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兩塊絆腳石

騰訊財經《灼見》特約作者 洪斌，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執行院長

在全世界都矚目於亞洲奇蹟和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之時，在亞洲和新興經濟體自己都不免沉醉之時，卻常常有人在一旁冷靜地提示一個風險：中等收入陷阱。

一個更為沮喪的事實是，戰後七十年，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已擺脫低收入，步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卻鮮有國家能夠成功擺脫中等收入，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籠罩在奇蹟光環下的亞洲，也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少數國家和中國香港、台灣等成功晉身，無論是人口佔比，還是面積佔比，在亞洲都是少數、孤例。更多的國家則長期陷於中等收入的「陷阱」之中，進退兩難。

中等收入陷阱，似已成為慣例，成為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晉身過程中一道難以逾越的「坎」。

如果看一看比高收入國家門檻更高的發達國家，事實就更加令人沮喪。在全球公認的30多個發達國家中，大部分在戰前就是發達國家，所謂的老牌列強。歷經戰後70年的風風雨雨，其實力、地位卻呈現「強者愈強」的態勢。戰後躋身發達行列的為數新貴，包括韓國、希臘、葡萄牙、捷克，基本上仍處於發達國家的邊緣，並有不時「掉隊」的風險。

如果可以把這稱為「發展中國家陷阱」的話，那麼，從發展中國家晉身為發達國家，又看似一道更難逾越的坎。因為，發達國家的標準，不僅要有高收入，還必須是工業的強者、技術的領軍者、人文發展指數的佼佼者。否則，即使富甲天下如沙特，因為沒有強大的工業，也不能算是發達國家。

而比逾越這兩道坎更難的，是可持續的發展。越坎晉級，如同打天下，難；晉級後保級，如同守成，難上加難，稍不留心，一個跟頭就會摔回原形。歷史上，從一流國家跌落者，不乏其國，如阿根廷、如南非。而長久游移於高收入門檻的巴西、墨西哥、馬來西亞、土耳其，如不能及時轉型、找到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依股市「盤久必跌」的道理，退的可能性是遠大於進的。

所以，對任何一個有雄心、有所為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有四道坎要過。第一道坎，從低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實在是小菜一碟，算不上「坎」。做不到的，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第二道坎，從中等收入步入高收入，難。第三道坎，中從高收入步入發達國家，對一些國家來說，是越過第二道坎後的水到渠成；對另一些國家來說，沒有強大的工業基礎、科研實力和民生幸福，則只能可望不可及。第四道坎，是打天下易、守天下難，必須與時俱進、找到經濟可持續的方略。

中國目前面臨的，是第二、三道坎，也是第四道坎。如果能夠及時改變經濟增長模式，以「小心」駛「萬年」船，使經濟在可持續的軌道上「自然」行駛，則十年之內連破「中等收入坎」、「發展中國家坎」，有望、可及。再以同樣的精神守成，跨越「可持續坎」，同樣有望、可及。

而眼下，最緊要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

中國在經濟發展和經濟理論上是一個後來者，但有意思的是，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卻常常在古老的中文中找到精闢的註解，一語中「的」。而對中等收入陷阱最精闢的註解，莫過於中國古人常說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對於長途跋涉者，走完九十里，才是路途走到一半，最後的十里，才是真正的考驗。

改革上半場：「好走」的九十里

中國過去40年，是百里征程走完了九十里，中國人均GDP從不足1千美元走到8千多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從中等偏上到高收入，路程看似已經很近，也就是十里的樣子。但這十里，因其十分地難走，所以與前九十里不相上下，甚至更難。

前九十里不容易，但平均下來，每里的難度要比後十里小得多。原因很簡單。從生產和供給的角度看，決定GDP的是勞動、資本、自然資源和索洛餘量。改革前的中國，勞動力或大量閑置，或低效使用。大量閑置者，如城市大量的待業青年；低效使用者，如有限農田下的大量剩餘農村農動力、國企冗員。

