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口抗癌藥價格世界最高全怪藥廠？

電影《我不是葯神》的炸裂口碑和超高票房，使得一種名為「格列寧」的進口抗癌藥開始為更多國人所知。

現實中，「格列寧」名為「格列衛」，是由瑞士諾華公司研製出的、人類第一個用於抗癌的分子靶向葯，在它問世之前，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簡稱「慢粒」）被視作絕症，而在格列衛誕生之後，慢粒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被提高到了85%以上，且生存質量幾乎和正常人無異。

但對於中國的慢粒患者而言，這粒救命葯卻令他們陷入了一種希望與絕望交織的境地——在中國，由於有專利保護而無法仿製，一盒進口格列衛的售價高達24000元；而在印度，由於不承認藥品的專利保護，藥廠可以合法生產仿製葯，一盒印度格列衛的價格目前已低至200元左右，只是，這種葯無法獲得中國國家葯監局的進口許可而被定性為假藥，買它是走私，賣它是售假。

作為一部電影，《我不是葯神》真實地展現了慢粒患者的艱難處境，但仍然無法拍出全部的現實，比如，電影中，製藥企業被塑造成了冷血自私、唯利是圖的大反派，而在現實中，事實並非如此。

在中國，進口格列衛的價格為什麼全世界最貴？印度葯到底靠不靠譜？國產仿製葯存在哪些問題？中國的慢粒患者面對的最大困境究竟是什麼？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找到了三位同「慢粒」與「格列衛」關係密切的採訪對象，希望通過他們的故事還原出那些電影無法企及的真相。

文 | 閆坤沐 韓逸

編輯 | 金石

患者之痛

小輝

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家屬

2008年，我上高二，老爸被確診為慢粒。當時，他是家裡的頂樑柱，養活我們一家四口。他生病以後，我老媽去工廠做了磨床工人, 同時照顧我和我姐，打理家裡的田地，老爸負責在我們全家的支持下，和血癌作鬥爭。

慢粒的全稱是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簡單來說，它是由染色體異位引起的，這種異常會使身體不斷分泌一種酶，這種酶會刺激白細胞無限複製，造成癌變。所謂的靶向葯，就是能精準地抑制這種酶的活性，同時把它對身體的其他損害降到最低。

我老爸剛查出來的時候，是在慢性期，醫生第一時間就和我們說了，可以吃一種叫格列衛的進口抗癌藥來控制病情，不讓它發展到加速期和急變期，如果到了急變期，人基本上就沒救了。

一盒格列衛在我們安徽的價錢是23458，這個五位數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現在，兩萬多對一個農村家庭來說都抵得上一年的收入了，更別說那是十年前，這簡直是天價，我們聽了以後連回家考慮一下這種話都沒說，因為沒得猶豫，直接就放棄了。

價格高昂的格列衛。

回家後，我們採取了最普通的治療方法，也就是一般窮苦大眾治這個病的方法——吃一種叫羥基脲的葯，一個月大約200塊錢，它的作用是殺死異常繁殖的白細胞，治標不治本。吃了一段時間，人就產生耐藥性了，又開始打幹擾素，一星期一針，原理和羥基脲差不多，只是藥效更強。

這期間我也一直泡在各種病友群、刷白血病貼吧，想給老爸找條生路。

那時候，網上就有人說可以吃印度葯，但有兩個問題擺在我面前。第一，怎樣才能找到靠譜的夠買渠道？我們農村家庭，上哪兒去找可以在中國和印度往返帶葯的親戚朋友？網上找代購，很容易被騙。電影里，藥販子在麵粉里摻點撲熱息痛包裝成假的格列衛，現實中，我們有病友花了大價錢，最後買到的是純麵粉做的假藥。其次，現在的印度葯幾百塊一盒，但在十年前，印度葯也很貴，也要四五千塊錢一盒，一年五六萬，靠我老媽一個人掙錢，哪怕全家不吃不喝，我姐和我都不上學，也還是買不起。

