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受「超個人力量」推動？

《紐約時報》中文網站7月3日刊登題為《鴉片戰爭與中國屈辱歷史的開端》的文章，作者為伊恩·莫里斯，以下為文章摘要：

在最鼎盛時期前的一個世紀，大英帝國經歷了可能是該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階段。1839年，中國對鴉片宣戰，在廣州從大多數來自英國的交易商那裡收繳超過1000噸鴉片後，卡特爾向倫敦的政府施壓，要求北京以黑市價格全額對毒品作出賠償。當中國皇帝拒絕後，英國一批最為先進的戰艦在1840年擊潰天朝的帆船，將海邊城鎮炸為廢墟。

英國部隊在中國海岸線沿岸屠殺平民。「我們的人做出了許多最為野蠻、可恥的行徑，」一名軍官坦誠。批評人士將鴉片戰爭比作當時新被禁止的奴隸貿易。倫敦政府幾乎崩潰。在中國，鴉片戰爭漸漸被人們視為在西方列強手中一個世紀屈辱的開端。

《帝國的黃昏》作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

隨著西方與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的糾葛加深，外界對鴉片戰爭也愈發痴迷，每個中國觀察家都會想閱讀裴士鋒引人入勝、文筆優美的新書。這本書是他對太平天國運動的出色陳述《天國之秋》的前傳。太平天國運動在1850年至1864年之間，奪取了約2000萬中國人的生命。

與大多數對鴉片戰爭的描述不同，《帝國的黃昏》關注的不是這場衝突本身，還聚焦在背景上，將故事拉回了中國在1750年代將西方貿易限制在廣州一個港口的決定。例如馬戛爾尼勛爵1793年的貿易使團這樣常見的重要事件都在書中可以找到，但其中也展示了一些較為不為人知，但同樣重要的事件，以及一批享有盛名的古怪人物。一方面，書里有一些令人著迷的冒險家，像是托馬斯·曼寧。另一方面，書中還寫到了廣州「紅牙血爪」的英國和美國商人，他們被禁止攜帶西方女性隨行，於是回到了孩童時的狀態，日日夜夜、無時無刻不在玩耍跳蛙遊戲。

裴士鋒書中的反派角色，例如蘇格蘭毒梟威廉·賈丁和詹姆斯·馬西森的故事堪稱肥皂劇。其他人，例如英國首相墨爾本勛爵讓平庸之惡達到了新的深度。裴士鋒的M勛爵與魯弗斯·休厄爾在美國公共電視網的電視劇集《維多利亞》中對墨爾本勛爵溫文爾雅、充滿諷刺性的呈現存在天壤之別，在書中，M勛爵顯然是不假思索地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書中還有英國時任駐廣州商務監督查理·義律這樣的悲情人物，1839年，他在中國的施壓下崩潰，最終開始對自己的神志產生懷疑。好人做壞事，通往地獄的道路由好意鋪就，人們卻錯失了黃金機會。簡而言之，《帝國的黃昏》是一個絕妙的故事。

然而，裴士鋒的故事也有論點，儘管到了最後幾頁才明確闡明。裴士鋒說：「這個時代的結果是有多麼隨意和出人意料，記住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鴉片戰爭「不是大英帝國的某種長期計劃……也不是某些文化衝突不可避免的結果。」相反，《帝國的黃昏》裡面充滿了各個人物的詳細故事，是因為就是這些人推動了一切。在就「重要人物」和「巨大的超個人力量」的歷史作用所展開的古老辯論中，裴士鋒堅決地站在了人的這一邊。

裴士鋒推測道：「如果義律沒有被恐慌打敗，在面對林則徐的威脅時做出如此之大的過激反應。」「或者，如果林則徐本人更願意與義律合作，而不是反對他；如果他們基於共同利益展開合作，控制英國鴉片走私者。或者如果只有五位下議院議員在1840年4月10日早晨投了不同的票——如今我們回顧那個時代的時候，便有可能得到非常不同的教訓。」為了避免我們產生誤解，裴士鋒用中國商人伍浩官和美國人約翰·默里·福布斯之間的商業關係作為總結，「一直是非正式的，基於信任和感情。」一切本可能有所不同——而且本可能更好。

《帝國的黃昏：鴉片戰爭及中國最後的黃金時代的終結》書封

《帝國的黃昏》是「要是……就好了」歷史學派的傑作，這個學派帶來了一個誘人的世界景象：如果做出正確的選擇，就可以做到完美。埃德蒙·摩根的巨著《美國的奴隸制，美國的自由》是這類作品中的經典，它堅定地表示，如果17世紀弗吉尼亞州的一些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奴隸制與種族主義的癌症就不會進入美國的血液。尼爾·弗格森的《戰爭的憐憫》有異曲同工之妙，它認為英國本可以避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種情況下，會發生一場歐洲戰爭，但不是全球戰爭，大英帝國可以倖存。

裴士鋒這樣出色的作者可以運用這種方法寫出極好的史書，解釋為什麼歷史舞台上的演員會有那樣的表現，同時也證明他們其實不是必須這樣做——事實上，他們本可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然而，人們常常會覺得，作者的敘述並沒有完全證實他們的理論，而且關鍵歷史人物的選擇總是受到巨大客觀力量的限制，他們幾乎無法理解這種力量，更不用說去控制它了。

在鴉片戰爭的例子中，當時，英國工業革命正在改變19世紀初全球力量的平衡。英國人動用暴力從中獲利，這種事並非不可避免，但革命會不斷製造令暴力成為可選手段的情況。我們可以把每次危機都看做是在擲骰子。1802年，英法之間的戰爭幾乎蔓延到中國。1808年，英國海軍奪取了澳門，但又和平撤出。1814年，緊張局勢再度升溫，1816年，英國船隻亞嘑士地號向中國的一座要塞開火，據稱導致47名士兵喪生。這些事件都與鴉片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在1831年，中國官員踩踏英國毒販的灌木花園並侮辱喬治四世國王的肖像後，毒販們試圖挑起戰爭。

資料圖片：1839年11月，中國水師與英國海軍戰鬥。（維基百科）

中英兩國的開戰不是必然的。1839年，本可能是冷靜的頭腦佔上風；儘管基於同樣的道理，自1802年以來，任何時候都可能有更狂熱的頭腦佔上風。即使1839年在和平中度過，此後危機也會不斷發生。英國商人一直在推動中國的開放（在1850年代後期，他們確實引發了第二次戰爭）。妥協不會讓渣甸和馬地臣們心滿意足，並且英國難免總會出現一個政府認為，暴力是糟糕的選擇中最好的一個。

在一個財富和權力不可阻擋地從東方轉向西方的世紀里，英中兩國走向了戰爭，裴士鋒對此做了動人的描述。但是，如果在這個財富和權力同樣不可避免地從西方轉向東方的時代，這段歷史還能給人們提供什麼教訓，那肯定是卡爾·馬克思在鴉片戰爭十年後做出的結論——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但他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

來源丨參考消息網

編輯丨馮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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