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憤深廣或者心事浩茫
作者簡介：
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第八、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第五、六屆魯迅文學獎評委，中國小說排行榜評委。出版有《話語、歷史與意識形態》《思想在人生邊上》《新世紀長篇小說研究》《多聲部的文學交響》等近十部。曾先後獲得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第9、15屆優秀成果獎，山西新世紀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山西省人文社科獎等獎項。
在先後兩次閱讀孫惠芬長篇小說《尋找張展》（載《人民文學》2016年第7期）的過程中，我都情不自禁地聯想到了數年前楊爭光的長篇小說《少年張沖六章》。至今猶記，在當時，面對著楊爭光的作品，我自己所陷入的那種價值評判的兩難困境。一方面，我清楚地意識到，楊爭光的《少年張沖六章》是一部難能可貴的具有憂憤深廣特質的優秀社會問題小說，但另一方面，我又為自己將楊爭光的作品定位於社會問題小說而感到深深的不安。似乎，我的這種判斷，構成了對楊爭光的某種藝術侮辱。關鍵原因在於，由於受到1980年代之後中國文學界去政治化、去社會化的總體創作觀念制約影響的緣故，一種明顯的藝術錯覺就是，一旦某一部文學作品與重要的社會問題發生關聯，那它的文學性或者藝術性就會遭受無端的質疑。「那麼，純文學意義上的小說創作與所謂的社會問題之間，是否真的存在著一種互相排斥的不兼容關係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雖然說對於那種只是一味地關注社會現實問題而根本不顧及文學性的社會問題小說，筆者也持一種反感厭惡的態度，但這卻並不就意味著所有的社會問題小說都是不顧及文學性的。對於那種一方面強烈地關注思考著急迫重要的社會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卻也充分地表現出了鮮明文學性的優秀小說作品，我們所持有的當然就應該是一種大力肯定的態度。而且，也正因為當下時代的大部分小說家都對於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採取規避不已的鴕鳥姿態，所以，如同楊爭光這樣的鬼才作家，能夠以充滿文學性的小說形式來關注思考重大社會現實問題，就理應得到我們的高度評價。」（王春林《一部憂憤深廣的社會問題小說》，載《小說評論》2010年第4期）也正因此，如果說楊爭光的《少年張沖六章》是一部不僅僅提出了「救救孩子」的問題，而且也提出了更為重要急迫的救救家長、救救老師乃至於救救社會、救救文化等一系列問題的優秀社會問題小說，那麼，孫惠芬的這部《尋找張展》，無疑也可以做如是觀。從「問題少年」入手，將自己的藝術觸覺進一步延伸到社會現實層面，進而揭示我們這個社會存在著的嚴重痼疾，乃是孫惠芬《尋找張展》的根本價值所在。
《尋找張展》採用了雙重的第一人稱敘述方式。先後登場的兩位敘述者，分別是女作家「我」與身為小說主人公的張展。正如同標題所明確標示出的，整部小說的主體故事，就是女作家「我」千方百計地尋找自己兒子的同學張展的過程。「我」之所以要尋找張展，與遠在異國他鄉的兒子發來的一條微信有關。由兒子的這條微信，那個記憶中的張展形象便點點滴滴地浮現在「我」的腦海。雖然從未與張展見過面，但「我」與張展之間卻因為「我」的一部名為《致無盡關係》的中篇小說而發生了某種說不清的關係。原因在於，身為山西某市區委書記的張展父親在2009年法航的447空難中不幸身亡，臨行之前在朋友的強力推薦下，張展父親認真地閱讀了這部《致無盡關係》：「當得知張展的父親就是生前讀過我《致無盡關係》的那個人，我和張展，頓時就有了訴說不清的關係。」因為有了這種莫名的牽繫，有關張展的一些信息便通過兒子的渠道進入到「我」的關注視野之中。比如，早在高中時期，張展就已經與父母徹底決裂；比如，因為高考，空難發生後，張展並沒有飛往法國。結果，他的高考成績並不理想，只是上了大連的一所二本學校；比如，由於父母手中權力的緣故，張展在大連竟然有一位「交換媽媽」（所謂「交換媽媽」，就是指「本地孩子在外地上學，外地孩子在本地上學，為了不脫離有權有勢大人的庇護，相互把孩子移植到對方家庭」）。