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戰勝挑戰
7月6日，美國開始執行對340億美元中國商品增加關稅，並威脅最終對中國徵收關稅的商品規模可能到達5500億美元。由於具有一定的對抗性，增加了市場不確定性，這導致中國一些投資者存在恐慌情緒，擔心可能產生系統性危機。
這是杞人憂天。產生系統性金融危機只有兩個可能，其一，出現貨幣危機，即資本大規模流出以及國家外債太多而出現違約，導致貨幣大幅貶值。中國不可能有貨幣危機，除了有全球最多的3萬億美元左右外匯儲備，資本管制也非常有效。相反，從股市看中國資產價格已經超跌，國債收益安全穩定，會吸引資本流入。上半年，境外資金凈流入股票市場1313億元，境外機構投資者凈買入中國政府債3089億元。
其次，中國不會出現資產價格泡沫破裂並危及金融體系的風險。在過去幾年，中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金融去槓桿工作，逐步採取措施強化防範金融風險的能力，加強監管體系建設。一些諸如安邦等債務規模過大的大型投資企業進行了定點清理，主要國有銀行基本隔離在影子銀行所產生的風險之外。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大中型企業運營情況得到大幅改善，也就是說，中國經濟主幹非常穩固。一些低效的中小企業逐步出清，抑制地方政府與地產業融資，防止資金在金融體系空轉等造成一定流動性問題與違約現象，這是脫虛向實的過程，目前已經初見成效，事實上，中國信用債市場違約率很低。
歷史上的經濟危機都是在整個社會未有準備的前提下突然爆發，比如大蕭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等，政府部門從開始就對局勢認識不清，也就無法做出正確反應，從而讓火柴點燃整個柴堆。中國防範與化解重大風險是有準備、有預案的，強調早發現，提前拆雷，設立系統之間的防火牆，儘可能降低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這本質上也體現了中國在防風險以及應對重大挑戰時的制度優勢。
中國經濟正處於新舊動能交替的過程，企業轉型升級也會出現結構性分化，即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市場佔有率以及行業集中度會越來越高，從而支撐其加大技術研發以及其他提升效率的投資；另一方面，那些沒有競爭力的企業，包括低端中小企業以及過度規模擴張（槓桿率過高）的大中型企業都會遇到挑戰乃至出清。但是，市場只會看到現實的出清過程，從而產生風險預期，忽略了更多企業強化競爭力的真相，因為這些都是看不見的「周期過程」。撥開迷霧，登高望遠，我們就會對中國企業的轉型升級充滿信心。
中美經貿摩擦會影響中國出口，市場首先想到了擴大內需進行對沖。對此要理性地進行分析。在過去幾年，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速的貢獻非常小，中國對貿易的依存度也在逐步降低，製造業長期存在招工難，因此，即使貿易摩擦影響到了一些就業也無須實施大規模的對沖政策。因為在目前產能過剩（貿易戰只會增加過剩）背景下，刺激性政策導致的增量資金必然會繼續流入地產、金融等領域。
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繼續以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對沖貿易摩擦的影響，適度擴大內需。在過去幾年，尤其是今年以來，中國持續擴大市場開放，投資負面清單縮減明顯，一些商品進口關稅降低，通過擴大開放可以吸引更多高端製造業與高端服務業投資，歐洲、日本等國企業，甚至美國高科技製造業將陸續進入中國。中國是一個近14億人口的全球最大市場，對高端商品與服務的需求很旺盛，這也有利於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過去幾年，尤其是今年以來，中國推動和鼓勵創新的力度加大，科研體制創新有序推進，中興通訊事件也刺激中國資本開始大規模流向技術研發領域，中國製造業是全球最具雄心的活力之地，儘管目前產業鏈上缺乏核心技術，但產業鏈的完整性以及組裝企業不斷提升效率與技術的努力，使得中國製造業優勢明顯，貿易摩擦短期內對中國製造業構不成明顯的威脅。
我們認為，戰勝外部挑戰的關鍵在於我們自身的反應。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源於其民粹主義的抬頭。在過去十幾年，全球化導致西方社會內部出現了以社會分配為主要驅動因素的分裂，美國的風險不僅在於對外保護主義與貿易霸凌，還在於其內部日益尖銳的意識形態與階層對立，這是金融危機帶來的副產品。
對於美國乃至世界的民粹主義浪潮，中國必須避免民族主義反應，更要防止中國民粹主義的發酵。這次世界大變局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機會，但要抓住就必須對內進行實質性改革，實現社會的法治化、經濟的市場化以及政治的民主化，即建設現代化市場體系以及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基礎上實現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推動共建共享共治。對外需要繼續秉持包容、開放、公平、共贏的理念，埋頭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國應該更加重視製造業的生存環境。美國發動對華經貿摩擦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阻止中國產業升級，其具體的目標是通過貿易摩擦迫使中國一些高端產業向外轉移，打斷中國產業鏈。在過去幾年，中國製造業遇到了不少衝擊，生產成本不斷上漲，而且政策的不確定性預期較強，這些因素疊加貿易摩擦的大背景，更容易推動一些企業外遷。因此，我們應該按照原有部署，加快降低製造業企業的負擔，比如稅收以及人工成本（社保費用），提供穩定的可預期的政策環境，讓他們安心生產以及積極投入研發。
中國應該加速改革，增強社會對改革的信心。在過去一年，中國在金融去槓桿與開放領域進步很大，也很明顯。金融去槓桿工作的堅定性很大程度上進一步強化了中國政府改革的權威性。但是，改革還需要更全面地推進和更大力度地深化，比如，要以更大的力度去加快國企改革。這些改革如果推進速度過於緩慢，不僅會降低先行改革的效用，也會繼續積累問題。
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又遇上貿易摩擦，很容易在金融市場形成恐慌情緒，因此，必須確保信息的透明度。金融市場是一個高度流動的體系，一旦受到傳言影響而發生擠兌，沒有問題也會遭受巨大的衝擊。大蕭條爆發前，各種傳言推動了危機的深化。1990年代，日本銀行業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就遭遇媒體各種「內幕報道」的影響，從而讓危機不可收拾。因此，監管部門、金融機構以及媒體應該形成一個共同體，強化相互溝通，確保謠言發生時第一時間就被事實粉碎，無法作祟。
對於美國發動的經貿摩擦，我們在戰略上重視，維護自由貿易與多邊體制，與國際社會一道警惕和阻止美國對現有秩序和規則的破壞。但在國內沒有必要做出過多過激反應，因為我們是全球第一大貿易國，有貿易摩擦實屬正常現象。如果回顧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就會發現國際社會每過一個時期都會有通過經貿摩擦進行利益調整的現象，不需將之誇張到戰略對立的地步，畢竟兩國人民最根本的追求是發展。
發展是我們的第一要務，也是我們的國家共識與目標。我們專註於發展，通過創新突破阻礙發展的體制困境與技術難題，這是一個攻堅克難的改革過程與奮鬥過程。面對外部的挑戰，我們應該凝聚改革的共識，通過共識團結起來積聚力量，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打破一些國家的技術封鎖與戰略壓迫，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與國家的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