沒辦法，只能繼續打幹擾素，幾年下來，老爸身上全是針眼，真的是千瘡百孔。痛苦無所謂，可是效果還很差。後來老爸發展到了加速期，只能選擇化療。化療對身體的損害很大，老爸化療了三四次之後，人實在受不了了，我們縣城的醫生就放棄了，讓我們把我爸「弄回去」。

就在這個時候，轉機來了。2013年，格列衛在安徽省進了醫保，我爸的新農合能報銷70%。而且廠家和中華慈善基金會合作，對患者有買三盒送九盒的活動，也就是花七萬多買三個月的葯，就可以吃一年，再算報上銷比例，一年只要花兩萬多就行了。

申請買三送九的條件是很苛刻的，要求家庭年收入少於15萬，或者有低保，還必須找藥廠指定的醫生來開病情診斷證明，全安徽只有兩個醫生能開。申請下來後，葯必須患者本人自己去固定的地方領。

我家距離合肥大概一個多小時車程，已經算很好了。很多病人承受不起更遠的長途奔波，或者已經是卧床狀態了，索性就放棄了。

領葯的地方是一個很小的房間，只有每周二和周四開放，上午9點到11點，下午一點半到四點半，一天五個小時，過時不候。每次去領葯，全省很多地方來的病人都在那兒排隊，拿葯只有兩個小窗口，那個感受很像是災民領救濟糧。大家會互相開玩笑，說我們這不是來拿葯的，也不是來看病的，就是定期來續命的。

我們算過，如果按原價，那一顆葯是200塊錢，按重量折算一下，比黃金都貴，而且葯正好是黃色的，所以有病友就直接叫它金豆豆。

領到葯後，為了防止病人倒賣，藥品包裝是不能帶走的，病人得在現場把葯從葯板里摳出來，裝進自己帶的藥盒。摳葯需要借力，站著不好弄，老爸每次就蹲在牆角摳。有一次，他沒掌握好力道，葯掉地上了，滾出很遠，老爸就很著急、很緊張，趴在地上到處找，終於找到了，趕緊撿起來，仔仔細細吹乾凈上面的灰，再很愛惜地放進藥盒里。

領取藥物後，病人需要把葯摳出來放在自己的藥盒裡帶走。

格列衛雖然進了醫保，但報銷還是很麻煩。醫保的報銷流程需要患者住院，但在我們那個小地方，住院不是說你想住醫院就有床位的，得提前一個月給醫生送禮說盡好話和他預約，但就算約好了，住院證開了，病房裡可能還是沒有床位。

有一次，老爸去住院，沒床位，只有一張放在病房走廊里的單人床墊，沒辦法，他就只能躺在那裡，現在，我每次想到那個畫面，還是會很難過。

老爸說，他的病就是窮病，如果有錢就不用受這份苦了。為了安慰他，我給他舉了台灣歌手高凌風的例子，跟他講，你看高凌風那麼有錢，得了白血病不也一樣治不好嗎？這樣說他能稍稍有些安慰。但我知道，高凌風是急性白血病，如果他得的也是慢粒，是有很大可能活下來的，因為在台灣，格列衛很早就納入全民醫保了。

拖到了加速期、終於吃上藥的老爸感覺到自己在變好，只是，好景不長，半年後去做骨髓穿刺檢查，他的指標顯示沒有明顯好轉，也就是說，格列衛對於他，已經沒有用了。

後來，我查到諾華公司還有藥效更強的二代葯，這個葯每盒三萬，藥廠也能買三送九，但醫保不報銷。為了抓住最後一絲希望，我們還是把買格列衛報銷回來的錢又全部買了這種葯。可惜，還是太遲了，依然沒有用。我們想換三代葯，但價格實在太貴，就吃了國產仿製的二代葯，一盒還沒吃完，2015年9月中，父親就去世了。

老爸去世後，我收拾他的東西，發現了一小包格列衛，這時，我才知道，為了省錢，老爸並沒有按照規定劑量吃藥，一天足量本該吃四顆，他只吃了兩顆。

這些年給父親治病，以及他的離開，一度讓我陷入重度抑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我覺得，希望這兩個字對我來說太諷刺了，我一次一次以為父親等到了活路，但一次一次迎來的卻是更重的打擊。我花了三年才從抑鬱中慢慢恢復。如果你早一兩年找我，我根本沒辦法和你說這麼多。

