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的泉州：國際化程度堪稱古代的紐約
原標題：宋元時期的泉州：國際化程度堪稱古代的紐約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曾指出，雖然泉州如今只是中國的二三線城市，但在大約1000年至1400年間，它是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1292年，馬可波羅自泉州離開中國，他盛讚泉州是比亞歷山大港更為繁盛的貿易港口，還稱那裡「商人云集和貨物靡集的情形簡直無法盡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於1341年從德里出發，代表蘇丹踏上了前往中國的外交之旅。雖然現代學者普遍對他中國之行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但他自稱於1345年來過泉州（當時稱為「刺桐」），認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大海船百艘，小船無數」。
199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了紀念「世界文化十年」，組織了「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活動。考察船於該年10月23日從義大利威尼斯啟程，經過亞得里亞海、地中海、愛琴海、蘇伊士運河、紅海、阿拉伯海、馬六甲海峽、南中國海、朝鮮半島，最後抵達大阪。為了迎接途徑泉州的考察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於1991年2月17日至20日組織了題為「中國與海上之路」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名城」的樞紐地位得到了國內外學界的認可。
泉州城區（大致為現在的鯉城區）在福建省府福州以南約200公里，其往南約100公里外則有近代通商重鎮廈門和古城漳州。「泉州」得名於府城東北泉山，此山相傳有一眼孔泉，此泉滋養地方，因此將該地命名為泉州。泉州古稱「刺桐」，該名與一種叫做「刺桐」的植物有關。刺桐又稱印度珊瑚樹、虎爪樹、陽光樹，集中分布於東非、南亞、澳大利亞北部、印度洋島嶼、西太平洋東部等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在中國南方到東南亞（尤其是越南）一帶也曾廣為種植。南唐時期，祖居泉州（永春縣）的留從效被封為「清源軍節度使」，據有泉漳地區17年，形同自治。主政泉州期間，他擴建了這座城市，還在城牆邊繞植刺桐，「刺桐城」由此得名。
《刺桐城：濱海中國的地方與世界》
王銘銘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年
人類學學者王銘銘認為，泉州的黃金時代始於8世紀。地方人口的飽和迫使泉州從唐代開始從傳統農業轉向海外貿易，其大型港口城市的地位於宋元時期升至頂峰。這不僅帶來了全球各地的珍貴貨物、人口、技術和思想，還賦予了這座中國濱海城市一種難得的「四海一家」的氣質。翻閱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營造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之前，世界各地存在著自己的世界體系——重商思想絕非在「士農工商」階級劃分森嚴的傳統帝制中國毫無根基，貿易帶來了種族與文化的兼容並蓄，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
天高皇帝遠：
濱海邊陲的生存之道
在唐代以前，泉州一帶地廣人稀，歸屬郡地變更頻繁。古泉州人多為北方南下的移民，泉州府最早的戶口記錄見於唐開元年間（713-741年）：「泉州開元中戶三萬七千五十四。」唐後期和五代期間，第二波「衣冠南渡」（第一波發生於東晉「永嘉之亂」之後）再次帶來了大量中原移民，泉州地區的核心地位亦同步形成。
北方移民為泉州地區原住民（閩越人）帶來了北方農業革命的成果。在漢人遷入閩越地區之前，閩越人享有豐厚的自然資源，無需從事大規模農耕便可生存。泉州地區的地理、氣候條件與北方地區相對更接近，為南方少有的適宜種植小麥、黍、豆類的地區，因此遷入福建的北方漢人習慣於向泉州地區聚居。然而到了唐-五代時期，人口膨脹還是引發了農業資源緊張、物產不足的問題。
如果農業的道路走不通，又該如何謀生？泉州人很快發現，泉州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它雖然處於帝國邊陲，卻與海外「島夷」相距不遠，而且其沿海地區分布著天然良港。與此同時，商業在邊陲地帶不像在政治中心那樣受到人們的鄙視，發展海外貿易因此成為了泉州必然的歷史選擇。南洋轉口貿易令更多人力可以從糧食生產轉向商業經營活動，也正好符合泉州的經濟狀況。
從唐後期到宋初，泉州出現了一個向商業繁榮過渡的時期。美國歷史學家休·克拉克（Hugh R. Clark）認為，此時恰逢「政權的空白時期」，即從中唐動亂到宋朝建立的300年間，泉州所在的南方地區脫離中央集權政府的控制，地方性政權得以為了開拓生存空間採取靈活手段，民間商業因此得到了地方政權的鼓勵，獲得了進一步發展。
與此同時，唐中期之後，中國對外陸路交通不便，中外商人逐漸開始倚賴海上交通。對外交通路線的改變促成了既有的中印交流路線向包括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世界）在內的更廣泛的交流路線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泉州與交州、廣州、揚州一道成為中國南方四大港口。不過在泉州設立市舶司之前，該城的對外合法貿易都需要通過廣州的市舶司審批。
