到，性騷擾不會自愈，唯有依靠環境的嚴苛防護和發現一個嚴懲一個的問責處理。

事實上，現實的情況既殘酷，又無力，根據公益媒體的統計，從2014年到2018年，四年內曝出的13起高校教師性騷擾事件，1/3查無後續。

與這個數據相對應的，則是性騷擾的無孔不入，上述《調查》揭示一個驚人事實——每4名女生中就有3人遭遇過性騷擾。

自從2014年後，每一個性侵事件被推到輿論聚焦點上，都會帶來社會對性騷擾認知的緩慢提升，2018年春節之前，94所高校的8000多名學生，向自己的學校提出，建立反性騷擾機制的建議。

反性騷擾，需要個體勇敢站出來發聲，更需要一套有預防、有教育和有途徑的反饋渠道。

幾乎在所有建議中，無一例外都會要求設置一個接受性騷擾的舉報投訴的渠道，包括信箱、郵箱或電話，明確一個受理性騷擾行為投訴的的部門，以及一個負責人。

也許只是走廊盡頭拐角處的一個郵箱，也是只是一串@間隔的字元，也許是一個帶有姓名和11位數字的通道，就會抓住那些伸向學生的咸豬手，就會找到校園騷擾事件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來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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