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開科：俄國史學中的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
陳開科
俄國史學中的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
內容提要
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蘇聯政府基於自身的戰略戰術目的，不僅在武器上援華，還派遣空軍援華志願隊直接參与中日空戰，沉重打擊了日本在華制空權。為此，蘇聯空軍付出了巨大犧牲。自20 世紀60 年代開始，基於國際政治鬥爭的需要，蘇聯（俄羅斯）學者即開始從蘇聯援助世界革命包括中國革命的視野來研究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大多在整體上強調蘇聯外援的國際主義情懷，有意無意地淡化甚至掩蓋外援的戰略戰術目的。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部分俄蘇學者對蘇聯軍事外援特別是軍事援華的戰略戰術目的有所觸及。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學者深入挖掘解密檔案資料，迄今已經將戰時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的組建、派遣、更換、戰鬥、犧牲、紀念等基本問題描述清楚，全面推進了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歷史問題的研究。但俄蘇學者極少利用中文檔案史料，極少參考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成果的客觀性尚存局限。
關鍵詞
俄國史學國際主義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
作者簡介
陳開科，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初，中國就屢向歐美各國求援。但歐美各國對日本法西斯的侵華行動均持綏靖政策。除了蘇聯，其他各國均無應答。蘇聯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實際行動秘密軍事援助中國的國家。而在蘇聯繫列軍事援華行動中，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具有小規模直接參戰的軍事意義，無疑是其中最為核心的內容。俄國史學家也將蘇聯派遣空軍志願隊之舉看作是「蘇聯國際主義」的「最高表現」， 「結束了日本空軍野蠻襲擊不受懲罰的歷史」。從當時中日空戰的實際情況看， 蘇聯空軍與中國空軍聯合戰鬥，確實沉重打擊了日本空軍的囂張氣焰，為中國抗戰立下了汗馬功勞。蘇聯空軍志願隊為此付出了較大的犧牲。
俄羅斯史學比較重視近代援華特別是中國抗戰時期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的研究。相關成果無論是質還是量，在俄羅斯中國學領域都顯得較為醒目。為了推進中國學界對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的研究，也為了適應中國抗戰史學研究的國際化趨勢，本文將綜合介紹俄國史學對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的研究情況。
一、俄文有關蘇聯援華志願隊問題的資料整理簡述
就資料而言，俄國朝野歷來十分重視歷史資料的保存和利用。根據我們調查的結果，相關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的檔案史料主要保存在三個檔案館：一是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ГАРФ），相關文獻主要保存於全宗4459，目錄28/2、2，主要保存了當時歐美各國及日本報刊有關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在華戰鬥情況的新聞報道。出於保密的需要，當時中蘇官方的新聞報刊不能明確報道蘇聯空軍志願隊在華戰鬥情況。但英、法、日（隨軍記者）等國的報刊卻毫無顧忌地刊載了許多蘇聯空軍志願隊在華空戰情況的消息。這對我們了解當時蘇聯志願隊在華戰鬥情況有很重要的幫助。二是俄羅斯聯邦國立軍事檔案館（РГВА），相關文獻主要保存於全宗29，目錄34、37、47；全宗40939，目錄1；全宗33987，目錄3 等所屬數十個案卷，涉及中蘇軍方有關蘇聯軍事援華問題的談判過程、蘇聯空軍有關志願隊的組建、派遣、更換的官方文獻以及蘇聯空軍志願隊員的申請書、戰鬥總結、信件、情況彙報、回憶錄手稿、個人日記等原始資料。