正因為張展在「我」的心目中早就有所印象，所以，那一條來自異國他鄉的微信才會觸動「我」的心靈世界，才會使一個飄飄忽忽的張展形象不由自主地浮現在「我」的腦海：「張展冷漠而飄忽的目光如期而至—不知為什麼，每每閉上眼睛，用不了多久，張展的目光就來到眼前，它沒有寂滅如灰燼，而是冷漠、飄忽、游移……因為你會一遍又一遍問：他在哪裡？他如今在幹什麼？父親那場空難，對他意味著什麼？他為什麼要和父親決裂？他是否還在生兒子的氣？」由此可見，「我」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開始尋找張展，一方面固然與兒子的指令有關，但在另一方面，卻又與身為作家的「我」內心中如此一系列事關張展的疑問緊密相關。
實際上，也正是攜帶著這一系列疑問，「我」開始了自己那堪稱曲折的尋找張展之旅。從張展高中時的班主任吳老師，到他的「交換媽媽」、現任大連環保局局長的耿麗華，一直到濱城大學美術系的輔導員，「我」才搞明白張展大學畢業後的去向，居然是進入了一所開發區的特教學校。不僅如此，令「我」倍感驚訝的一點是，身為張展的大學輔導員，留在她印象中的張展竟然只是一個普通不過的大學生,她竟然不知道張展的父親乃是因為空難而去世。大學的這種冷漠，使「我」對於張展生出了更多的關切：「當得知大學的冷漠是國際通行的慣例，我對張展生出更深的牽掛，他如何在失去父愛又遠離母愛時超拔了自己？在輔導員眼裡，他烏啦巴塗，他愛戴毛線帽，他為什麼愛戴毛線帽？那難道是斯琴的作品，他承受了那麼大的壓力，還能做到消失在芸芸眾生當中，默默無聞，是不是斯琴在一直給他力量？」這位斯琴，是「我」從兒子的日記中不經意間了解到的與張展關係非同尋常的髮廊女，她的年齡比張展整整大了八歲。就這樣，在尋找張展的過程中，「我」總是會有一些新的發現，而這些新發現，卻又總是能夠在更大程度上引發「我」對張展的強烈興趣。如是一種循環往複中，故事情節也就得到了合乎情理的推進。尤其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如果說「我」的尋找一開始還與兒子的微信有關，那麼，愈是到了後來，「我」愈是發現，對張展的尋找，其實已經變成了「我」自己一種迫切的內在情感與精神需求：「我尋找他，也絕不是想尋找一個塞林格筆下霍爾頓的形象，或者祝簡希望的那種高大上的形象，我的尋找，與形象無關，與愛情有關，我希望從一個陷入沼澤的青春里發掘出一段鮮為人知的愛情，從而讓人們，不，讓我自己看到，所謂不是在災難中崛起就是在災難中消亡並非顛覆不破的真理，生活也許還有第三種狀態，那就是在一份情感支持下，他可以默默地『烏啦巴塗』地活下去。」其實，這裡所描述展示的，更多還是「我」對於張展某種一廂情願的心理想像。尤其是在獲知他大學畢業後的落腳處，居然是一所特教學校之後，「我」就更是陷入了一種情不自禁的推理之中：「他為什麼去了特教學校？是他的專業和學歷不好找工作，只有特教學校才可以勉強接受？還是別有原因，比如他叛逆父親，父親突然離去，他永遠失去了和父親對話的機會，從此再也不想張嘴說話？或者，只有這個地方對他和斯琴最合適，既可以保持距離，又沒有多遠的距離……」
然而，當「我」帶著自己的想像，風風火火地趕到開發區特教學校的時候，迎頭撞上的，卻是張展一個以「兒子眼中的父親」為主題的「父親畫展」的意外火爆。按照特教學校那位林輔導員的說法，張展的這一百幅父親肖像，只是在校內倉庫里的一種校內陳列，根本就沒有想要公布出去。是他的一個學生，無意間以微信的方式向社會發布出去的。沒想到，卻產生了極大的轟動效應。至此，「我」對於張展的疑問進一步加深，真就應了那句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表達，這位張展，某種意義上也的確稱得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了。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是，特教學校的尋訪受挫之後，「我」竟然藉助於丈夫拍攝的紀錄片進一步了解到，張展居然還是一位長期堅持給癌症晚期患者按摩的志願者—卻原來，張展之所以會在周三、周五有規律地定期離開特教學校，其固定的去向並非斯琴髮廊。這就使得「我」的猜測又一次落空。必須承認，張展志願者身份的意外發現，越發讓「我」倍感震驚。他的現實表現，再一次強有力地溢出了「我」的想像和推理之外。很大程度上，不斷地設定和推理，以及這些設定和推理的不斷被顛覆與解構，正是如同《尋找張展》這一類小說作品的根本敘事策略。
