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國民黨少了一個敵人，中國少了一個好人

原標題：他死了，國民黨少了一個敵人，中國少了一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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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史上，有兩位著名的秀才，很會領兵打仗，在北方，他是山東漢子吳佩孚；在南方，他是廣東人陳炯明（1878-1933），當時輿論稱為「南陳北吳」，「南北兩秀才」。兩個人都是清朝的秀才出身，性情正直、廉潔自守，卻都被輿論描得一團黑，對此，廣東人陳炯明曾經刻過兩枚印章表明心跡：

這其中，一枚是「不二色」，表示不納妾、不嫖娼，一生只愛老婆一個人；另一枚是「不蓄私財」，儘管兩次主政廣東，被孫中山稱為「廣東皇帝」，但陳炯明一生卻廉潔奉公，以致死後，家人連給他辦喪禮的錢都沒有。

對此，即使是後來跟陳炯明徹底決裂的孫中山，也曾經感慨地說：

「陳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

▲陳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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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民國史離我們如此之近，史料如此豐富，但要看清一個人，卻並非易事。

1878年，陳炯明出生在廣東海豐、一個以販賣鴨蛋為生的商人家庭，他3歲喪父、家道中落、經濟困頓，母親楊氏為了讓三個孩子能繼續讀書，經常餓著肚子出去打工，孩子們也體諒母親，一家人經常為了一碗清粥給誰吃而相互謙讓，讓左右鄰居們感嘆不已。

家境艱難，陳炯明也爭氣，20歲便考中秀才，然而此後，他卻沒有再接著走科舉的老路，而是在1906年、28歲時考入廣東法政學堂。當時，還在法政學堂讀書的陳炯明，領銜幹了一件可能被殺頭的大事。

當時，海豐縣隸屬廣東惠州府管轄，當時的惠州知府陳召棠是個酷吏，經常以「盜警」為名派兵圍捕鄉村，抓到人後經常不問是非輕重，當場就將鄉民就地斬殺，甚至當場殘殺孩童，這也激起了惠州人民的極大憤慨，為此，陳炯明冒著「誣告」知府的重罪，與惠州士紳一起到廣東省城廣州狀告陳召棠。

在聯名訴狀上，作為書生的陳炯明勇敢地第一個署名，並在廣東提督府與惠州知府陳召棠當面對質，「力陳陳太府罪狀」，最終，罪惡昭彰的陳召棠被撤職扣押，陳炯明為此聲名鵲起，惠州士紳非常感激，想獎勵他一千元大洋，陳炯明儘管窮困，卻大義凜然拒絕，他說：「我是惠州的一份子，我不是為了錢才來參加告陳太府的。」

▲在中國現當代史上，從陳炯明、彭湃到當代烏坎，海陸豐是個很特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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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民國史中，中過清朝科舉功名的人，很多都不願當民國的官，例如鄭孝胥，但陳炯明與此相反，1909年，31歲的陳炯明，以清朝秀才和廣東咨議局議員的身份，秘密加入了同盟會，從秀才到革命者，他的轉變緩慢卻決絕，此後，他先後配合黃興策划了多次起義和暗殺行動，這其中就包括黃花崗起義。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陳炯明馬上召集了一萬多人的隊伍圍攻惠州，並順利策反駐守惠州的清廷守將，此後，他掉轉兵鋒進逼廣州，為廣東光復立下了首屈一指的汗馬功勞。

廣東光復後，舉人出身的胡漢民被推舉為廣東都督；秀才出身的陳炯明則被推舉為廣東副都督，但作為革命老將的胡漢民能力有限，不知如何治理廣東，於是，手段嚴肅的陳炯明登上了歷史舞台，開始了他第一次主政廣東的歷史，在廣州，他嚴厲查禁鴉片和賭博，查封妓院、整頓吏治，僅僅四個多月期間，廣州全市風氣為之一變，「前清官紳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賭盜之害，一掃而空」。

▲陳炯明兩次主政廣東，政績、口碑都很不錯。

陳炯明雖然是秀才，但讀過法政學堂，對新思潮很有想法，在廣東，他在全國首開先河，硬性規定廣東省議會中，必須有10名女性議員，在當時，硬性通過法律規定、允許女性參政，不僅僅是在中國，在亞洲也是「獨所創見」。