三是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ЦАМОРФ）和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АВПРФ），主要保存了蘇共中央、蘇聯政府和國防部有關援華外交戰略問題的決議決策以及中蘇兩國政府有關軍事援華談判等文獻，是研究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歷史背景的基礎資料。立足於上述檔案館的資料，俄羅斯史學家編選出版了一些相關的資料集，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已經編輯出版的檔案資料選集，主要有兩種 ：第一，《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共24 卷，反映了20 世紀上半葉蘇聯與世界各國外交關係的概貌。其中第20—24 卷，編選了1937—1942 年間蘇聯對華外交政策的部分文獻，能夠概略反映中國全面抗戰時期中蘇關係發展變化的基本軌跡。有少量文件涉及蘇聯軍事援華問題，但無一份文件具體涉及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第二，《20 世紀俄中關係：資料與文件》，第4 卷，第1 冊。這是一部有關全面抗戰時期中蘇關係史的專題資料集，共收文件597 份，比第一種資料集更詳細地反映了1937—1944 年間中蘇關係的方方面面，宏觀上有助於推進中蘇關係史的研究，能使學者們藉此理解和闡釋蘇聯外交戰略的變化、中蘇外交戰略協調的過程和結果等重要問題。但上述資料集無助於了解蘇聯軍事援華行動尤其是蘇聯派遣援華空軍志願隊的歷程及相關具體問題的細節。整個文件集只有一份文件（№ 172）涉及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轟炸中國台灣日軍機場的行動，但出於保密， 只籠統稱執行行動的為「中國空軍」，沒有公開提到蘇聯空軍志願隊。第二類是參與軍事援華的各類軍事人員（包括軍事顧問、空軍志願隊員）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的手稿保存在俄羅斯聯邦軍事檔案館，其中部分被研究者陸續編輯出版。如《在戰鬥的中國》《在中國的土地上：蘇聯顧問回憶錄（1925— 1945）》《沿著中國的道路（1937—1945）：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回憶錄》《戰線》《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名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在中國的天空（1937—1940）：蘇聯空軍志願者回憶錄》《雪地里的俄羅斯人》《在中國的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1940—1942）》《沿著陌生的道路：一位蘇聯駐中國軍事顧問的筆記（1938—1939）》等。回憶錄大都寫作於20 世紀60 年代， 60—70 年代陸續發表。當時中蘇開始交惡，在革命史話語體系下，有人開始質疑蘇聯究竟援助了誰？是援助了中國進步勢力？還是援助了中國反動勢力？對此，蘇聯國防部組織在世的志願飛行員寫下這些回憶錄，意蘊自然在於展示過去蘇聯對華軍事援助的對象是中國人民，而非國民黨。儘管這些回憶錄有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先天不足，但其史料價值卻不言而喻。回憶錄雖然僅涉及志願隊飛行員個人及所在機組在華戰鬥的一段經歷，內容零碎，時間地點或有舛誤，但均屬作者親身經歷，整體上比較客觀真實，素為中俄學者所重視。這些回憶錄對於詳細了解和描述當時重要的中日空戰場景提供了幾乎是唯一的資料基礎。利用這些資料，能夠對蘇聯空軍志願隊的組織、派遣和在華戰鬥經歷等問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這點上，這些回憶錄的史料價值遠勝那些宏觀性的資料集。不過，由於這些回憶錄資料缺乏系統性，尤其缺乏與檔案資料的相互印證，以致迄今對許多問題我們仍然無法研究透徹。另外，由俄羅斯國防部老戰士委員會編輯出版的《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則根據保存在俄羅斯軍事檔案館的資料，將近代蘇聯援華犧牲者的情況做了基本統計。其中第一部分將蘇聯空軍志願隊在華空戰中的犧牲者數量、犧牲地點和時間等做了比較全面的量化統計，成一家之言。
二、俄國學者有關蘇聯援華志願隊問題研究的概貌