在這個過程中，所謂「尋找張展」的基本語義，其實也在不動聲色地發生著某種微妙的轉換。前一個部分的「尋找張展」，乃是因為張展的下落不明，後一個部分的「尋找張展」，顯然帶有一種尋根究底的探尋意味，意在澄清張展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形象。從這個層面上說，兒子申一申在電話中一再強調的張展對自己的科研有用的說法，對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把握《尋找張展》這一小說文本無疑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現在在生物界，有很有名的兩大演算法，都是模仿生命體的，一種是遺傳演算法，根據進化的原理，來使問題解決，另一類叫人的神經網路，就是模仿人的大腦神經網路，來對多種信息進行綜合，然後做出決策。……現在，張展這個人活生生擺在面前，他已經向我證明，作為一個生命體，他承受了隨機而來的外力推動，但讓他朝某個方向發展，一定有規律性的東西……」由申一申的這段話語可知，孫惠芬《尋找張展》的寫作，甚至多少帶有一點以長篇小說的形式完成一種科研試驗的意味。正如同生物學可以考察某一生命體的神經系統如何選擇承受來自於外界的各種信息一樣，她的根本意圖也是要通過對張展這個社會通常意義上的「問題少年」成長曆程的考察，探究回答究竟是怎樣一種社會文化的成長環境，方才造就了張展這樣一位明顯遊離於社會主流期待之外的青年形象。
很顯然，如果單純依靠敘述者「我」的外部尋找行為，無論如何都難以徹底澄清以上所提出的重要命題。要想達到對張展精神世界某種尋根究底的挖掘效果，就必須需要當事人張展的積極配合，需要他開誠布公地通過自述的方式袒露自我的心路歷程。然而，當「我」在特教學校，意欲以同學家長的身份與張展對話好一探究竟的時候，卻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張展的冷然拒絕。但正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因為得不到張展的回應而感到萬分沮喪，並準備開始以小說虛構的方式完成對於張展的想像性敘述的時候，卻突然在電腦上收到了一封「致孫老師」的陌生郵件：「尊敬的孫老師，我是張展，給您寫了封長信，掛在附件里，請您慢慢閱讀。有一個小小請求，信不能外傳，讀完刪掉。」就這樣，小說的另外一位第一人稱敘述者，身為小說主人公的張展，以書信書寫者的身份悄然登場。從藝術結構上說，孫惠芬的這部長篇小說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名為「尋找」，主要敘述女作家「我」千方百計尋找張展的曲折過程。下部名為「張展」，主要從張展在書信中自述的角度展開張展那艱難曲折的成長曆程。需要注意的是，在張展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展開自述的同時，女作家「我」也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對於張展的自述有所評點和回應。這種評點與回應的形式，很容易就可以讓我們聯想到中國古代小說傳統中的評點批評方式。無論是金聖嘆評點《水滸傳》，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抑或還是脂硯齋評點《石頭記》，都是這方面不容忽視的重要成果。假如說評點的確是一種獨屬於中國的小說批評方式，那麼，孫惠芬創造性地把它巧妙移植到自己的長篇小說寫作之中，化用為一種特別的藝術結構方式，毫無疑問地意味著作家在向中國小說傳統遙遙致敬。某種程度上，張展的書信自述，與女作家「我」的評點和回應之間，所構成的其實是一種隱隱然的對話關係。正是依託於這種對話關係，女作家「我」對張展以及張展他們這一代人的思考和認識，方才能夠得到充分的彰顯與表達。大約也正因此，所以孫惠芬才不無刻意地將上下兩部的標題分別命名為「尋找」和「張展」，二者連綴在一起，恰好也就是長篇小說的標題「尋找張展」。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假如說上部是作家設定謎面的一個過程，在其中，不同人等對於張展可謂大相徑庭的理解與看法，其實也是在製造著關於張展的強烈懸念，那麼，實際生活中的張展，究竟是怎樣一種形象？這一切，都有待於作家在下部藉助於張展的自述把謎底徹底揭開。
