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稼雨：半個世紀的攝影因緣
今天的中國，可謂全民攝影的時代。往大眾處說，任何一位手裡持手機者，都具備攝影的條件。往小眾說，無論是國內國外的名勝景點，還是各種老年大學的必修課程，都少不了一大幫長槍短炮的攝影大軍。博客、微博、微信的廣泛使用，更是極大促生激發了全民的攝影激情和興趣。如果要統計一下如今每年中國各種渠道產生的照片數量，大概是一個誰也無法完成的超難度研究工作。
說到攝影，我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老司機」了。這個「老」，不敢說是成就和價值上，一方面是指時間的資歷，另一方面是對於攝影基本原理的掌握。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學攝影，已經有將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從中學時代起，我就完全掌握了那個時代的全部暗房技術。
在數碼攝影技術發明之前，傳統的攝影是膠片攝影（以黑白攝影為主）。幾個基本環節是：1，買來膠捲安裝到相機；2，拍照；3，暗房沖洗膠捲；4，用沖洗出來的膠捲底片印相或放大照片；5，將放大出來的照片乾燥上光並剪裁。
在今天看來，一個相當巨大的反差是：文革時期是文化荒漠時代。對於當時大多數民眾來說，別說親自掌握攝影技術，就連有一位會攝影的朋友給自己拍幾張黑白照片，那也是非常難得的幸運（大家回家看看大多數生活在文革時代的普通百姓手裡有多少張那個時代的個人照片就清楚了）。我一個普通中學生，怎麼能有如此幸運的機會能夠掌握全套攝影和暗房技術呢？
這還是需要感謝我中學時代（1968-1971）的學畫生涯。
因為文革時期美術界基本廢止了石膏和模特寫生，所以給當時美術創作的專業人員提出一個如何獲取現實生活人物形象的問題。當時一部分美術工作者開始嘗試用相機拍照人物的方法來替代人物寫生的渠道。這固然不是非常合乎美術創作原理和規律的方式，但卻是一個見效比較快的急就章。同時，由於攝影拍照反映現實生活比較迅速，所以當時很多宣傳渠道也經常採用攝影這種方式。
我在大連十五中的美術老師徐世政先生當時是個比較跟潮的人。他從1969年開始，把攝影作為一項重要新事物來學習。一方面為美術創作提供人物和風景形象素材，另一方面也為學校的日常宣傳掌握新的媒介方式。
（攝於2018年春節）
今天的人們都清楚，學攝影是個「燒錢敗家」的行當，既要有硬體設備，又要有軟體指導。而在那個時代，具備學攝影的這些條件就更加難得了。可能一切都是天意。當時我們所在的大連十五中卻意外具備了條件。在硬體方面，學校有一台前蘇聯基輔135相機，可以名正言順歸負責美術宣傳的徐老師使用；在軟體方面，當時學校工宣隊有一位蔡師傅，是位攝影發燒友。他十分主動地承擔了徐老師業餘攝影教師的工作。結果，不到半年，徐老師就基本上掌握了攝影主要技術環節。他在掌握這些技術的同時，幾乎是現學現賣，毫無保留地把全部攝影技術傳授給了我。因為一方面，學校這方面宣傳需要一個得力助手，另一方面，徐老師對我真的是青睞有加。
有那麼一段時間，徐老師一旦有了攝影成品，有時是學校活動報道，比如運動會，或其他大型集會；有時是為繪畫創作拍攝模特照片，我們就一起鑽進用學校樓梯下改造的簡易暗室。在微弱的綠燈下沖洗膠捲，在暗紅燈下放大照片。一邊在沖洗放大，一邊還聊著家常。記得當年徐老師創作過一幅作品叫《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畫面上是一位中學女教師握著一位即將上山下鄉畢業生的手，眺望遠方，為他送行。女教師的攝影模特就是一位化學女教師張秋君，男學生的模特好像就是美術小組我一位師弟蘇蘭波。
又經過大約半年的實踐學習，我也基本上掌握了攝影暗房技術，能夠獨立進行從拍攝到沖洗放大各個環節的工作了。所以也就自然成為所在中學攝影宣傳工作的重要幫手了。大約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直到1971年底我中學畢業，學校各種宣傳活動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出自徐老師和我兩人之手。有時候，一些重要環節由徐老師把關，比如沖洗膠捲和放大照片。而顯影、定影、上光、剪裁等環節基本都是我來負責了。