袁世凱稱帝後，陳炯明參與反袁失敗，被迫逃亡新加坡，1916年，他再次潛回國內，並組織軍隊攻佔福建的汀州、漳州、龍岩等地，1920年，陳炯明打敗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此後被任命為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從而開始了他二次主政廣東的歷程。

在現代史上，陳炯明兩次治理廣東的政績斐然，在地方，他全力推行政治改革，實現縣長民選；儘管當時財政困難，但陳炯明卻堅決禁煙禁賭，主動斬斷歷來為廣東重要財政收入的煙賭稅；另外，陳炯明還規定，將廣東全省稅收的10%，用作教育經費，這也為廣東後來的崛起，培養了彭湃等許多青年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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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陳炯明與國父孫中山的決裂，卻註定了他一生的悲劇，以及他在後世的教科書中，被評為「軍閥、革命叛徒」的名聲。

在常人看來，與偉人和國父為敵的，那他一定是惡徒和壞人。在只有黑白好壞的二元價值觀中，世間只有善與惡簡單的兩面。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決裂，最根本的分歧，源自「如何統一中國」的爭執。

民國亂世中，面對辛亥革命後四分五裂的局面，如何統一中國，就成了各路革命者和軍閥們躍躍欲試的命題，在孫中山看來，統一中國必須以武力進行，然後再行內政建設；但陳炯明則認為，應該允許各省「聯省自治」，搞類似美國的聯邦制。

孫中山對此強烈反對，認為陳炯明的所謂「聯省自治」，不過是各路軍閥各自割據為王的借口——孫中山的質疑不無道理，當時，陳炯明全面把持了廣東的黨政軍大權，但任人唯親，政治上全用自己家鄉籍貫的廣東海豐人、陸豐人，軍隊則重用自己親族的陳家將；當時，陳炯明很喜歡辦報紙談社會主義，人稱「社會主義將軍」，對此，當時人調侃說，陳炯明是要「打破所有財產，維持陳家軍隊。」

但孫中山也並非如後世描繪的一般完美，陳炯明與孫中山有齟齬，另一方面也是源自陳炯明對孫中山個人獨裁傾向的不滿。

當時，在「二次革命」後，孫中山組織了中華革命黨，要求所有的黨員必須宣誓「絕對服從黨魁」，並在黨章下簽字和打指模。在孫中山看來，中國剛剛結束封建皇權，人民仍然是「無知可憐」的幼兒，因此必須由革命黨像「保姆」一樣，通過建立中華革命黨等區別於皇權主義的「一.黨.專.政」，來「照顧人民」。

對於孫中山的這套說辭，陳炯明非常反感，認為孫中山所要求的「絕對服從黨魁」和要求籤字、蓋手印宣誓效忠，本質上無異於封建社會的君臣關係，只是君主換成了黨魁而已。

▲孫中山與陳炯明（前左四）合影。

對於孫中山的人民是可憐蟲，需要革命黨做保姆的說法，陳炯明也反駁說：「政府把國民當成『無知可憐』的幼兒，那人民就永遠會是長不大的『無知可憐』的幼兒，永遠不可能實現民主政治。」

總的來說，秀才出身的陳炯明，個性相對溫和，關於如何統一中國，他不排除有自立於廣東、謀求割據的私心；但同時，陳炯明也主張必須先建設好廣東，搞好民主憲政，仿照美國，建立與其相仿的聯邦政制，然後以「南北妥協」的和平手段，謀求中國永久的統一——這種緩進派的統一觀點，也並非完全出自私心，其實在當時是頗有市場，民國初期，很多學者都主張這種觀點。

但在孫中山等人看來，當時國內各路軍閥割據，若照陳炯明的此一觀點，則統一中國將遙遙無期，況且列強環伺，根本不可能給中國人民以太長時間等待，因此，向來倡導暴力革命的孫中山，則以一種更加激進和現實的方式，力主武力統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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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見分歧和實際利益的糾葛，陳炯明與孫中山的矛盾，也越來越大。