在這封突然而至的長信中，張展首先開宗明義地交代自己的寫信動機：「我渴望自己是犯人，不是渴望訴說自己，而是渴望自己被關注、被追問；渴望這世界上，有一個人像警察想了解犯人那樣想了解你。可是，從小到大，我從未遇到過。」按照張展的敘述，只有進入特教學校之後，自己才感覺到那裡的老師們有過這樣的願望。但面對著早已是負重累累的她們，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的經歷「讓她們更加負重」。他根本未曾預料到：「某一天，當我與一個人目光相碰，當這個人把目光流露出的對我強烈的好奇和追問落實到文字上，我會受到蠱惑，我會在蠱惑中渴望訴說，我會被訴說拉進漫漫長夜……」不消說，這個人，就是張展同學申一申那位擁有作家身份的媽媽，也即小說文本的第一位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卻原來，在張展長達二十多年的成長過程中，他從來就沒有得到過平等意義上的被關注、被追問、被理解。也正因此，他的精神世界其實長期處於極端孤獨無助的狀態。毫不誇張地說，在他與周圍的親人、老師、朋友，乾脆說就是全部外界世界之間，所構成的事實上是一種隔膜甚至對立的關係。唯其因為隔膜太久遭人誤解太久，所以，當張展面對來自於「我」那樣一種飽含善意的攜帶著強烈好奇與追問意味的目光的時候，他才會感到極度的不適應，才會做出本能的迴避與退縮動作。實際上，張展內心裡一直希望能夠得到類似於「我」這樣的作家媽媽的理解與關心。唯其因為張展內心裡對於「我」的作家身份充滿了信任感，所以他才會在寫給「我」的長信里徹底打開了自己的心扉，儘管說這種打開其實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交代了書寫動機之後，張展便以小標題的形式一個階段緊接著一個階段地開始自己的人生回憶。因為有了上部中與張展交往的各色人等對於張展各種不同誤解的緣故，張展的這封長信事實上有著強烈的自辯狀的意味。依照順序，這些小標題分別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的繪畫」「我的轉學」「我的高中」「我的戀情」「我的空難」「我的無盡關係」「我的後災難時代」共計九種。這些部分所重點講述的，都是張展的個人記憶中對其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或者事件。實際上，早在童年時期，張展與父母之間的對立和決裂就已經開始了。張展父母雙方各自的家境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我的父親出生在太原大槐樹，爺爺奶奶都是一輩子靠種地為生的農民，三個姑姑都嫁在鄉村。」而「我的母親出生在太原洪洞縣郊區，姥爺姥姥都是機關人，姥爺曾當到縣委組織部長，離休後患肝癌去世。」一個是普通的農人家庭，一個卻是官宦之家。因為考慮到父親未來的仕途發展問題，在家中一貫強勢的母親便試圖硬性割斷與爺爺奶奶一脈之間的親情關係。在張展的記憶中，從三歲開始，就沒有再在爺爺奶奶的鄉下居住過。實際的情形還不只是媽媽那邊的親情問題，而是即使在姥姥家裡，張展也仍然也要比其他幾個孩子受寵許多。是的，只有大姨的女兒、張展的表姐夢梅，才總是會在張展無端受辱時扮演那個安撫者的角色。童年張展與父母之間對立和決裂的生成，就與表姐夢梅的車禍身亡存在著直接關係。眼睜睜地看著表姐夢梅被一輛飛馳而來的汽車撞死，但父母卻為了他們的政治前途非得要求家人千萬不能鬧事。就這樣，在父母的強力制止之下，一樁車禍肇事案最終得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一年，張展只有七歲。事實上，也正是伴隨著夢梅的車禍身亡，張展與父母家人之間的親情開始斷裂。