由於已經獨立掌握了這門技術，我逐漸開始在所在班級和周圍發揮這方面的優勢作用。記得在中學畢業前夕，我從徐老師那裡借出相機，和班幹部一起組織全班同學到勞動公園舉行了一次畢業聯誼活動。我負責全部活動的跟蹤拍攝，同學們分離之前的各種友誼友情畫面，都被我拍攝下來，沖洗放大出來，每人手裡都會有那麼幾張與不同同學組合的紀念照片。這些照片成為班級同學多年來十分珍貴的歷史記憶。
記得還有一次重要的攝影工作是獨立為我擔任舞台美術工作的所在中學排演舞劇《紅色娘子軍》劇組拍攝劇照。因劇場燈光亮度不夠，膠片感光不足，拍照不算理想。但作為那個劇組一段重要的歷史鏡頭，還是彌足珍貴的。遺憾的是那些照片後來不知去向，底片也遺失了。
因為有這個一技之長，攝影也成為我和同學們之間友誼聯結的紐帶。記得中學畢業之後，一位參軍的中學同學回大連探親，幾位中學要好同學找到我，要我設法借到相機，跟同學一起去大連老虎灘公園遊玩聯誼。
（1973年攝於故宮御花園）
（1975年攝於北京中國美術館）
還有一次（大約是1975年我在大連38中擔任美術教師時），我去北京參觀全國美展時，在拍攝展品同時，也為同行的同行朋友拍了一些人物紀念照。當時正巧遇到了我在大連師範學校的水彩畫課程老師於朝綱，我為他在中國美術館前拍攝的紀念照他非常滿意，特地要我回到大連後專程陪他去大連勞動公園拍了一次遊覽照。當然，家裡的親人也沒少跟我在這方面沾光。結果我也都沒有讓大家失望。
（1974年與大連38中學部分同事合影，後面二樓左起第三、四扇窗為我當年的辦公室）
（1975年我在大連38中音樂教室學彈鋼琴）
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萬馬齊喑，異常沉悶的社會環境下，我能學會掌握這門攝影技術，並且能為大家做些在當時非常「酷」、非常羅曼蒂克的文藝范兒行為，的確是非常難得，非常珍貴的。
師範畢業後，我到大連38中學擔任美術教師。我掌握的攝影技術也很快在學校宣傳和師生關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來到38中不久，趕上學校每年一度的運動會。我從中學母校徐老師那裡借來相機，為學校運動會做了一次專場跟拍攝影。拍完之後，我又帶著膠捲，來到中學母校，請徐老師給我開方便之門，借用那裡的暗房，沖洗放大了全部照片。然後在學校的宣傳櫥窗中展出了這些照片。此舉轟動了全校。大家都蜂擁來到櫥窗前來欣賞照片，找到自己或自己認識老師同學的照片，然後奔走相告。我也一夜之間成為大家心目中能力非凡的攝影王子。
在此之後，有幾位大連38中學生攝影愛好者主動與我聯繫，我又成了薪火相傳的攝影指導老師了。不僅如此，因為這些同學年齡跟我相彷彿，我們除了交流攝影，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了。前幾年在失散三十多年之後，終於和當年的攝友，後來大連機車廠工程師鄒林松取得聯繫，重新見面，重溫往日友情。
由於我在大連38中攝影宣傳方面的工作，全校師生和領導都看在眼裡，所以也就沒有忘記為我創造屬於自己的攝影工作室的機會。這一天果然來了。
1976年，毛澤東逝世，在全國產生重大社會影響。全國上上下下都在做的一件共同工作就是舉辦各種紀念毛澤東宣傳活動。我所在學校革委會作出決定，由我負責，以學校名義舉辦紀念毛澤東圖片展覽。
為搞好這次展覽，我向學校提出購置全套攝影器材的申請，得到批准。學校專門撥出經費，購置了兩台照相機（長城牌135相機和珠江牌120相機），一台放大機，以及全套沖洗上光設備，並且在學校廣播室打出一個隔斷，做出一間簡易暗房（當時該中學一年的辦學經費大約是2萬元，這套攝影器材用了大約十分之一）。這套設備對於完成展覽會的舉辦，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了這套設備，我的攝影和暗房技術也就有了進一步提升的條件和可能。
1978年我考上大學，應該是我人生一次重大轉折。我由一名中學專職美術教師，變為一名中文系在讀學生。這個轉折意味著我要放棄以前的美術專業，當然也就意味著告別我那來之不易的校產照相機和暗房，專心投入中文學習中了。
然而上大學不久，我的攝影能力被同學們發現，再次在遼寧師範學院發揮了作用。
（1979年攝於遼寧師範學院）
