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5天，票房15億。

在《我不是葯神》上映初期，本橘曾寫下一句話：希望它成為華語影史票房新高。

題材上的突破，編、導、演每個環節的配合，還有它肩負起的社會責任；

不管把哪一點都拎出來說，它都值得。

回到我們剛剛解鎖商業片的時代，有一撥人覺得好萊塢式的特效大片，才是華語電影的未來。

後來，另外一撥人開始潑冷水。

再後來，技術雖然不斷刷新，但囿於經驗欠缺，以及「花了錢就能好看」的不負責任態度，華語電影迎來了被蓋章「五毛特效」的尷尬期。

另外那撥人開始說，華語電應該回歸到最初、最繁華的現實主義題材上去。

現在看到《葯神》一路看漲的票房，說這些話的人可以驕傲地叉會腰了。

說現實主義題材有點太飄了，我們不妨換個詞——接地氣。

以《葯神》為例，它刻畫的每個人物，每個故事，都是能實實在在發生我們身邊的。

這更容易引起觀眾的共情。

當然，它也背負了更重要的社會責任。

窮病

每次一聞到醫院的消毒水味，本橘就會想起小時候在診室里打點滴的經歷。

擁擠的床位，焦慮的父母，耳邊充斥著各種方言，混著小朋友的哭聲，以及護士們忙到來不及寒暄的喊話聲。

大概從那時起，我就對「看病難」有了模糊的記憶。

本橘甚至看到過這樣的說法：

如果你想了解社會的真實現狀，就去醫院裡轉一圈。

越是靠近生死關頭，人們越是容易暴露真實的自己。

所以，看到那些患者和家屬「病急亂投醫」的樣子，你才能明白「看病難」，是真的難。

舉個例子，《葯神》里提到的高價葯。

就因為葯價高，思慧的丈夫得知女兒患病之後就跑了；

黃毛知道自己病了怕拖累家人就離家出走了；

老呂后來吃不起「正版葯」，進入急變期，怕拖累妻兒選擇了自殺。

一位患病的老奶奶拉著警察說，就因為「正版葯」太貴，我把房子吃沒了，家人吃垮了。

再舉個例子，程勇的父親突然被查出腦血栓要做手術。

他已經沒有積蓄了，但是為了父親能得到更好的救治，他還是把父親送到了更權威的醫院。

有個場景，他拿著手術費清單，追著主治醫生問：「在崇醫做才八萬塊錢啊。」

大夫扭頭說：「那你去崇醫做啊。」

程勇的語氣瞬間弱了下來說：「您不是更權威嗎？」

再舉個例子，《葯神》里在醫藥公司門口示威的病人。

他們去抗議「正版葯」4萬一瓶的不合理定價。

但是這樣的做法根本不會對葯企帶來威脅，更不要妄想降低葯價了。

也許高葯價背後的專利保護問題，醫保問題，這些患者心裡也清楚。

但是從一個患者的角度出發，位卑言輕又不想等死，他們只能這種最原始的反抗方法。

貪財的假藥販子張長林說過一句話，讓人聽起來特別刺耳：

「這世上只有一種病，窮病。這病，你治不過來的。」

很多時候，話會聽著刺耳，就是因為說到點上了。

「看病難」問題的根源，就是「窮」。

能穿著西裝革履說出這句話的人，算是「富」。

再深究下去，日漸誇張的貧富差距，難以調和的貧富矛盾，都是當下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

小人物，大英雄

大家都明白，人不是非善即惡。

但絕大多數作品裡的角色，都是善惡分明，有絕對的英雄，去戰勝絕對的反派。

往好了說，這滿足了人們對真、善、美，類似於追捧童話般的嚮往；

往壞了說，這是一種精神麻痹。

在探討「角色臉譜化」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人都會搬出來主流價值觀，審查制度，照顧全年齡段觀眾接受度等各種說辭。

本橘頂著鍋蓋說一句，私以為，這都是借口。

沒有一個國家的藝術創作，可以完全脫離社會而存在的。

既然制度在前，社會現狀在前，那創作就該是「命題作文」，而不是「自由發揮」。

「命題作文」照樣能出高分啊，只是你沒做好而已。

不信你看《葯神》。

電影里的主要人物，沒有一個絕對的好人，也沒有一個絕對的壞人。

如果這時候，你想用道貌岸然的葯企發言人來反駁，本橘只能說：

即便是言行舉止如此招黑的人物，他依舊有著被廣泛觀眾認可的動機：是我們研發的瑞士格列寧救了患者，不是印度仿製格列寧，更不是程勇。

再說《葯神》的主角，程勇。

他說自己不想做救世主，只想掙錢。

他說命就是錢。

他把500塊一瓶的仿製葯，轉手2000賣給患者。

在電影開篇和前妻的對白里，我們甚至能聽到前妻控訴他曾經沒少打過自己。

程勇是個非常功利，又非常失敗的人。

後來是什麼改變了他？

是身邊的人情味。

是老呂彌留之際那句「吃個橘子吧」，是黃毛噙著淚但依舊倔強的眼神，是劉牧師的信任，是思慧的陪伴。

但他自始至終也不想做英雄。

甚至最後站在法庭上，他也沒有高談闊論一番。

只是語氣平和地說：「以後會越來越好的，我希望那一天早點來。」

還有《葯神》里的張長林。

哪怕是個假藥販子，哪怕是拿到仿製葯進貨渠道之後把葯價哄抬到2萬，被抓之後的他，也敢一字不含糊地對警察說：「我這幾年賣葯救的病人，沒有一千也有五百吧，這也算積德行善了吧。」

如果硬要探討這句話的正義與否，那葯企給正版葯定價4萬的行為是不是也該論一論？

警察明知道印度仿製葯能治病，還硬要抓人的行為是不是也該論一論？

還是那句話，人不是非善即惡。

許多狂熱的輿論，針鋒相對的觀點，好像都是源於對「極善極惡」的執念。

看完《葯神》我就在想，每個人都是小人物，但都有做大英雄的潛力。

再一轉念，現實生活里沒那麼多拯救世界的事情可以做，把路邊垃圾丟進垃圾桶的你，給老弱病殘孕讓座的你，本質上和救死扶傷的英雄，是一樣的。

《葯神》是一部電影，又不止是一部電影。

文牧野在採訪中說：

「我覺得電影改變不了國家，還是那句話，它不想變也變不了。

所以實際上的變化，還是來自於我們的經濟、政治發展，它不是來自於一部電影，電影只是反映了當下的趨勢。」

一部《葯神 》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

但它好在幫一些人說出了心裡清楚，嘴上卻說不出的問題；

也讓一些渾渾噩噩，但應該有所作為的人，看見了這些問題。

前幾年，華語銀幕經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躁動期」。

賀歲檔、國慶檔、暑期檔，看著一路高漲的票房數字，禁不住誘惑的創作者開始投其所好，漸漸就亂了陣腳。

賣錢的搞笑題材，偶像+IP，狗血的青春題材，鼓吹特效的「視覺大片」，幾度扎堆，甚至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粗製濫造的「殘次品」。

那時候，也不是沒人潑冷水，只不過見效甚微。

現在有了《葯神》再回頭想想，光吆喝是不管用的，只有當足夠好的、足夠真誠、足夠接地氣的作品出現，一切的一切才有可能往好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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