為了報復父母家人對於夢梅的過分冷漠，年幼的張展居然蓄謀已久地製造了一起離家出走事件。多少帶有一點巧合意味的是，正是在這次出走事件中，張展意外邂逅了那位從新疆流浪到洪洞的流浪兒月月：「我當時還不知道何為流浪兒。她像夢梅，是那裙子，是那個頭，更是那肉乎乎的小手，它在她身前身後甩動，一種被摟抱的渴望就在我心頭涌動。」毫無疑問，夢梅的意外車禍身亡，尤其是父母家人的冷漠，對童年張展形成了過於強烈的刺激，使他的心靈世界出現了巨大的情感空間缺失。從這個角度來看，月月的適時現身，多多少少帶有一點「乘虛而入」的補位感覺。正因為「我們可以無拘束地相互傾述」，因為月月可以「靜靜地看我眼睛聽我講話」，因為在月月這裡補償性地填補了夢梅去世後巨大的情感空白，所以，張展才會對月月產生強烈的認同感。雖然說一方面迫於生計的需要，另一方面由於受到負面環境影響的緣故，月月最終難逃被墮落徹底吞沒的厄運，但張展內心中月月的地位從從未改變。他對月月的所有懷想，都凝結到了頭上那頂永遠的毛線帽上：「月月被墮落吞噬在那個年代，我的某種美好的東西卻沒有被那個時代吞噬，她的體溫一直都在我心裡。2003年，SASI病毒在全中國肆虐，山西電視台報出第一個死亡名單，是流浪兒收容站一個叫月月的十四歲女孩，從此，毛線帽又重新戴在我頭上—她的死亡讓我想起夢梅的死亡，這兩個給過我溫暖的女孩，我願意一生悼念……」月月之外，出現在「我的少年」部分的那個可以做出很美味的土豆餅的黑臉男孩，對於張展也具有同樣的意義。究其根本，當渴求親情溫暖的張展無法在家庭內部尋找到情感依託的時候，他也就只能以一種移情方式把希望寄托在如同月月或者黑臉男孩這樣的萍水相逢者身上了。很大程度上，他最終選擇繪畫這條人生道路，與他的不斷失去之間，存在著不容剝離的內在關聯：「我的人生一直在失去，夢梅，月月，黑臉男孩，可是有一條路在向我打開，它朝向內心，朝向內心的藝術，當我再也找不到那家小吃部，再也不能在情感的共鳴中釋放孤獨，我便開始了對那個世界的描繪，就像某一天找不到月月，在一張紙上對她的描繪。」這樣看來，繪畫的執著選擇，對於張展來說，就不僅僅是在選擇一種謀生的技藝，而且還是在回味咀嚼一種生命的記憶，甚至也可以說是在以如此一種特別方式完成著自我的某種精神救贖。也因此，對於張展一次次逾出常規的叛逆行為，女作家「我」才會給出一種相當到位的理解與分析：「他是一個極端敏感的孩子，他洞悉身體的每一次感受，精神上的每一次疼痛，在望子成龍追逐『文明』的父母控制了他所有美好願望時，在長期被權力庇護、一朝失去便沒有安全感的姥姥配合製造了整個家族混亂的氣氛時，在伴隨著死亡的一次又一次失去壓向他小小的心臟時，他像一隻奔跑在荒野上的小鹿，一直瞪著一雙警醒而可憐的眼睛……」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在張展與父母進行堅決對峙的過程中，原本一直站在父母一邊的姥姥，居然發生精神蛻變，成為了張展的結盟者。在她的人性轉折過程中，大姨的因乳腺癌而去世，是一個重要的觸動因素。大姨的去世，讓曾經迷失在官本位思想中的姥姥幡然悔悟，讓她認識到，夢梅被政府的車撞死後，自己跟著張展父母的「不吱聲」，很顯然意味著對於生命的一種漠視，是一種不能夠被原諒的極大罪過。正是在這種強烈罪感意識的作用下，姥姥改變立場，成為了張展的同盟者。沒想到，姥姥與張展的結盟，會引起父母的高度警覺，在他們意識到繼續讓張展留在洪洞讀書很可能會造成更加嚴重的後果的情況下，張展被轉學至大連繼續學業的命運，就已經被鑄定了。轉學大連，就必然會遭遇「交換媽媽」耿麗華。張展對於耿麗華的第一感覺非常糟糕：「她的表情猶如一塊壓縮餅乾，古板、縝密、暗淡，那裡擠壓著再靈活的肌體動作都無法掩飾的凝重。」如此糟糕的第一印象，顯然意味著，張展與耿麗華之間尖銳矛盾衝突的爆發，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避免。事實上，也正是在與耿麗華尖銳衝突的過程中，張展在叛逆的道路上愈走愈遠了。很大程度上，張展與髮廊女斯琴之間戀情的發生，正可以被理解為是這種衝突的必然結果。實際上，與髮廊女斯琴的關係究竟如何，乃是我們衡量理解張展這一人物形象的關鍵所在。因為「在我已知的秘密里，有著特別不堪的情節，那情節中最不堪的部分，是張展在父親的空難之後，還和髮廊女朝鋪夜蓋」。而這件事情，只有通過張展的自述才能夠真相大白。張展與斯琴，同樣是在街頭萍水相逢的。張展在街頭的煎餅果子店門口畫畫，遇到了曾經有過繪畫經歷的斯琴。在萍水相逢的斯琴這裡，張展很快感受到了在家庭里從未感受過的那種親情般的溫暖。