俄國史學界幾乎沒有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的專題研究成果，相關成果全部處於某種宏觀視野下，只是隨著視野的寬窄不一而致分量有輕重之別。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俄國史學界相關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的研究成果約有30 多種。其中嚴肅史學的成果要多於通俗史學成果（比如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等著我》欄目的相關節目），絕大多數俄文研究成果都由研究者以專著、論文的形式發表。
蘇聯學者主要從宏觀視角來涉及援華志願隊問題，強調的是蘇聯空軍志願隊內含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具有明顯的政治服務目的。1965 年，鮑羅廷（Б.А.Бородин）主編了《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1）蘇聯對中國人民的援助》，從政治、道德、經濟和軍事等各方面全面論述了1937—1941 年蘇聯對華援助的歷程，從書名就可以看出其特彆強調蘇聯援助的對象是「中國人民」，而非中國國民政府。接著，在紀念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之際，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斯拉德科夫斯基（М.И.Сдадковский）主編了一本文集《蘇聯對華的列寧主義政策》，系統闡述了20世紀前60 年蘇聯對華所奉行的列寧主義政策歷程。其中第二部分「蘇聯與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1931—1945）」即從抗戰時期蘇聯全方位援華的視角涉及蘇聯空軍志願隊問題。類似的作品在七八十年代有所重複，如《蘇聯對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軍事援助》，主要從軍事援助的角度闡述了蘇聯的國際主義援華歷程，其中對蘇聯空軍志願隊大書特書。儘管研究的出發點同樣飽含政治鬥爭的動機，但相對而言，由於該書利用了部分收藏在（蘇聯）國家檔案館和（蘇聯）國防部中央檔案館中的檔案，研究具有比較紮實的資料基礎。杜賓斯基（А.М.Дубинский）所著論文《中日戰爭時期（1937—1945）蘇聯對中國人民的援助及中共領導集團的態度》和專著《1937—1945 年間的蘇中關係》， 將蘇聯軍事援華以及蘇聯空軍志願隊當作蘇聯對華實施列寧主義國際主義政策的證據，具有明顯為政治服務的取向。至於阿斯塔菲耶夫（Г.В.Астафьев）的論文《蘇聯對華國際主義援助（1917—1945）》，從標題就可以看出其想要說明的問題重心所在。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蘇聯空軍志願隊才成為他們研究的對象。在強調蘇聯援華的國際主義情懷的這一類學者中，特別需要提到丘多捷耶夫（Ю.В.Чудодеев），其為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一直研究中國抗戰歷史及中蘇關係歷史問題。他最主要的貢獻在於編輯了多種參與過中國抗戰的蘇聯紅軍老戰士回憶錄，這些回憶錄，既是我們研究這段歷史的珍貴資料，也代表了編者對這段歷史的學術觀點。但作者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很少用到相關的歷史檔案資料。
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國防部軍事史研究所（ИВИ МО РФ）的軍史學者瓦爾塔諾夫（В.Н.Вартанов）比較深入地研究了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他的相關著述主要為：《二戰前夕和二戰期間（1937—1945）蘇聯對中國人民的軍事援助》（博士論文）《「Z行動」：30—40 年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蘇聯志願者》。這些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作者利用軍部學者的特殊身份閱讀了許多尚不對外開放的內部檔案文獻，如國防部中央檔案館及國防部情報總署檔案館中的相關文獻。因為引用的檔案尚屬於機密文件，不允許披露檔案資料的路徑，所以其著作沒有注釋；基於同樣的原因，其著作只限於部隊內部發行，印數很少，甚至在全俄各公眾圖書館也無法找到。整體上看，他的研究雖同樣過於宏觀，資料豐富，已經觸及到了蘇聯空軍志願隊問題的部分細節，但仍舊不盡人意。諸如志願者申請的程序及空軍政治機構的審查、蘇聯國內政治大清洗對志願者挑選的影響、空軍志願者在華空戰中所擔負的戰術任務、空軍志願者在華空戰戰績、空軍志願者的傷亡情況等問題都沒有深入研究。