前兩天，我鼓起勇氣去看了《我不是葯神》。感觸最深的一個細節是，程勇去老呂家做客，看到了老呂的孩子，老呂說，確診慢粒的時候妻子懷孕五個月，他成天想著死，但從孩子生下來看到他第一眼開始，就只想著活下去，聽他叫聲爸爸。看著我結婚生子也曾是支撐我父親活下去的最大動力，可惜，他並沒有等到這一天。

看完回來後，我在微博上寫了一句話：「died of poverty and policy.死於貧窮，死於政策。」如果說這就是我父親的命運，那麼我希望，未來有更多的人不用承受這些。

TIPS: 關於「貴」

1. 瑞士諾華公司對格列衛的研製始於1988年，期間耗時13年，最終於2001年5月在美國率先上市。巨額的研發成本以及製藥公司作為商業公司的盈利訴求構成了葯價高企的重要原因。

2. 在中國大陸，還會針對進口葯徵收3%-6%不等的關稅，以及17%的增值稅。此外，還有15%的醫院加價，以及20%的流轉費用。而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藥品的增值稅為0。

3. 根據人民網在2015年初的調查顯示，格列衛原研葯在中國大陸的零售價格為全世界最高。有媒體做過調查統計，格列衛在美國的售價是13600左右，澳大利亞為10616，香港18000，日本16440，韓國只要9720元人民幣左右，是全世界30多個銷售國家中最低的。而更重要的是，在以上大多數國家，格列衛早已納入國家醫保，甚至可以全額報銷。

醫者之惑

江倩

北大人民醫院血液科主任醫師

我最早知道有格列衛葯是在2000年，一開始是醫院的老大夫在國際上聽說的，後來諾華要和我們合作開展臨床實驗才有了更具體的了解。那時，它已經在美國進行了兩年臨床試驗了。

格列衛曾登上《時代周刊》封面。

一種葯要進入中國，不管在國外做過什麼實驗，都得在國內重新走一遍流程，先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提申請，審批就得一兩年，然後再找醫院合作，招募病人做臨床試驗，又是至少半年、多則一兩年或者更長時間。做出來的效果還得再批，看你做的過程是不是正確，別造假數據什麼的，加起來可不是就得好幾年。

格列衛剛進來的時候我還沒有什麼感覺，直到一兩年以後親眼看到結果，才確定這確實是好葯。在格列衛出現以前，慢粒病人的生存期是3-5年，但格列衛能將這個時間延長到10年以上。

這麼好的葯，好不容易等到2003年在國內上市了，但很多年都沒什麼人用，因為，用不起。你想那時候還提萬元戶呢，可是一盒葯就要兩萬多塊錢。我們跟患者說有個葯可以治你的病，他們一聽價格都說，哎呀太貴了，用不起。

印度的仿製葯大概是在06年前後出現的。一開始，我對吃印度葯的病人特別不喜歡，一說吃過印度葯，我就不給他們看病。好多病人因為這個對我特別不滿意，去網上罵我，說我不給他們看病，因為他們沒錢。但那個時候我也比較小，挺單純的，老覺得壞人才吃走私葯，而且還聽說有一些醫生參與倒賣被抓起來，總歸是一種非法的行為，那我再去給這樣的病人看病，不等於是助紂為虐嗎？

還有就是，吃印度葯真的不靠譜。最早的時候我還以為就一種，後來聽患者說得多了才知道有很多種。病人買葯一般都是一次性買好多盒，吃幾個月之後再想買下一批，發現之前那個藥販子聯繫不上了，就換一個人換一種葯。好多病人吃這種印度葯是一個不良反應，過兩天換一家吃，就會變成另一個不良反應。再吃幾個月，還有從慢性期轉到加速期、急變期的。