沒想到，張展和斯琴之間的溫暖親情，在被「交換媽媽」耿麗華髮現之後，卻遭到了嚴重的誤解。在耿麗華看來，張展與髮廊女斯琴在一起，只能是無恥的鬼混。耿麗華的誤解，不僅強烈刺激了張展，同時也強烈刺激了斯琴。既然耿麗華如此這般誤解，那一向率性的斯琴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脫光衣服，開始給張展做人體模特。就此，張展與斯琴之間的姐弟親情轉換成為男女戀情。卻原來，髮廊女斯琴如同張展一樣，也有著一番非同尋常的苦難經歷。父母在她八歲時即已離婚，辦完手續的當天，父親服毒自殺，母親逃走再嫁。小姨供她讀完小學，從初中開始就邊打工邊讀書。十五歲那年，斯琴遇到了一個去草原寫生的畫家，並且不管不顧地愛上了他。用斯琴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深深愛上他，他也深深愛上我，他卻因為有家有室，不能帶我走。和他分手，我覺得世界烏黑一片，我想自殺。」雖然斯琴在人生道路上也走過彎路，曾經有過在南方被拘留的經歷，但張展的出現卻使她有勇氣去見那位畫家老師。至此，斯琴髮廊中的那個孩子以及那個怪相男人之謎徹底被解開。卻原來，她並沒有如耿麗華所說，在張展父親的空難發生時與張展「朝鋪夜蓋」，她那個時候其實只是以姐姐的身份安撫張展，好讓他能夠以正常的心態迎接高考。
在張展的生命歷程中，還有一位如同斯琴一樣對他發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其實是他曾經長期對抗過的父親。只有在父親因空難去世之後，張展才發現了自己的「無盡關係」，才對父親有了談得上真切的理解和認識。父親去世後，張展第一次以獨立個體的身份回到了大槐樹老家。在那裡，他不僅了解到父親曾經的理想是做一個優秀的木匠，曾經利用假期埋頭為城裡的媳婦做傢具，而且還得知父親雖然曾經承諾要把爺爺奶奶接到城裡生活，但後來在母親的強勢影響下，為了政治前途和家庭和睦，最終還是沒有兌現自己的諾言。然而，儘管父親表面上屈從於母親，貌似切斷了與家人的聯繫，但實際上卻一直在偷偷地接濟關照著爺爺奶奶還有姑姑他們。一句話，父親的具體處境，非常類同於作家在中篇小說《致無盡關係》中所描寫的那種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關係。父親之所以會對這個中篇小說產生特別的興趣，其根本原因正在於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事實上，最能見出張展父親內在人性深度的一個關鍵性細節，乃是他居然在結婚前，把自己關在那個置放傢具的屋子裡一關就是整整三天。那麼，在那特別的三天時間裡，父親到底在幹什麼呢？張展反覆探究的結果，竟然是在發現用鑿刀鑿出的「展翅」兩個字的同時，也發現了鑿出來的一隻低著頭的麻雀。張展的意外發現，一方面很好地解釋了張展名字的由來，所謂「張展」，自然是希望他能夠展翅高飛。但在另一方面，卻真切地凸顯出了父親內心世界中一種矛盾心理的存在。「展翅」，意味著要展翅高飛，要實現高遠的人生理想。具體落實到文本中，就是要徹底掙脫農人家庭的羈絆，在仕途上有所發展。而那隻低著頭的麻雀，則很顯然意味著父親內心中對於家庭親情的一種戀戀不捨，一種深情回望。意外發現這個秘密之後，張展曾經對此展開過相應的聯想分析：「難道，在甩下包袱那一刻，他就開始鄙視自己，瞧不起自己，他覺得放棄自我，尾隨媽媽，即使展翅高飛，也僅僅是一隻沒有雄心壯志的麻雀？或者，為了家族榮譽，為了改變命運，為了一份情感，他不得不選擇展翅，但他最心底里，還是渴望做一隻守著屋檐的麻雀？」不管怎麼說，展翅與麻雀是一對衝突無疑。正是這一對衝突的發現，一下子就拉近了張展和父親之間的距離，他突然發現自己某種程度上懂得了父親：「展翅與麻雀，這是一對衝突，可就因為這衝突，我感覺到了爸爸，感覺到了爸爸年輕時候的衝突的內心—在媽媽那裡得知他的理想是當個木匠之前，我從不覺得他有什麼內心。」就這樣，多少帶有一種弔詭意味的情感或者精神奇蹟發生了：「爸爸活著，我從沒感到他的存在，沒感到爺爺奶奶在我生命中的存在，爸爸走了，爸爸卻復活，他不光一個人復活，還復活了一個家族。」正因為張展與父親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因為他們之間有了某種「可怕的親密關係」，所以，張展便開始在一種潛意識的幻覺中與父親對話，並開始以手中的畫筆描繪各種各樣父親的形象。之所以後來會有「父親畫展」的意外火爆，初始原因顯然在此。究其根本，所有那些父親的畫像，所傳達出的，正是張展渴望能夠與父親有所交流的強烈願望。