勞動力如此低水平的基礎，為勞動生產率和經濟的騰飛提供了足夠大的空間。農民變身民工，不是簡單的名稱變化，而是代表了生產率的一次飛躍。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種地農民和工廠工人的產出是有天壤之別的。同樣，國企改革雖然帶來下崗人員的陣痛，但從長遠看，由於激勵到位，留下來的和被精簡的，生產率都較改革前有了質的提高。

較低的資本存量（以機器設備為代表），同樣為勞動生產率和經濟的騰飛提供了足夠大的空間。一個簡單的例子，八九十年中國大量引進生產線。每一條生產線的引進，都會帶來產量和質量的較大提升，是手工縫製鞋底和紡織流水線的區別，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區別。

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用也是可觀的。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國百姓最直觀、樸實的感受，正說明了基礎設施從無到有所帶來的生產率的飛躍。

索洛餘量複雜了一些，經濟學家們尚沒有搞清楚它究竟的內涵。但顯然，在中國經濟的起步和初始階段，引進的技術和管理雖未必是最先進的，但相比於中國經濟原來的基礎，卻是大大的進步，由此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也是飛躍性的。

正是由於底子太低，中國經濟的過去40年，在勞動、資本、索洛餘量等方面，生產率都有了全面的、質的飛躍。生產率的提升，使中國經濟的產能有了質的飛躍。

在需求端，即所謂「三駕馬車」。開放使中國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為中國提供了不斷膨脹的出口市場。中國傳統的儲蓄習慣和高儲蓄率，為高投資的增長模式提供源源不斷和低廉的資金，投資需求高揚。稍顯遜色的消費，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總量上的增長也相當可觀。

與「供」俱進的需求，為中國經濟飛起來的產能提供了市場，使產能得以化為產出，使勞動、資本等要素的生產率潛力得到充分發揮。一時間，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中國經濟過去的40年，作為改革的上半場，堪稱典範。

改革下半場：真正的考驗

凡事皆有兩面。隨著經濟的增長，決定生產和供給的四個變數，提升的空間和潛力越來越小。勞動力方面，農民可以進城的，基本都進城了，可以當民工的，基本上都當民工了。靠從農業、農村向製造業轉移人口以提升生產率，空間已經不大。

而從總量上看，從2012年起，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所以，無論是勞動力總量還是結構，都不存在前40年大幅提升生產率的空間。

再看資本。資本邊際效率遞減是經濟的規律。一個簡單的例子，從沒電腦到有電腦，對辦公效率的提升是革命性的；但從普通電腦換成高級一些的電腦，對辦公效率的二次提升就小得多。一個與世隔絕的地區，突然修了一條對外的公路，對當地經濟的提升意義非凡；但再修一條路，或將路面從國產瀝青換成進口瀝青，意義就小得多。

中國單位勞動力的資本存量，與美國相比仍是零頭，但相比中國經濟的起點，卻已經大大地進步了。因此，增加投資雖仍有很大空間，但其效率卻遠不如之前。

索洛餘量，過去主要靠引進、模仿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經過這幾十年，該引進、模仿的，也引進模仿得差不多了，空間正變得逼仄、有限。

所以，從生產和供求的角度，中國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生產率潛力都已進入一個瓶頸期。如果依然沿用前40年的增長方式，沒有深層次、大力度的改革舉措，生產和供給的能力必然趨緩。

從需求的角度，中國已是世界工廠，出口額一度佔到全球市場的17%，還能有多大的擴張空間？因投資效率遞減並受制於已經居高不下的槓桿率，企業投資已不能像前些年那樣大興土木。人們寄予厚望的消費，又是慢工細活急不得。

從供給的角度，增長的潛力不能滿足過去的高速度；從需求的角度，也不足以支撐過去的高速度。

再看實踐。中國經濟從2011年起一路下滑，目前基本穩定在6-7%。這個速度，既是由供給端的生產要素和生產率所決定的，也是由需求端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所決定的，是中國經濟過去七年的實踐「試出來」的潛在增長率。