作者的研究仍注重面的鋪展，研究深度有提升的空間。但這種缺陷部分地為焦明（А.А.Дёмин） 所補足。焦明，俄羅斯航空航天科學院院士，曾任俄羅斯航空航天科學院航空史研究所所長。焦明在2008 年出版了著作《偉大鄰邦的空軍》（共三卷）第一卷， 論述中國空軍發展史，其中涉及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其第三章第二—七節講述了抗戰時期蘇聯空軍志願隊援華的歷程：「第二節，蘇聯對中國人民的軍事援助與支持：向中國提供空軍武器裝備」；「第三節，組建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 「第四節，『Z』行動：從阿拉木圖到蘭州——首條飛行航線」；「第五節，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飛行員投入戰鬥」；「第六節，並肩作戰 ：空戰階段」；「第七節，中國飛行員隊伍的培養」。就該書的主旨而言，用如此大的篇幅來敘述蘇聯空軍志願隊問題，似乎過分強調了蘇聯軍事援華尤其是蘇聯空軍志願隊的派遣對建設中國空軍的意義。該書的學術特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了保存在俄羅斯公眾類檔案館裡（如軍事檔案館、國家檔案館）的相關檔案資料（前述瓦爾塔諾夫主要利用國防部內部檔案，而非公眾檔案館館藏檔案），研究基礎紮實；二是作者在論及蘇聯空軍志願隊問題時比瓦爾塔諾夫的論述更加深入細緻， 部分瓦爾塔諾夫未曾觸及的歷史細節在該書中都得到了應有的揭示，豐富了人們對蘇聯空軍志願隊問題的立體認識，將相關研究切實地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不過，焦明的研究也存在局限性：一是忽視了中文資料的利用，中文檔案和中文研究成果都極少利用（這一點是整個俄國學者的局限）；二是基於維護蘇聯軍事援華的純粹的國際主義精神，作者似乎有意忽略某些關鍵細節，如蘇聯空軍志願隊員是否從中國政府拿取薪酬、蘇聯軍事援華的戰略目的等等。可見，俄國學者的研究若要進一步突破，就必須注意學術研究的國際化，且需破除學術研究的某些禁區。
焦明之後，又陸續出現了幾種相關的研究成果，如《蘇聯空軍參與的武裝衝突（1936—1939）》《俄羅斯空軍一百年（1912—2012）》《為天朝而鬥爭：中國的俄羅斯人足跡》《在中國的天空和地面》等，然無論學術基礎，還是觀點見識，均未能超越瓦爾塔諾夫和焦明等人的研究。
此外，還有許多俄文著述間接涉及蘇聯空軍志願隊問題。如《二戰的中國戰線》《在中國與日本侵略者鬥爭的蘇聯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二卷《戰爭前夕》《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四十年民族解放戰爭》《戰火中的中國（1931—1950）》《蘇聯與中國的貿易經濟史關係（1917—1974）》《蘇聯與中國（1936—1945）：蘇聯外交家的札記》《中國戰線》《在蒙古、中國的空戰》《解密：蘇軍在歷次戰爭、戰鬥和武裝衝突中的損失》《20 世紀30—50 年代蘇聯對華援助》等等，這些著述都只是附帶涉及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未做深入研究。
三、俄羅斯學者論蘇聯空軍志願隊諸問題及簡要評述
俄羅斯學者在研究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時，比較關注的問題有如下四個方面：
（一）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的性質
俄國學者認為：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是蘇聯援助世界革命敘事中的一個節點，是蘇聯人民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
就研究視野而言，俄羅斯學者涉及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三類，視野寬泛不一。第一類為蘇聯援助世界革命大視野覆蓋下的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在這種寬泛的視野下，援華只是蘇聯援助世界各國革命的一個部分，而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又只是援華整體中的一個點被無限壓縮：只粗略敘述蘇聯空軍志願隊派遣、參戰的歷史事實，沒有過程，只強調戰果輝煌。將如此驚心動魄的一段歷史壓縮成一個點，從而彰顯蘇聯援助整個世界革命的宏大氣魄。第二類著作則將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作為中國抗戰時期蘇聯全面援華的一部分來敘述。