不僅張展的繪畫與父親有關，而且他的選擇成為志願者到病房去堅持給癌症晚期患者定期按摩，也與父親存在著緊密的內在關聯。這就不能不提及張展的大學同學於永博了。雖然於永博的父親也已經因病身亡，但相對於張展，於永博的幸運之處在於，他居然有機會在臨終前的兩個月一直在醫院陪伴自己的父親。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在做過一個關於父親住院的噩夢之後，張展真的打車去了中心醫院：「去中心醫院，是夢的暗示，夢裡影影綽綽覺得爸爸是住在中心醫院。去關懷病房，是在走進醫院時，在指示牌上看到『關懷』兩個字。對於我，這兩個字就像光之于飛蛾。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關懷病房』這關懷的真正含意，不知道那是死亡之谷，通向人走向死亡的最後時光。」其實，要想給癌症晚期患者進行按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克服極大的心理障礙。張展殊非聖人，他的情況也同樣如此。但在經過了一番努力之後，張展終於還是沒有從病房逃走，這期間，對於父親的那種感情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恐懼原來沒多大，不如一張紙。這或許還是爸爸的作用，我在把手伸向一根樹根一樣隆起的脊椎時，我告訴自己，他就是爸爸……」因為生前未能和父親有更多的深度交流，甚至未能有過在醫院裡陪侍父親的機會，張展內心裡有著深深的愧疚與不安。伴隨著由此而生的強烈懊悔心理，張展實際上長期處於某種罪感意識的潛在控制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志願者行為，也就具有了明顯的自我精神救贖意味：「這或許是上帝向我開啟的獲救之門，想爸爸，想爸爸如果活著，想和爸爸說話，本是一條逼仄的尖銳的思緒，它封閉在我內心，釀造出幻境，是不被任何人知道的幽暗空間，可當我追隨幻境里的父親一路而去，爸爸卻將我引向一個寬廣的世界。」事實上，也正是在長期按摩的過程中，張展的胸襟視野日益擴大，對於生命內涵的理解漸次深入，他的關懷，由父親這一個體而擴展至所有的患者，乃至於整個人類：「實際上，正是這表情、目光和心靈，正是那些人的正影、側影和背影，為我開了天窗，讓我從狹窄的思緒中走出，讓我看到了另一個自我，就是朝青山所說的那個脫開了肉體的自我——當我畫爸爸的臉時想的不僅僅是爸爸，是我按摩過的所有患者，當我通過所有患者身上的氣味聞到爸爸的氣味，我的畫，走向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對於張展這種難能可貴的精神蛻變，我們完全可以套用王國維的說法來加以評價。
至此，由第一人稱敘述者女作家「我」在上部「尋找」中所設定的謎面，所提出的疑問，藉助於另一位第一人稱敘述者張展的書信自述，可以說得到了全面的解答。由張展的自述，我們不難判斷，其實張展自己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問題少年」。與其說張展是「問題少年」，反倒不如說我們的教育是「問題教育」，我們的社會是「問題社會」。張展的人生，不僅是不斷失去的過程，而且也是長期被誤解的過程。關鍵的問題是，張展的被誤解，原因並不在他，而是在於他所成長的那個家庭與社會環境。這其中，最不容忽視的一個人物形象，就是張展的母親。張展母親的靈魂，已經被官本位文化所徹底扭曲。為了當官，她既可以冷酷無情地斬斷丈夫與婆家的親緣關係，也可以面對著親外甥女的被撞身亡而無動於衷，更可以把親生兒子扔給家人或者「交換媽媽」去管束培養。甚至，一直到丈夫因空難身亡之後，她還仍然沉醉於官本位的迷夢中，不見絲毫的反省與悔悟。「媽媽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不見任何人，只有我除外，聽說我要開學，她張著糊滿粘液的嘴唇不斷重複說，你爸託夢給我啦，他說水下挺好的，他在那裡還是書記，領導飛機上全世界好幾個國家的人，他還學會說英語，一點都不孤單。」「後來，她把我拽到爸爸的遺像前，神經質地看著我，腮肌顫抖著說：你爸爸去聯合國開會去了，他說用不上二十天就能回來。」小說中的這些描寫，正可以被理解為官本位文化在母親身上一種病入膏肓的表現。真正的可怕之處在於，在官本位文化一貫肆虐橫行的這塊土壤上，類似於張展母親這樣的靈魂被扭曲者其實比比皆是。如此一類本身即帶有鮮明悲劇性色彩的人物，已經或者正在製造著無數類似張展這樣的成長悲劇。