因為對攝影的酷愛，上大學後不久，我在親人幫助下，購置了一台二手135相機（海鷗牌）和簡易放大機。這個情況被我大學同班同學，當時寄宿在我家，跟我同住的班級支部書記馬磊軍同學發現。他比較有管理和商業頭腦，跟我策劃成立一個學生攝影社團，既豐富學生課外生活，又可以在周末為同學做些有償攝影服務（比如校門校牌留影等）。這個計劃還真的實施了一段時間，也有幾位同學參與活動。相機設備主要用我的那台。暗房開始在我家廚房，但因遮光效果不理想，後來活動組的趙桂娟同學提出她家有個存放雜物的地下室可以使用。於是就改在那裡了。但是暗房工作是一件費時間，費精力的事情。自己過一段時間偶爾玩玩還可以，一旦進入制度化規律化操作，很快就感覺到時間上入不敷出。尤其重要的是，我當時明確意識到，這件事情會嚴重影響我已經開始準備的考研工作。所以，在我的極力呼籲下，這個活動社團的有償服務活動停止了。我們只是有的放矢地為同學們做些服務性工作。比較重要的是，大學畢業前夕，為全班同學搞了一次義務攝影專題活動，並且為全班的畢業合影做了義務照片洗印工作。這是大學期間用一技之長為同學們作出的重要貢獻。
1982年，我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攻讀筆記小說方向碩士學位。因為學習緊張，宿舍空間有限，我的相機和攝影器材都沒有隨身攜帶。但緣分所致，相機和攝影又再次找到了我。
我學習所在的南開大學中文系古典小說戲曲研究室在華粹深、朱一玄、寧宗一、魯德才等先生的努力下，成為80年代初南開中文系重點發展學科專業方向。為此，學校和中文系對研究室各方面都給予傾斜。其中包括數額可觀的海外圖書購置，還包括購置了一台日本原產135相機（牌子忘記了）。
這台相機開始在研究室秘書陸廣訓老師那裡保管，後來陸廣訓老師調到系資料室。研究室幾位老師得知我在這方面有些能力，就臨時把相機放在我手裡保存。
（1983年攝於華山千尺幢）
（1983年攝於西湖保俶塔）
（1983年攝於黃山）
在保管這台相機期間，我用這台相機完成了幾件比較重要的工作任務。最開始是1983年，我和同門同窗陶慕寧兄一起外出進行學術文化考察，從天津出發，西至西安華山，沿津浦線過洛陽、開封、南京、無錫、蘇州，從蘇州走運河水路抵達杭州，從杭州進入上海，從上海北上至曲阜、上泰山，歷經一個多月，回到天津。一路上，用這台相機拍攝了大量文化採風照片和個人紀念照。
嗣後，1984年，由南開大學小說戲曲研究室主辦，我導師劉葉秋先生主持召開了首屆全國古小說會議。寧宗一、魯德才兩位先生交給我的任務就是除了其他會務之外，用研究室相機拍好會議照片，留作歷史檔案。我圓滿完成了這項工作。同時，這次會議也讓我結識了很多古小說研究界的名家，如前南京師範大學段熙仲先生、上海文化奇人周楞伽先生等。
另外一件重要事情是1991年，南開大學中文系舉辦了紀念華粹深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談會。我負責大會會場布置和攝影工作。這次會議除了華先生遺孀黃湘畹師母，南開師生和華先生生前友好外，比較重量級的參會者是南開中文系友黃克先生專程邀請並陪同華先生生前摯友啟功先生。我負責拍攝的照片會後也都連同底片上交了。
這台相機還跟我一起發生過有意思的歷險趣聞。1983年，我還在讀碩士期間，遠在大連的妻子來天津探親，我們一起和即將畢業前往四川成都的南開中文79級師弟師妹李中茂和侯永毅（准伉儷）去水上公園遊玩。我在用這台相機為大家拍照時，為獲取更好的取景鏡頭，我身體就不斷往後退，結果竟然不慎落入水中。這次落水最奇特的場面是，我全身（包括整個頭部）都落入水中，唯獨那隻持相機的胳膊和相機高舉在水面外。結果，我全身濕透，相機滴水未沾，照常使用。
從90年代開始，國際上攝影硬體技術開始發生重大進步革新。第一個重大變化是傻瓜相機的出現，極大地降低了攝影的專業門檻。同時，由於彩擴的專業化，流水化，個人黑白照逐漸開始退出歷史舞台。這應該算是中國攝影大軍的第一次大擴編。這個變革對我攝影生涯的影響就是，封存了摯愛多年的機械相機和放大機，跟攝影大軍一起開始使用傻瓜相機了。