1920年，列寧派密使波特波夫訪問了陳炯明，在俄國人看來，陳炯明是當時整個南中國軍事勢力最強盛的，因此列寧提出願意全力支持陳炯明統一中國，但條件是陳炯明以後要承認外蒙古獨立，以方便俄國人侵蝕遠東。

列寧提出，如果陳炯明答應此一條件，那麼俄國可以將儲存在海參崴的軍械供給粵軍使用，陳炯明對此嚴詞拒絕。但孫中山為了實現快速北伐，則與列寧往來曖昧，這也讓陳炯明認為孫中山有賣國之嫌。

還有一件事，也讓陳炯明對孫中山的政治操作手法很有意見。

1921年4月，200多名議員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在孫中山堅持下，投票放棄了匿名制而採用記名投票，並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大綱規定了大總統的產生和許可權，卻沒有任期。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等均由大總統一人獨斷，在此次選舉中，孫中山被選為非常大總統。

這件事讓陳炯明非常反感，陳炯明說，按照總統選舉法，總統應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達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總統選舉，此時廣州舊國會議員只有200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無疑是對民主制度的公然破壞。陳炯明質疑說，「這和之前北方（北洋政府）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

▲孫中山在永豐艦上。孫中山的很多做法，在民國時期爭議很大。

一系列政見的分歧，最終在北伐這件事上總爆發出來。

為了加緊籌備北伐統一中國，苦於北伐軍隊沒有軍餉供應的孫中山，向陳炯明下發通牒說，陳炯明必須參加北伐，並且要籌措500萬元軍餉支持北伐軍。陳炯明認為自己做不到，陳炯明說：廣東自辛亥革命後連年用兵，經濟疲敝，無論是軍餉還是軍械，都難以支撐長期北伐，而根本的一點，就是陳炯明始終認為，不應以激進的武力方式統一中國。

雙方最終談崩了，孫中山於是強令陳炯明辭去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內務部總長三職，雖然軍權在握，但陳炯明仍然選擇了辭職、避開孫中山遠走惠州「休養」。

此前，孫中山擔心陳炯明認為，孫是要奪取廣東的黨政軍全面大權，因此曾對陳炯明說，北伐無論成功與否，孫本人都不會再回廣東，孫中山對此自嘲說：

「我是廣東總統，競存（陳炯明）是廣東皇帝，皇帝開了金口，我遵命就是。」

但無論是「廣東總統」還是「廣東皇帝」，一系列的政見分歧，最終讓孫中山和陳炯明，走到了瀕臨決裂的邊緣。

1922年6月16日凌晨，趁著孫中山掌控的部隊北伐之際，支持陳炯明的部將葉舉，在陳炯明反對的情況下堅持發動兵變，並炮轟孫中山在廣州觀音山的住所越秀樓，葉舉等人並不想致孫中山於死地，因此在開炮前，特地讓人打電話向孫中山「通風報信」，讓其趕緊逃跑；於是，孫中山登上了珠江的永豐艦，宣布和粵軍叛軍開戰。

孫陳兩人，至此徹底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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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孫中山看來，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為了統一中國、振興中華，他在國民黨內行獨.裁，力主武力北伐，都是出於對當時中國實際情況的最佳選擇；至於他就外蒙古問題，與蘇俄和列寧的曖昧，也是為了達成北伐統一大業的無奈之舉。

但有著某種軍閥傾向，同時也自由開明的陳炯明，對於孫中山的種種做法和政見，也一直不肯苟同，在此情況下，經歷1922年的「六一六」兵變後，雙方正式決裂，此後，孫中山和陳炯明沿著東江拉鋸戰了三年，最終到1925年，在黃埔學生軍兩次東征打擊下，陳炯明的軍隊實力基本崩潰，陳炯明避無可避，最終選擇遠走香港。

1925年同年，馮玉祥發動兵變推翻曹錕政府，孫中山應邀北上共商國是，同年，孫中山因為肝癌在北京去世，臨死前，他窮盡生命中的最後氣力，對周邊的人說出了最後的遺囑：

「和平，奮鬥，救中國！」

聽到孫中山逝世消息後，陳炯明在香港親自撰寫對聯悼念：

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

在陳炯明看來，他與孫中山的矛盾，更多是政見分歧導致的「公仇」，而功過是非，只有留待後人評說了。

▲1923年6月，孫中山到東江督導進攻陳炯明。

陳炯明遠走香港後，人們這才發現，曾經兩次主政廣東的「廣東皇帝」，由於一直廉潔奉公，竟然困頓到連日常生活都難以維持，在香港，他和自己的老母親、妻子、五個女兒和三個兒子全部擠在一個小公寓里，只能靠著老部下的接濟生活。