增速的這種下滑，很是引起了許多人的不安。但是，如果這個速度是可以持續的，中國在未來10年內，應該可以穩穩地渡過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高收入國家。

阻礙中國實現這個目標，只有兩個可能：一是經濟正常發展被打斷，比如發生危機，經濟倒退；二是不發生危機，但經濟自然失速到較低的水平。

隱患一：經濟正常發展被打斷

從歷史上看，這兩種可能都不是不可能，而第一種可能破壞性最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這樣的拉美國家，人均GDP實際上已很接近高收入的邊緣，但就是邁不過去。最重要的原因並不是經濟自然減速到很低的水平，而是發展進程被重大的危機打斷。辛辛苦苦多年的成就，一夜之間倒退回「解放前」。

他國歷史的教訓，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使決策者將防範危機、化解風險作為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要務。從這個角度，就比較容易理解中國政府的「三去一降一補」和防風險、扶貧、環保三大攻堅戰。

產能過剩會釀成危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能過剩本可以通過市場自動出清。但在中國，由於存在大量「軟預算約束」的市場主體（包括「殭屍企業」），單純靠市場解決產能過剩並不現實。在這種特定情況下，一定力度的行政干預，會加快過剩產能的清理。中國過剩產能狀況在短時間內得到極大緩解，部分得益於行政力量的果決。此外，中國大力度環保治污，對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一律關停，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產能的過剩狀況。去產能，改善了剩餘企業的利潤狀況，化解了可能釀成危機的第一個風險。

樓市，從來就是經濟泡沫的主力和多次重大危機的始作俑者。在中國，因為沒有經歷像樣的調整，投資者和普通民眾皆有房價「只漲不跌」、樓市「只賺不賠」的心理，而這恰恰可能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好在中國的決策層是清醒的。面對樓市高庫存的現實，一方面以「棚改」貨幣化等一系列政策手段，迅速去庫存，另一方面，又以「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政策喊話，向地方政府、開發商和投資商及時「潑冷水」，堅決避免在舊庫存去除後，因市場的非理性而形成新的庫存。

舊庫存快速、有效地去除，又以一城一策、因城施策但基調堅定的姿態，打壓新庫存的形成。樓市去火，化解可能釀成危機的又一風險。

現在剩下的，就是槓桿。中國政府將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作為未來三年的重中之重。金融風險哪裡來？根源來自於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高槓桿。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高槓桿出事的風險小一些，還可能成為高增長的動力；但隨著增速趨緩，高槓桿的風險暴露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最終多淪為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經濟連累金融、金融反過來連累經濟，這差不多是所有金融危機的老套路。高槓桿，就像是香港電影里說的，出來混，總是要還的。高槓桿，多是要通過危機的方式「還」的，沒有國家可以例外。

中國防範金融風險，從經濟和金融兩個方面下手。經濟上重點針對地方債務和企業債務。前幾年，通過大規模債務置換，基本上將地方政府此前以融資平台等形式短期、高息借的「暗債」，置換成期限更長、利息水平更可持續的「明債」，並下放地方舉債權至省一級。這種措施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地方債風險的爆發，但並沒有根本性解決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錯配的問題，也就沒能根本性解決地方債風險的問題。

企業債務風險集中在殭屍企業、軟預算約束企業和部分近年來大舉併購的企業，知易行難。大家都知道應該做什麼、怎麼做，但真正做起來，卻不那麼容易。非市場的問題，有時候只能通過非市場的手段，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比較見效的，是對一些以「內保外貸」方式海外大肆擴張的企業，進行嚴格的合規調查。

前面說的去產能、去庫存，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重債企業的財務狀況、改善了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是從經濟層面化解金融風險的一種嘗試。