當時，蘇聯從政治外交、倫理道德、經濟貿易和軍事等四個方面全方位援華，蘇聯空軍志願隊被當作蘇聯援華四大內容之一軍事援華的一個部分，分量有所增加，由敘述的點上升為一條敘述的線，涉及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的派遣、參戰、功勛和撤退歷程等，時空線索比較清晰，但相關歷史細節問題受篇幅局限涉及不多。第三類著作作為中國抗戰時期蘇聯軍事援華的專題研究。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作為敘述的重點成為一個敘述的面，分量較重。立足於面，有關蘇聯空軍志願隊的申請、考核、成立、培訓、派遣、更換、犧牲、總結等諸多方面都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敘述和研究，對蘇聯空軍志願隊參加中日空戰的過程、細節的完整描述讓事件生動呈現，志願隊英勇的精神與中國人民結下的友誼令人感動。蘇聯軍事援華的其他內容（蘇聯軍事援華一般被分為四個部分：武器援助、軍事顧問、空軍志願隊、大西北「生命通道」）成為敘述蘇聯空軍志願隊史實的陪襯。總之，在不同的視野中，蘇聯空軍志願隊問題所佔的分量比重（點、線、面）不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也不同。
如前所述，俄羅斯學者最初之所以關注蘇聯空軍志願隊問題，主要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服務於當時中蘇論爭的政治需要。20 世紀50 年代開始，基於冷戰需要， 蘇聯全面援華。中國十分感謝蘇聯的對華援助，但也反感蘇聯援助中所夾帶的大國沙文主義。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蘇聯是老大哥，中國是小兄弟，老大哥時而做出有損中國國家主權的過分舉動。蘇中關係的不平等化致使親如兄弟的中蘇關係由和諧而論爭，由論爭而對立，慢慢趨向惡化。中蘇政治層面的鬥爭逐步影響到學術界。自60 年代至80 年代的20 多年，中國學界沒有研究歷史上的蘇聯援華問題，而是加強研究幾百年的沙俄侵華史。其間，中國出現了多種沙俄侵華史著述，甚至形成了一種「沙俄侵華史研究範式」。同樣基於這種政治分歧的背景，俄羅斯學者則展開了蘇聯援華問題史的研究。他們特彆強調蘇聯援華的道德純潔性，認為蘇聯援華完全是出於實踐列寧所倡導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情懷。他們認為「變修」的中國政府忘記了過去蘇聯的無私援助：「中國最可靠的朋友、最無私的盟友曾經是而且始終是蘇聯人民、蘇聯政府以及蘇聯共產黨。關於這一點現在需要注意，因為毛澤東集團實行對蘇聯仇恨的政策，他們想將蘇聯對中國人民悠久的友誼從中國人民的歷史中抹掉。毛澤東和他的（統治）集團想要忘掉流淌著中蘇兩國最優秀者血液的兄弟般的友誼，想要忘記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1923—1927）和民族解放戰爭期間（1937—1945）的幫助，他們想要忘記蘇聯人民支援的飛機、坦克、大炮、步槍、燃油、彈藥和資金。」「蘇聯遵循列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全面支持殖民地、附屬國以及所有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蘇聯在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各個時期， 都給予了一貫的、無私的援助，是蘇聯人民實踐國際主義義務的光輝典範。」於是，當時中蘇兩國的史學界正好形成了一道針鋒相對的學術風景：中國研究沙俄侵華史，而蘇聯則研究蘇聯援華史（準確說是研究蘇聯援助世界革命史，援華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蘇聯學者研究蘇聯援華史，強調蘇聯援助的國際主義情懷，也是對冷戰時期歐美台灣學界反蘇情緒的一種回應。蘇聯學者認為，當時歐美台灣學者，基於冷戰的需要，一貫弱化蘇聯援華在中國抵抗日本法西斯鬥爭中的作用（甚至弱化蘇聯在二戰中的作用）。有些具有反蘇情結的學者甚至在著作中公開鼓吹「布爾什維克的威脅」「蘇聯擴張主義」。有些著作居然聲稱蘇聯不但不是中國的朋友，甚至是中國的敵人。為了駁斥這些謊言，蘇聯學者一方面動員在世的空軍志願隊員撰寫回憶錄，展示蘇聯空軍志願隊員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鬥的犧牲精神；同時，組織歷史學家深入研究蘇聯對世界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援助歷程。通過點、線、面結合的全方位研究，證明蘇聯志願者是最無私的，從而亦證明蘇聯志願者的援華活動是純粹國際主義性質的。絕大多數俄羅斯史學家迄今尚不願意去分析二戰時期蘇聯援華抗日具有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外交戰略性質。同時，俄國學者也有意無意地忽略對某些關鍵問題的探討，比如究竟入華作戰的蘇聯空軍志願隊員是否從中國政府領取酬金，等等。