對此陳炯明的老朋友白逾桓回憶說，陳炯明不是到了香港才窮，即使是在當廣東省長和粵軍總司令期間，陳炯明也是：

「夏天是一件破舊長衫，冬天只是一件蘭衣長衫，出外衣都無有的……余見陳君自奉極薄，每日只粗食三餐或香蕉數只，卧則行軍床一具，床上臭蟲如黑蟻而陳君不顧也……每日不分晝夜辦公讀書，寢無定時，且為時極短，陳君精力過人，不但能戰勝民賊且戰勝氣候、臭蟲、蚊蟲及一切外來引誘之物，蓋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在香港期間，陳炯明參與了將洪門致公堂改組為中國致公黨，使得其由原先魚龍混雜的會黨，開啟了向現代政黨轉型的第一步，陳炯明也因此被推舉為致公黨第一任總理，後來，致公黨在1949年後，成為中國的參政黨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企圖拉陳炯明一起參與謀劃「大東亞」事業，並給他送來了一張高達8萬元的天價支票，對此，生活困頓到連多一身衣服替換都沒有的陳炯明，卻直接在支票上打了個大大的叉，然後退還給日本人。

陳炯明說：「現在日人不顧一切，以繼續的暴力，強佔我國東北領土希圖并吞，已非國聯所能制止···我全國同胞，其速起，余雖不武，願執鞭焉 。」此後，他積極推動致公党參與抗日，並多次演講主張抗擊日寇、奪回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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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由於生活底層、食物不潔，加上起居沒有規律，陳炯明最終因腸炎入院，當年9月22日，他最終病重去世。

臨死前，家裡人問他對家事有什麼要交代的，陳炯明一臉苦笑說：

「吾家事無可語！」

家裡人又問他對國事有什麼要說的，彌留之際的陳炯明突然興奮起來，伸手想拿紙筆，但手腳僵硬的他已無法控制，只是嘴裡連聲大呼：

「共和」、「共和」。

儘管在當時人眼裡，他只是一個過氣的革命者和沒落軍閥；在後世的教科書版本中，他則是一個背叛國父的革命叛徒，然而在彌留之際，他卻與孫中山，有著異曲同工的遺言和夢想。

陳炯明死後，家裡窮困得無錢舉辦喪事，無奈下，家人只能借用他老母親的壽棺來殮葬陳炯明。1934年4月3日，在故友陳濟棠的資助下，陳炯明最終得以從香港，遷葬到廣東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之所以選擇在4月3日遷葬，是因為這一天是陳炯明主政廣東時，設下的廣東禁賭紀念日，惠州則是陳炯明的「發家之地、立功之地、敗亡之地」，最終，也成了他的歸葬之地。

文革時期，紅衛兵曾經想炸掉陳炯明的墳墓，由於當時民居侵佔建到了陳的墳墓旁邊，周邊居民怕炸彈殃及民宅極力阻止，陳炯明的墳墓才因此得以免禍。

▲遷建後的陳炯明墳墓。

最愛君在惠州工作期間，曾經多次去看過他的墳墓，並曾經寫過一篇呼籲保護陳墓的稿子，每年清明節前後，最愛君注意到，總會有人前往祭奠這位曾經在惠州禁賭禁煙（鴉片）、功澤當地的老「軍閥」。

一個人死後幾十年，卻一直被人懷念，與教科書上的定性和罵名相比，這也值得時人更多的反思。

對此，早在1933年陳炯明去世時，香港《工商日報》就刊登過這樣一個訃告：

「國民黨死了一個敵人，中國死了一個好人。」

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世事有滄桑，斯人無絕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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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賓善：《孫中山與陳炯明的分合恩怨》，《文史春秋》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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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柱：《陳炯明與近代廣東女權運動》，《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陳欽：《北洋大時代：大師們的理想國》，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

滕征輝：《民國大人物》，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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