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衛鵬《秦巴古鹽道》

2015年夏，鄒衛鵬先生就和我談到想把秦巴古鹽道的相關史實寫出來，把這將要被遺忘的歷史告知世人，他說只有這樣才對得起那些客死鹽道的萬千靈魂，自己的良心也才有所安慰。他的話是極其樸實而真誠的，但我明白，他是擔心這見證了中華民族歷史的鹽道被後人遺忘，他想把一代代鹽工和鹽夫結晶下來的一種精神告知來者，他要用一個文物工作者的責任和擔當去完成一件前人早已忘卻了的工作。所以，我那時是極力「攛掇」的。

兩年後的又一個夏天，他將書稿《秦巴古鹽道》送來，讓我作序。我專業從事鹽業考古和研究幾十年，深知他為完成這部書稿所傾注的感情和心血，不免有些忐忑：一是很願意為這部書做一個恰當的序，但又怕有失偏頗，所言不妥；二是這種線形的而且是兩千多公里的鹽道我還是第一次接觸，雖在幾年間也曾四次來到陝、鄂、渝相連的大巴山深處實地踏察走訪，但那都是區域性的，獲得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而他是腳踏實地地通走了整個秦巴地區的鹽道，面對面地採訪了數百位健在的鹽工和鹽夫，並且在調研中以大量的文獻資料佐證了史實。讓我作序，我害怕短小的文字難以囊括這厚重的歷史，有負他的重託和自己的初衷。思量再三，我只能就此談點感受，以為序。

鄒衛鵬先生作為一名普通的基層文物工作者，能夠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和紛繁的工作環境中，十幾年來堅持對秦巴古鹽道進行研究和記錄，這種歷史責任感和文化的自覺是令人敬佩的。

2008年前後，我正在做西藏芒康的鹽業考古，同時還有玉樹的一些考古工作，只是偶爾才回西安一趟，而且停留時間很短，鄒衛鵬先生就恰好在我某次回到西安的第二天走進我的辦公室。原來他一直通過省文物局了解著我的行程並要了電話，交談後我才知道他所在的縣到西安要坐兩天的汽車，中途還要轉車，他這已是第五次登門找我了。我忽然有些感動，問他怎麼不打電話，他說從不認識，只是慕名拜訪請教，那樣做不禮貌。

當我看完他遞給我的有關秦巴古鹽道的簡介材料後，我便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而且具有重大考古意義和社會價值的課題。我很懷疑，一個非專業的基層文物工作者能否把這樣一個歷史久遠且涉及領域廣泛的重大課題研究透徹？是否有足夠的人力、物力、精力的保障？從簡介材料看，這是需要一個專業的、強大的團隊才可以完成的。但還是鑒於他的虔誠和執著，我談了一些個人的觀點和看法。那之後，他不斷地通過電話等方式與我談著他所做的工作和一點一點的新發現，我也將我的一些鹽業考古資料發給他，並就他的調研做一些竭盡所能的指導，包括鹽業考古的方法、步驟和資料的收集整理等。期間，我給了他近百萬字的相關書籍，讓我吃驚的是他竟然很快讀完，而且理解深刻，並就鹽業考古和我國鹽業發展史的問題不停地發問。

老實說，我對他的印象是從支持到厭煩，到感慨，再到敬佩而最終成為至交的。在他的邀請下，我曾四次走進秦巴古鹽道，後來還主動邀請了我國著名的鹽業研究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李水城教授一同前往。正是他的執著精神和紮實工作，鎮坪古鹽道於2011年成為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新發現的二十七個古遺址之一，被國家文物局錄入《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百大新發現》一書，2014年又被陝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食鹽作為重要的民生物資和國力資源，歷來都是被國家專控的，私鹽的生產和販運通過嚴酷的刑罰來禁止。秦巴地區峰壑連綿，江河縱橫，地域廣袤，人口稀少，國家管理往往鞭長莫及，因此秦巴鹽道既承載了民生所需，又為私鹽的生產和販運創造了條件，但史書少有記載。1949年後，隨著民生條件的逐步改善，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的鹽道便逐漸被遺忘在了歷史的風塵中。我想：如果沒有鄒衛鵬先生的艱苦勞動，這樣一段輝煌的歷史能否被發現？這麼大範圍的鹽道在不斷的現代化建設和自然沖刷中能否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得到保護？答案只有兩種：也許會推遲數年，也許會永遠湮滅。慶幸的是，《秦巴古鹽道》以圖文並茂的手法較為詳實地記錄了這一史實，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和史學研究資料。這正是《秦巴古鹽道》一書的價值所在，也是鄒衛鵬先生對歷史的貢獻所在。

「沒有物質的交流，就沒有人類文明的開始。」願讀者通過閱讀本書去認知這段歷史，去感悟這條鹽道與一個民族的發展關係，去體味先民們所具有的那種民族精神。

張建林

2018年3月

秦巴古鹽道是蜿蜒於秦巴山區的販鹽通道，北連關中平原，西通巴蜀盆地，東接荊楚大地。它既是鹽夫的謀生之道，也是信息傳遞之道、風俗交融之道、文化傳播之道。鄒衛鵬《秦巴古鹽道》作者長期在崇山峻岭間實地考察，探尋古鹽道的開闢歷史及價值，解讀沿途的文化風情，力圖展現鹽道的艱險與滄桑，為我們揭開隱藏在歷史迷霧中的鹽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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