北宋時期，泉州作為閩國（909-945年）的一部分重新納入大一統王朝的統治版圖。在地方官員的幫助下，泉州商人利用宋朝對以貿易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興趣，使地方海外貿易得以官方化，進一步促進了泉州貿易港口的發展。到宋神宗的時代（1068-1085年），泉州的海外貿易量已經趕上了廣州。廣州的地方官員出於貿易保護主義，對泉州海商多加掣肘。為了獲得海外貿易的自主權，泉州知州上奏「置市舶於泉」，然而這一請求並未獲得朝廷的首肯。直到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設立市舶司的聖旨才發下來。值得一提的是，這和當時擔任刑部尚書的泉州籍名士蘇頌運用朝內人脈推動了這一決定不無關係。
北宋中期宰相、天文學家、藥物學家蘇頌（1020年-1101年）。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市舶司的主要任務是關稅的執行和監督，從商人當中收取關稅、徵收貢品。此外，市舶司還承擔著檢查外國船隻和貨物的責任，對本國商船和商人也例行嚴格的檢查，對二者的出入港貨物、人員進行監督和審批。元代仿效宋代，在泉州延續了市舶司，此時稅務制度也得到了制度化，「其細貨以十分取一，粗貨十五分取一」。豐厚的關稅收入令地方政府有能力投資海港建設和地方公益事業，這亦從側面成就了泉州在宋元時期的黃金時代。
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海外貿易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
義大利商人兼學者雅各·德安科納（Jacob D』Ancona）於1271年（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到達泉州。《光之城》一書記錄了他在泉州的見聞，在他的筆下，泉州「有一個很大的港口」，城南「整個江面上布滿了一艘艘令人驚奇的貨船」。這裡的居民種族、語言、文化多樣，商人無數，「有法蘭克人、薩拉森人、印度人、猶太人、還有中國的商人，以及來自該省鄉的商人。」
《光之城》
雅各·德安科納 著 大衛·塞爾伯恩 譯
Citadel出版社 2000年
當時的泉州已經是世界性的經濟重鎮。彭慕蘭認為，早在宋政府於1087年正式承認泉州的港口地位時，它已經成為帝國最繁忙甚至全球最繁忙的港口。到了南宋時期，泉州商人的海外活動範圍達到印度、波斯、歐洲和東非沿海；到了元代，已經與這些地區形成了較為固定和官方化的經濟文化關係。宋元時期，泉州的海上航線共有四條：從泉州到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從泉州經廣州，再經南印度的故臨前往大食；從泉州經大食中轉亞丁灣進入東非沿海；從泉州經大食往西抵達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地區。
在此期間，泉州外銷了大量當地出產和中國其他地區出產的絲綢、陶瓷、茶葉，進口了出自阿拉伯半島到婆羅洲一線的珍珠、香料、棉布、胡椒、珍稀木材、海貨以及舶來的食物和藥品（比如海參與燕窩）。中國的城市精英垂涎產自非洲和東南亞的象牙，象牙被大量製成佛像、筆、扇子、盒子，或點綴於家具之上；他們對熏香的強烈需求則被來自東南亞和印度的香木滿足。
「海上絲綢之路」
在元代，泉州行會非常成熟（據稱有120行），它們保護從業者的權益。另外還存在被民間稱為「船幫」的海上航運行業組織，負責調度航線、組織貨運、協調船民關係；泉州城內的一些區域里還形成了海外商人組織。私營海外貿易由民間商人獨立進行，官府徵稅。官營海外貿易，或稱「朝貢」或「交聘」，原則上由各國對中國進貢禮物，由市舶司回饋價值更高的禮物以示朝廷寬厚。不過宋元泉州的「朝貢」或「交聘」都有公私合營的屬性，因為朝廷和地方官員都意識到朝貢貿易其實不利於中國，因此官方積極選派商人搜集轉賣珍稀外國物品，介於官民之間的官商階層由此出現。在元代，一些利益最大、距離最遠的前往印度洋及遠地區的航線由同蒙古王公貴族保持贊助關係的商人協會把持，而且嚴重傾向非漢人。華商則繼續控制儘管層次較低但仍然利潤不菲的東南亞貿易。
大量的海外貿易不僅滿足了上層階級的物慾、填滿了商人的錢袋，還改變了中國普羅大眾的生活。舉例來說，源自東南亞的占城稻很有可能就是通過泉州進入中國的。這種稻米品種與中國本土的品種相比成熟更快也更抗旱，它不僅使水稻種植在許多新地點成為可能，也使農民可以在同一塊地里一年種植兩季水稻（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一年三季），這對於人口基數龐大的中國來說是個極大的利好。另外一種從國外進口並改變人們日常生活的農作物是棉花，它也很有可能是通過泉州從印度進入中國的。據記載，印度棉織品早在公元500年就作為奢侈品在中國出現，到了14世紀中期，高品質棉布在中國的價格仍然是絲綢的數倍。不過就在14世紀，棉花在沿海各處都能本地種植，紡織技術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棉布的成本迅速降低，開始成為帝國全境尋常百姓常用的一種布料。
貿易和經濟的迅猛發展還促進了中國的金融創新。唐朝和北宋是近代以前全球最興旺的經濟體之一，當這兩個朝代遭遇貨幣不足的問題時，採取了諸多創新的金融措施，例如以鉛、陶片為材質鑄造硬幣，以絲、茶等大宗奢侈商品充當貨幣進行大型交易，發行紙鈔。北宋天聖二年（1024年），朝廷就已經開始印製通行的紙鈔，西方要再過數百年才有同樣的東西。由於中國印製紙鈔的技術優於東南亞和東亞其他國家，中國紙鈔本身甚至就成為需求甚大的外銷品。