最令人震驚的一點莫過於，即使是擁有作家身份的那位第一人稱敘述者，也難逃官本位文化的制約與影響。下部「張展」中的「我的少年」一節，在張展自述的間隙，女作家「我」就曾經展開過不失嚴厲的自我解剖：「說來奇怪，隨他走進他人生中的溝谷深淵，我一程程看到的，不僅是他父母家族的真相，還有我的真相。」「我」的真相是什麼呢？首先是，「我」和丈夫都曾經在最初的日記里稱兒子申一申為「市長大人」：「幾乎每篇日記的開頭都是市長大人你今天如何如何。那時縣裡還沒有考核我，還沒有指給我仕途的方向，可不知為什麼，我們居然就把市長看成不平凡的人。」一直到數年之後，因為「我」仕途受挫，一氣之下棄官從文，方才去掉了這種說法。然後是，在小學時以行賄的方式努力讓兒子成為班幹部：「小學一年級，為了老師能讓兒子當上班幹部，我居然送過老師一條紗巾。」雖然兒子很快就因為不勝任而被迫「去職」，「可兒子當不了班幹部這一事實帶給我們的打擊，遠遠大於我因為沒有背景而當不上『副縣級』的打擊。我們，不僅僅是我，是我們！我和兒子的爸爸！」以上兩個細節，所充分說明的，正是官本位文化影響的普遍與深遠。或者也可以說，在當下時代的中國，幾乎就沒有什麼人可以真正地超越或蔑視官本位文化的制約與影響。因為，「崇尚權力，是不可超越的人性。」此外，儘管「我」的兒子申一申並沒有如同張展一樣有過烙美味土豆餅的經歷，但「我」還是頗覺震驚地在張展父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當我從張展的信中讀到爸媽反對他烙土豆餅，領他到處吃西餐，希望他學些西方文明，我還是有種遭了暗箭的感覺。」其實，也不僅僅是女作家夫妻，可以說所有的中國父母，都不會允許或者說接受類似於張展這樣的烙土豆餅行為。道理說來非常簡單，中國的幾乎所有的父母都有著望子成龍的思想。在這種普遍心理的主宰支配之下，一方面，大家都希望孩子除了學習之外最好什麼都不要做，另一方面，即使一定要在吃的東西上下功夫，那也不能選擇下里巴人的烙土豆餅，而應該選擇更為文明時尚的西餐。這裡，除了一種望子成龍的心理在作祟之外，顯然也還有一種崇洋媚外的自我殖民心理在作怪。「尋找張展，本是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探究張展為什麼會成為張展的人生真相，卻想不到，當他向我打開他的過去，我也不再是局外人，我居然在張展的信中看到自己……」由對張展的探尋而轉向自我的嚴格審視，所意味著的，正是作家孫惠芬某種不失嚴厲的自我批判精神的存在。從根本上說，孫惠芬的這部《尋找張展》能夠從「問題少年」的角度切入，進而對當下時代的「問題教育」與「問題社會」進行了格外深刻的批判性反思，的確是難得一見的一部優秀批判現實主義長篇力作。
但在結束我們的全部論述之前，需要特別提及加以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小說結尾處關於張展寫給敘述者「我」的那封長長的郵件突然失蹤的藝術設計。只要是熟悉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方式的讀者，就都會明白，作家的如此一種藝術處置方式，很顯然是接受現代主義影響的結果，意在使小說文本具有某種開放性或者說不確定性的藝術效果。孫惠芬自己的藝術選擇，固然應該得到我們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但問題在於，一部憂憤深廣或者心事浩茫的具有鮮明批判現實主義藝術品格的長篇小說，難道真的需要以如此一種明顯與小說文本的主體風格不搭的方式作結嗎？這是我在結束本文時要特別提出與作家孫惠芬商榷的一點。
本文刊發於《創作評譚》2018年第3期，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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