但後來有一次讓我觸動了。我問一個病人，我說你為什麼要吃走私葯，他說我們也不懂啊，我們那兒的醫生看我們沒錢，就推薦我們去吃印度葯。我突然就覺得哎呀，我原來冤枉了很多病人，他們一是不懂，還有就是為生活所迫。大家要是有錢，誰願意去冒這個風險對吧！

原本，我以為吃不起葯是個中國問題，其實不是的。後來我到美國去訪學，發現美國人也吃不起。美國的醫療是靠保險的，你交什麼等級的保險，享受什麼樣的福利。可是，你報銷的費用越高，第二年的保險金也會上漲，我就遇到過因為這個原因自己停葯的病人。

針對這個情況，一群美國醫生就發起了一篇論文，呼籲藥品降價。他們說如果葯價太貴，給病人帶來的不是健康，而是傷害。他們想召集全世界的醫生一起補充各地的情況，我就作為中國醫生參與進去了。可是，歐洲的醫生們就沒簽字，他們說這對我們不是問題啊，我們的國家醫保這都能報，只要有葯病人就能吃上，所以在不同國情下醫生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2014年，新疆一位市民因為付不起高昂費用，舉著「春節求職」 的牌子希望能尋找到一份工作，救治6歲的女兒。

我回國那年正好是2013年，諾華的專利到期，國產仿製葯上市了。找我來看病的人突然就變多了。我一直是一線的臨床醫生，病人找我要掛特需號，平時門診的正號是25個，但最多的時候我一天能看120個。我當時還想，喲，怎麼那麼多病人一下子都冒出來了，其實，他們早就得病了，只是原來看不起，都在吃中藥、吃羥基脲呢，但我們都知道，羥基脲幾乎就不管事兒。

以前關注一種葯的副作用，我只關注藥理副作用，我們把它叫做血液學毒性，後來，我開始把經濟毒性作為重要標準納入進來，其實說白了，就是吃不起的意思。

作為醫生，我開始在我的患者中做調查。我統計了一段時間內接診的病人，700多例病人裡面，有四分之一的人因為經濟毒性停葯了，八成人都有停葯的意願。剩下那百分之二十不想停葯的人，他們擔心的還是錢的問題——如果停了葯，複發了，以前的錢不是白花了嗎？

值得強調的是，我的調查樣本都是來我們醫院就診的病人。他們在全國所有的患者中還是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那些沒參與調查的病人，情況可能更糟。

我們還調查過對一個新葯，患者最關注什麼。從醫生的角度，肯定最關注這個藥效果怎麼樣，有什麼副作用。結果患者最關注的不是這個，他們第一關注的是報銷政策，第三關注的是藥物降價，他們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度顯著高於醫生。

其實，現在有了國產仿製葯，而且還進醫保，按理說病人們的狀況應該會好很多。可是，我們做調查，吃印度葯的人還有百分之幾十。我問他們為什麼不吃國產仿製葯，他們說還是貴。你想，吃印度葯一個月花兩百多，國產仿製葯報銷下來一個月也要一兩千塊錢，實際上還是葯價在影響病人的選擇。

我覺得真要解決問題，降價不是關鍵，關鍵還是醫保政策。你看像泰國、俄羅斯、柬埔寨，格列衛都是全報銷的。諾華後來還研製了格列衛的二代葯和三代葯，泰國全都報，俄羅斯和柬埔寨2013年至少一代葯就都能報，可是我們直到現在都覆蓋不到全國。

看我成天琢磨這些，我愛人說，這絕對不是醫生該乾的活兒。醫生不該研究分子學和基因組學嗎？我後來也跟同事討論過，我說我覺得這應該是政府負責公共衛生的部門乾的，我這好像是不務正業一樣。可是沒辦法，病人的治療效果和經濟狀況是直接相關的，醫生看的不僅僅是病，而是有病的人。