北宋時期的紙鈔「交子」
貿易改變世界：
現代性有其「東方土壤」？
密歇根大學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斯圖亞特·戈登（Stewart Gordon）認為，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是屬於「偉大亞洲世界」（the great Asian world）的時代。在此期間，中國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朝代更迭，但一直通過貿易與亞洲其他地區緊密相連。宗教（主要是佛教和伊斯蘭教）、文化和思想通過貿易傳播，在中國落地生根。
對外貿易的發展令大量外國商人和宗教團體來到泉州，其國際化程度堪稱古代的紐約。在泉州港的全盛時期，定居於此的外國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會基督徒、猶太人以及帕爾西人（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徒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後遷徙到印度的一支）。
宋元時期，大量穆斯林在泉州自由從商、任官、傳宗接代，他們當中有的對泉州海上市舶貿易有功而獲得官職，有的因軍工顯赫獲得升遷，有的從官府買得官位。例如異密·烏馬兒，他於元大德六年（1302年）由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調任浙江省平章政事。
泉州清凈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處伊斯蘭教建築
因為外來人口的大量遷徙，泉州呈現出宗教文化多元並存的局面。這座城市至今都能找到濕婆神和毗濕奴神的形象，一支建於10世紀或11世紀的印度教石雕陽具（中文中稱「石筍」），還有一塊刻寫著印度教教義的石碑。石碑由泰米爾文和中文雙語銘刻，從文本的嫻熟優美來看，刻碑人幾乎可以確定是本土中國人。
泉州佛教寺院承天寺存有一座元代石爐，爐蓋上刻「泉城孫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與十方檀信，同發誠心共成佛果」等語，「信士蒲力目」這個名字顯然不是漢人，而應該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或「土生番人」之類的伊斯蘭信徒。這說明了本來相互排斥的伊斯蘭教與佛教也出現了民間融合的趨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泉州最著名的額佛寺開元寺以有印度教神猴哈努曼的形象著稱，哈努曼就是《西遊記》中美猴王孫悟空的原型。
或許更有啟示意義的，是當時的中國對貿易和對外交流的支持態度。戈登指出，「偉大亞洲世界」的主旋律之一，就是規勸君主們尊重並歡迎旅行者帶來的新鮮資訊，重視商人的價值，保護貿易。
泉州聖墓是我國現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蘭教聖跡，墓蓋下是伊斯蘭教聖徒三賢、四賢長眠之處
南宋地理名著《諸番志》的作者趙汝適為宋太宗八世孫，於嘉定十七年（1224年）提舉泉州市舶司，寶慶元年（1225年）兼權知泉州，接著兼知南外宗正司。《諸番志》成書於寶慶元年，是他任職泉州時所寫的一部關於海外地理與文化的專著，記錄了與泉州有貿易關係的58個地區、族群、國家的狀況，東至日本，西至東非索馬利亞、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東岸國。
在該書的前言里，這位宋室宗親竟宣稱，不了解海外風物是君子的羞恥：「山海有經，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到了14世紀初期，泉州還出現了依據親自參與的海外探險寫出的遊記。至順年間（1330-1331年），年僅20歲的汪大淵首次從泉州搭乘商船出海遠航，經過內南海、馬六甲海峽、孟加拉灣、印度半島、阿拉伯灣、波斯灣、亞丁灣、紅海、坦尚尼亞，於元統二年（1334年）返回泉州。至元三年（1337年）到至元五年（1339年）期間，他又出海遠行。汪大淵的兩次遠航探險總共歷時8年，航程數萬里，到過220多個國家和地區。至正九年（1349年），他出版了《島夷志略》。
汪大淵的第一次遠航比哥倫布最早的環球旅行（1492年）早161年。在西方「發現」東方之前，中國已經有了一種基於貿易和商業的世界眼光。這似乎意味著現代性——商業主義、文化開放性、信息物資的自由流動、成熟的官僚管理機制——有其「東方土壤」。然而我們看到，儒學本土主義在明代後迅速成為官方支持的意識形態，商業活動被阻撓，海外貿易被大範圍限制甚至禁止，外來人口被鎮壓。那過於早熟的「現代性」彷彿靈光一閃，湮滅於歷史長河之中；泉州作為全球第一大貿易港的輝煌，也只能由後人追憶了。
參考資料：
王銘銘，刺桐城：濱海中國的地方與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
[美]彭慕蘭，史蒂文·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會、文化與世界經濟. 2017年.
Stewart Gordon. When Asia Was the World. Da Capo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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