從經濟著手化解金融風險，是治本；而從金融著手化解金融風險，則是汲取了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美國次貸危機的起因，其實只是「小小」的次貸，本不足以掀翻美國乃至全球的金融體系，但卻差點掀翻了，這不能不令後人深思。中國政府去風險，在經濟方面下手治本的同時，將警惕的眼光牢牢盯住金融體系對風險的傳染和放大，這是明智之舉。對金融體系尤其是影子銀行的整治，既防「黑天鵝」，更防「灰犀牛」，是為了不步美國的後塵。

總之，不能讓突如其來的危機，打斷中國經濟的正常發展。方法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去風險。這幾個方面做好了，就可以消除陷中國經濟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隱患。

隱患二：經濟自然失速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掉入「中等收入隱阱」的第二個隱患，是不能及時調整發展模式，經濟自然失速到很低的水平，久久無法晉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對中國來說，從生產和供給的角度，在沒有進一步改革的情況下，勞動力、資本、索洛餘量的空間和潛力已經不大，經濟增長放緩，是很自然的事。問題是，會不會進一步放緩到很低的水平，從而使中國的高收入國家願景遙遙無期？

這個問題是不容小視的。中國政府在短期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去風險的同時，絲毫未曾忘記中國經濟更根本性的挑戰。那就是，中國必須以改革，將中國從中等收入陷阱的陰影中「改」出來。

普遍的共識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在索洛餘量上下功夫，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而索洛餘量的關鍵，是自主創新和研發能力。

有一些硬指標，可作為索洛餘量的參考坐標。比如，教育投入的GDP佔比、研發投入的GDP佔比、大學生和工程師數量與比例、專利數等。

自主創新和研發能力，是指本土企業創新和研發的能力，而不是外資企業的創新和研發能力。在這方面，成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其在汽車、電子等方面自主創新和研發的經驗值得參考。而未能成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馬來西亞、墨西哥，就需要想一想，是不是在自主創新和研發方面無所作為。

自主創新和研發，需要政府和企業都發揮作用。從政府角度，在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方面，該花的錢必須花。中國早些年大學擴招的時候，曾遭遇大學生分配難的問題，引來怨聲一片。現在看來，擴招是正確的，困難是暫時的，抱怨是短視的。中國的大學生和工程師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支撐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大學生和工程師越多越好。

基礎研究有多重要，現在中國上下一致地認識到了。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但是，自主創新和研發的主體依然是企業。企業創新研發的動力，一是來自於自由充分的市場競爭，市場逼著企業創新研發；二是來自於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讓企業覺得創新研發是一件很「值」的事情。

慎提「消費驅動」與「服務業驅動」

長期以來，對中國經濟的簡單概括是投資驅動、製造業驅動。對中國經濟未來的方向，簡單的藥方是消費驅動、服務業驅動。

這種概括和這樣的藥方，都未免失之於偏頗。

前面說過，中國經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最關鍵的是通過創新和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各國經濟發展實踐表明，真正能夠持續帶來創新和技術進步、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是製造業。即使在服務業遠超製造業佔比的美國，製造業依然是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升的頭等主力，是創新的第一源泉。

服務業並非不可以有創新、有技術進步、有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但囿於自身特點，空間相對於製造業有限。再熟練的理髮師，每天理的顧客也是有限的；再高明的律師，可以接的案子也是有限的。美聯儲前主席Paul Volcker曾戲言，金融業真正有價值的創新，唯有ATM。他所以敢對金融業說這樣的話，而不是對製造業說這樣的話，是因為包括金融在內的整體服務業，在創新和勞動生產率方面的確乏善可陳。

創新既然是中國邁向高收入的必然途徑，作為創新之母的製造業，就是中國萬萬不可割捨的立身之本。

所以，慎提服務業驅動，因為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提升空間有限。

也慎提消費驅動。生產是根本。能把中國帶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不是中國的消費力，而是由創新和技術進步決定的中國的生產力。什麼時候，中國也必須是一個生產者，然後才是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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