只是，作為醫生，我們了解到病人的需求了，但我們能做什麼呢？我寫了很多文章，因為，從我的角度，真的不知道除了寫文章呼籲，還能幹什麼。

TIPS: 關於國產仿製葯的印度葯

1. 在每日人物的採訪中，多位曾經服用國產仿製葯的慢粒患者均表示，該葯的副作用明顯強於格列衛原研葯以及某類印度仿製葯，也有媒體曾經報道，對於國產仿製葯，業內有觀點認為，藥效並不樂觀。究其原因，據悉，很可能與製藥晶型有關。格列衛原研葯使用β晶型，雖然格列衛的專利到期了，但是這種晶型的專利仍未到期，因此，國產仿製葯只能用其他晶型做替代，只是，此次採訪中，相關專業人士並未對此話題予以回應。

2. 在印度，有多家葯企生產格列衛仿製葯。目前，名氣最大、且中國患者最認的是NATCO公司生產的叫VEENAT，NATCO是印度排名前三的正規製藥廠。但對於中國患者來說，購買印度格列衛的風險在於：不穩定的代購渠道、中國國內的非合法性，以及買到假藥的可能。

行者之難

劉正琛 慢粒患者

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秘書長

被確診慢粒之前，我17歲考上北大，後來又到光華管理學院讀研究生，身上有一種狷狂的驕傲感，認為自己是精英，隨時準備改造別人、改造社會。就在我準備博士資格考試的時候，因為眼睛裡有褐色斑點去看醫生，誰知就此被命運改造了，一夜之間變成了絕症病人。

那是2001年，醫生告訴我，如果不做骨髓移植，我活不過五年。在最絕望的時候，我輾轉聽說美國有一種叫格列衛的新葯，不用做移植就能延續生命。那時，格列衛在美國已經被用於一線治療了，可還沒進入中國，國內的醫生都不知道。我就託人從新加坡、香港買葯，一盒不到兩萬，一個月一盒，吃了一段時間，指標明顯在變好。

為了供我吃救命葯，我父親從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前退休，下海做生意掙錢，第一年總共拿回家7萬塊，在那個年代不算少，但和我的藥費比起來，杯水車薪。

幸運的是，2003年格列衛進入中國以後，我作為第一批服藥的中國人，申請到了諾華的一個全球患者援助項目，可以終生免費服藥。從吃上藥到現在，我的狀態一直很好。我今年整40歲，作為慢粒白血病患者，已經生活了快17年。

剛患病時的劉正琛（左）與現在的劉正琛

最初寄希望於骨髓配型的那段時間，我成立了一個叫陽光志願者協會的學生社團，一開始是想做民間骨髓庫，因為了解到中國紅十字會的骨髓庫才不到兩萬個樣本，而這個數字在美國是460萬，差距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後來，這個社團發展成為新陽光慈善基金會，我希望能以慈善組織的身份，去幫助更多的病友，而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問題遠比我想像的複雜。

製藥公司根據自己的研發成本給藥品定價，他們需要在專利保護期內收回成本、創造盈利，因此，出於商業考慮定高價無可厚非，但問題是，我們不該就這麼接受它。

全世界範圍內，中國的格列衛原研葯價格最高，一盒售價兩萬四，但在韓國，只要不到9000元人民幣，幾乎全世界最低。為什麼？因為在韓國，會對藥物做技術評估，評估完了以後，明確一個葯的藥效、副作用等等指標，他的藥品監管部門、醫保部門會出面去和製藥公司談判價格。

而在我們國家很長時間是沒有部門負責和葯企做價格談判的，一種進口葯怎麼定價呢？製藥公司報一個離岸價，到了中國，再加上關稅、增值稅、還有層層經銷商要賺的錢，就成了最終售價。

這些年，針對中國的高葯價，各個製藥公司也會有一些相應的優惠政策。比如格列衛，2006年的時候，諾華推出過一段時間買六個月贈終生，但對於中國的患者來說，六個月十幾萬的費用依然是很高的，這項政策也就過了半年多就取消了。還有就是和中華慈善總會合作的買三贈九，這是格列衛從2003年進中國時就有的，但這對患者的家庭收入狀況有要求，家庭年收入超過15萬，是無法申請的，但對於這些人來說，每年二十幾萬的費用依然難以負擔，而對於低收入家庭呢，買三也需要超過7萬塊，很多家庭依舊負擔不起。