（二）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派遣的政治基礎——《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問題
俄羅斯史學家與中國史學家都認為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有一個兩國外交戰略協調的過程，但雙方對這個協調的過程理解有異。俄羅斯史學家認為：第一，蘇聯一以貫之地堅持對華和平政策，多次建議簽署太平洋國家區域性和平協議，或者蘇中互不侵犯條約，但中國的態度一直動搖不定，對日本採取「消極抵抗」政策，心存中日和解的可能。所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主要是蘇聯主導的結果。第二，《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按條約的約定，蘇聯貸款援助中國的抗戰，並且派遣空軍志願隊直接參加中日空戰，打擊日本侵略者。至於《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有何好處則直接被忽略。第三，俄羅斯史學家一方面指責蔣介石「把日本佔領滿洲和蘇聯佔領外蒙視為同樣性質」，但是，卻在研究中有意無意地誇大1936 年3 月14 日簽署的《蘇蒙互助議定書》對維護亞洲地區和平的意義，認為蘇蒙之間的互助條約不但保障了蘇聯、蒙古、中國邊境地區的安全，甚至還保障了整個中國西北地區的安全。在俄羅斯史學家看來，蘇聯的國家安全高於一切，甚至凌駕於他國的國家主權。所以，《蘇蒙互助議定書》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具有同等的意義。然而，此時外蒙古名義上屬於中國的領土，蘇聯與一個沒有國家主權的中國地方政府簽署具有國際法意義的條約不符合通行的國際法原則，因而當即遭到中國政府的抗議。第四，俄國學者認為《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本身具有偉大的外交戰略意義，該條約「在中蘇關係的發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為蘇中關係確立了「無比堅固和永久的基礎」。同時，該條約的簽署意味著日本侵略中國外交政策的失敗，它嚴重威脅到日本在華侵略利益；當然，該條約的簽署亦為蘇聯軍事援助中國抗日創造了外交條件。顯然，俄國學者對《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評價很高。
（三）蘇聯空軍志願隊的組織、派遣、更換問題
一是蘇聯軍事援華行動的秘密代號問題。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後，蘇聯對華軍事援助立即提上日程。為了不讓蘇聯在對日外交上尷尬，蘇聯政府對軍事援華實施嚴格保密，決定仿照援助西班牙的做法，用一個英文字母作為蘇聯軍事援華的秘密行動代號。但秘密行動代號的字母究竟是哪一個，俄國學者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援華行動的代號為「Y」，稱為「Y行動」。但未說明資料來源。更多的俄國學者則傾向於認同援華行動的代號為「Z」，稱為「Z行動」（Операция Зет）。這種說法有檔案資料為證。所有與援華軍事行動有關的文獻都冠以「Z行動」的代號，而鮮見「Y行動」稱號。
二是有關蘇聯空軍志願隊的相關統計數據問題。俄國學者一般都認為中國政府於1937年9月14日正式向蘇聯政府請求派遣空軍志願隊直接參与中日空戰。但中國抗戰期間蘇聯空軍志願隊究竟有多少人入華參戰，俄文著述尚無精確統計數據。鮑羅廷、斯拉德科夫斯基、瓦爾塔諾夫、焦明的著述中都提及過相關數據，但數據各異，都不準確。因為這些數據來自於保存不系統的檔案資料。邏輯上，中俄文檔案資料應當可以互補，但是涉及蘇聯空軍志願隊問題的中俄文資料具有同樣的缺陷：那就是不具備史料時間鏈條的性質。鮑羅廷認為：前後大約有700 名志願飛行員（包括航空技師）在中國作戰。但瓦爾塔諾夫經過研究得出了與此大相徑庭的數據。他認為：自1937 年12 月至1939年6 月，至少有1 300 多名蘇聯飛行員在中國作戰，其中包括700 多名轟炸機飛行員，700 多名殲擊機飛行員。另外，自1939 年6 月至1940 年5 月，尚有424 名蘇聯飛行員到中國參戰。如果再加上200 多名飛行教官，那麼，參與志願援華的飛行員就不下於2 000 名。但其間究竟有多少名蘇聯空軍志願隊員入華參戰，迄今尚無準確的統計數據。
三是關於蘇聯空軍志願隊的構建情況。蘇聯政府答應了中國政府的請求，向中國派遣空軍援華志願隊。但蘇聯空軍飛行員要成為援華志願者有什麼樣的程序；蘇聯國防部採取什麼措施和制定什麼標準來選定志願者；被選定的志願者是否需要在何時何地進行何種飛行培訓；然後又經過何種渠道及方式進入中國；等等這些問題，焦明以前的俄羅斯學者未能進行詳盡研究。而通過焦明的研究我們得以了解：蘇聯空軍飛行員要想成為援華志願隊員需要個人申請，也可以由優秀的同事相互推薦。申請書可以寫給國防人民委員會，也可以直接寫給蘇共中央。然後，由空軍高層指揮人員組成一個臨時選拔機構（主要由空軍幹部管理局及偵查局聯合組織）對寫了申請書的人進行考察甄別。除了飛行技術考察，還有政治覺悟的考察。所以，凡是專業素質過硬、蘇共黨員、有一定戰鬥經驗和飛行技術的就能入選。由於當時正值蘇聯國內政治大清洗的特殊時期，政治層面的考察比較嚴苛。而一旦政審通過，志願者遠赴異國戰鬥，為國家立功，便可藉此避開被清洗鎮壓的命運。被挑選出來的志願者大都要集中到茹科夫空軍學院進行短期飛行培訓，然後順著東西兩條空中航線入華：絕大部分從莫斯科經阿拉木圖轉道新疆至蘭州至抗戰前線。少部分志願者則經由外蒙古烏蘭巴托南下至蘭州。志願者每隔數月即行更換。志願者在華戰鬥期間，彼此之間互相監督，發現問題，即向上級機關密報。志願者回國後，要寫戰鬥經驗體會。限於中國的氣候和工程條件，在轉運過程中飛機經常失事，人員和軍事物資損失慘重。焦明的研究觸及了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問題的許多歷史細節，比較深入。
（四）蘇聯空軍志願隊在華戰鬥、戰績、犧牲等問題
關於蘇聯空軍志願隊在華參與中日空戰的戰鬥情況，20 世紀80 年代以前的俄國學者一般將轟炸機、殲擊機大隊的戰鬥行動籠統舉例敘述，但數據不太準確。至於戰鬥過程，無法敘述清楚。他們在描述南京空戰、武漢空戰、轟炸台灣、保衛大西南及蘭州空戰等中日空戰場景時，一般避免提到中蘇空軍聯合作戰，而主要突出描畫蘇聯空軍志願隊的英雄主義形象。至於中蘇空軍聯合作戰的具體歷史細節，由於此時俄國學者未能充分利用相關檔案資料，所以讀者只是得到了一種粗線條式的描述，許多問題均不清晰。90 年代後，瓦爾塔諾夫和焦明開始大量利用俄文檔案，一般將空軍志願隊在華戰鬥分成兩部分描述：一是轟炸機志願大隊的戰鬥行動，主要轟炸日軍的機場、在長江中游弋的軍艦，配合陸軍打擊日軍陣地、河橋，破壞其交通線等。以轟炸時間為基本線索，將蘇聯空軍志願隊轟炸機大隊在中國的戰鬥情況和戰果詳盡敘述。二是殲擊機志願大隊的戰鬥情況。以時間和地點為主要線索，敘述了南京空戰、武漢空戰、南昌空戰、洛陽空戰、衡陽空戰以及支援徐州會戰、桂南會戰、保衛大西南大西北的空戰（蘭州）等，比較全面。然而，基於資料利用的局限，無論是瓦爾塔諾夫，還是焦明，對蘇聯空軍志願隊在華戰鬥經歷、戰績、犧牲情況等問題的研究均不盡人意。
第一，當時很多空戰和轟炸行動都是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聯合作戰，中、蘇空軍的戰績混合在一塊兒。因此，在敘述蘇聯空軍志願隊的戰績時，首先要確認戰役中哪些是蘇聯空軍志願隊的戰績，哪些是中國空軍的戰績，甚至哪些是轟炸機戰績，哪些是殲擊機戰績，等等。然而，在實際研究中要精確區分中、蘇空軍的戰績卻十分困難，以致研究中經常出現張冠李戴的錯誤。比如，1938 年5 月20 日，中國空軍飛臨日本本州，投放和平傳單，警告日本軍國主義者。但這次行動究竟是蘇聯空軍志願隊執行的，還是中國空軍執行的，抑或是中蘇空軍聯合執行的？焦明以前的俄羅斯學者一直認為是蘇聯空軍志願隊所為，並將之列入志願隊戰績。直到近期焦明才糾正過來：5 月20 日空襲日本本州的行動完全由中國空軍執行，與蘇聯空軍志願隊無關。
第二，俄國學者對於蘇聯空軍志願隊參與中日空戰的細節，由於資料利用的局限，迄今尚停留在靜止描述階段。要從軍事史的視野來很好地描述一場空戰，必須將文字描述與平面戰役示意圖結合起來分析。但在瓦爾塔諾夫和焦明等人的研究中，未能將文字與示意圖相結合進行動態描述。
第三，俄國學者努力用量化的方式來描述蘇聯空軍志願隊的某些問題，但量化的準確度不夠。究竟抗戰時期蘇聯向中國派遣了多少志願飛行員（包括各類航空技師），蘇聯空軍志願隊究竟在華參與了多少次空戰，蘇聯空軍志願隊在援華抗日時期究竟取得多大的戰果，擊毀炸毀了多少架日軍戰機，擊毀擊傷了多少日本軍艦船舶，炸死炸傷了多少日軍將士，蘇聯空軍志願隊究竟在戰鬥中犧牲了多少人，等等，這些疑問都應該在學術研究中得到解答。然而，數據要麼不準確，要麼存在分歧。以蘇聯空軍志願隊員在中國犧牲者數量為例：有的認為是200 多人，沒有準確數據；有的精確為211人，有的精確為212人。預計隨著研究和調查的深入，蘇聯空軍志願隊在華犧牲者人數會得到確定。
（責任編輯李淑華）
來源：《俄羅斯學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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