因此，讓格列衛這一類的進口抗癌藥儘快納入醫保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這在有全民醫保體系的歐洲和很多亞洲國家，都不是問題，它們有一套系統的評估、核算體系，會考察一種葯的治療效果和副作用如何，是不是比現有的治療方法對患者更有利，以及從宏觀層面計算它會給醫保支出帶來多大負擔。然後再決定一種葯是否能進醫保、以什麼樣的價格進醫保，整個流程和標準都是公開透明的。但在中國，至今也沒有公開披露過一個統一的醫保審核標準。

過去十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和各地的患者一起推動格列衛進醫保，但具體的方式除了去信訪部門反映情況，就是去聯繫人大代表寫提案，2013、14年我們都這麼做過，提案交上去了，結果就是拿到一個回復：感謝你們對這件事的關心和建議，然後就再沒有下文了。

《我不是葯神》里，有個老奶奶握著警察的手說，「我生病吃藥這些年，房子被吃沒了，家人被吃垮了，警察領導，誰家沒個病人，你能保證一輩子不生病嗎？」這句話我親耳聽到過，是在2014年，我們新陽光與患者一起去和湖南省醫保部門的官員溝通，希望能把格列衛納入醫保。

《我不是葯神》中，老奶奶向警察求情的畫面。

最早把格列衛納入省內醫保的是廣東，這些年，還有一些省份陸陸續續將格列衛納入醫保，直到去年，國家層面才把格列衛納入醫保，但各地的執行還會有一定的時間差。

在這些年的調查研究中，我們還發現，在我國現在的醫保名錄里，有許多營養葯、輔助葯，它們佔據了大量的醫保資金，救命葯卻遲遲無法進入。而對於已經將格列衛納入醫保的省份，在基層具體的執行中，還是有很多問題。

我愛人也是病友，她在家鄉湖南買葯的時候就遇到過這種情況，明明葯已經被湖南省納入醫保名錄了，可是當地說市裡還沒有接到通知，就是不給報。

基層除了執行不力，醫生的認知和能力也是個問題。我接觸過一個大連的病友，在他們當地就醫的時候，醫生說要不然你先每天吃兩顆格列衛試試效果，可是，格列衛必須是要足量每天吃四顆的，否則根本無法抵禦病情發展，又白花錢又耽誤治療。

現在，對基層醫生和患者的教，更多的是葯企出於利益考量在做。比如諾華在中國推行買三贈九，為了防止醫生和病人合作製造假病歷騙贈葯倒賣，他們就必須在每個省找定點醫院、醫生去合作。一開始只能滲透到省會的大醫院，這幾年已經慢慢普及到了市一級甚至縣一級，客觀上也讓更多基層醫生了解到了這種葯的用法。

諾華位於上海的研發實驗室。圖/新華網

做新陽光這麼多年，最讓我痛心的一個現實還是，一旦得了大病，病人似乎只有兩個選擇，要麼病死，要麼窮死。當然，這兩年，國家也開始逐漸看到並重視這個問題，比如今年，國家宣布對進口葯實施零關稅。

可我也必須說，關稅只佔進口葯最終葯價的4%，影響很小，就好像去跑一個馬拉松，42公里195米，但它只是最前面那800米。現在沒有關稅了，就等於把起跑線向前移了800米，但是後面還有40多公里在等著呢。不過也沒有其他辦法，我們也只能站在800米這個位置揮舞一下手臂，說一聲，「加油啊」。

TIPS: 關於格列衛和醫保

1. 儘管格列衛被納入醫保的過程算不上順利，但已是進口抗癌藥中的絕對先行者。據統計，2017年全球排名前25的抗癌藥中，有10個藥物尚未在我國上市，在27種常見癌症的141個靶向葯中，只有46種進入了中國。

2. 格列衛不僅是治療慢粒的救命葯，對於不能切除或已經發生轉移的惡性胃腸道間質腫瘤，它也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最好的抑制類藥物。只是，在我國，被納入醫保的格列衛，只針對慢粒患者，對於需要服用格列衛的胃腸間質瘤患者，仍然是全額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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