但是，平心而論，我在使用傻瓜相機的同時，內心對它還是相當抵觸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我之前攝影一大樂趣是暗房沖洗放大。親手把自己取景拍攝的膠片在暗房進行沖洗後，再用放大機進行放大剪裁。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件如同懷胎生產一樣的艱難而富有極強的期待感，那種感覺是傻瓜相機拍照後把膠捲交給彩擴沖洗部後拿到現成照片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專業攝影的重要技術要素是關於曝光量的掌握，是光圈設定和快門速度的合理比率。不同的拍攝對象，要採用不同的光圈設定和快門速度。這是一件極富技術含量和成就期待的工作。以上這兩點也是攝影樂趣的重要原因所在。但傻瓜相機抹平了這一切，把攝影變成了一件極為機械的操作。這讓我對攝影的興趣大減。在幾年時間內，我除了必要的紀念性留影。基本就與攝影斷絕關係了。
大約20世紀末開始，國際攝影硬體技術發生第二個重大變化就是數碼攝影取代膠片攝影。這個變革極大降低了攝影成本，也極大提高了攝影成像效果。但早期的數碼相機基本還是傻瓜化，同時操作上也與傳統機械相機有較大變化，這個時候儘管我也購置了一台傻瓜數碼相機（俗稱卡片機），但仍然沒有重新激起我的攝影熱情。
不過，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攝影基因被兒子吸收繼承，並導致他因此自己主動選擇攝影為終生職業。當時那台傻瓜數碼相機被還在上中學的兒子喜歡上，成為他的專屬品了。他不但迷上了數碼攝影，而且還用那台數碼相機深入鑽研，如痴如醉。尤其是他上大學之後，繼續迷戀攝影，一度成為南開大學學生攝影協會主席，舉辦過個人攝影展。大學畢業後至今成為一名職業攝影工作者。
我本人在傻瓜相機的使用中也慢慢開始發現和形成興趣。大約從21世紀開始，我使用傻瓜數碼相機逐漸開始由簡單的人物紀念照轉入風景藝術照。但與此同時，我也就自然開始發現傻瓜數碼相機的各種局限。2005年，我和南京師大鐘振振先生和蘇州大學楊海明先生同時應邀到曲阜師大講學。當時鐘振振先生已經是數碼單反和長槍大炮的全套裝備了。我們一起參觀尼山和孔廟孟府。結果發現，我用卡片機拍的照片要遠遜於他的單反拍攝傑作。這件事對我有比較大的刺激。回來又加上作為職業攝影工作者兒子的慫恿推介，我終於從2008年開始，從傻瓜數碼升級為單反數碼。這一下就一發不可收，從佳能400D，升級為60D，直至目前的全畫幅6D。鏡頭也從普通標準鏡頭，逐漸增添長槍大炮。
單反數碼的使用，使我能在充分保持和利用自己既有繪畫構圖基礎、攝影曝光原理能力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高科技數碼相機的科技含量作用，完成比先前膠片攝影高出很多的藝術表現效果。
（2008年攝於華盛頓紀念碑）
（2008年攝於尼亞加拉大瀑布）
（2008年攝於巴哈馬拿騷海濱）
（2011年攝於九寨溝）
（2012年攝於新疆喀納斯）
（2016年攝於西藏納木錯）
從使用單反數碼開始，我基本上停止了自己本人的風景紀念照拍照，基本上把精力投入到風景和名勝的拍攝中。這也極大刺激了我的旅遊熱情和攝影慾望。十多年來，我先後兩次去美國，幾乎走遍了美國東部西部中部，周邊國家的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的名勝古迹和風景也去了不少。國內則更多了，從新疆的喀納斯、帕米爾雪域高原，到東北內蒙大興安嶺、呼倫貝爾草原；東海普陀，到西藏納木錯湖。留下數以萬計的數碼照片。這些照片配上相關文字介紹和文化知識，成為我的個人網站、博客、微信公眾號文章的重要資源。旅遊、數碼攝影、博客、微信公眾號，這幾者的融合，已經成為我個人業餘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了。
坦白說，半個世紀前我學攝影是因為工作和學習的原因。但從我染指單反數碼攝影開始，我的攝影活動基本屬於自娛自樂型。只想把自己的鏡頭和對相關景物的背景了解做一個總結，留下一點記憶，或者拍一點自己喜歡，而能多少有些藝術風格的作品。很多老朋友看了我的遊記中的照片和文章，紛紛建議結集出版。我一來太忙抽不出時間系統整理，二來出版這種畫冊形式的出版物價格不菲，我拍的片子又太多。如果要精選就更費精力了。但由於現代社會網頁、博客等現代媒介方式傳播迅速，我拍的照片在網上也小有一點影響。有些出版物由於特殊原因需要我的照片，主動聯繫我使用了我的攝影作品，使我的攝影作品有了一點社會影響。
（2008年攝於美國坦帕海濱）
第一次是為旅遊畫冊提供照片。前些年中國旅遊出版社出版過一個畫冊叫《跟電影去旅遊》，內容是選擇一些經典影片的發生地，在介紹該影片情節同時，附上故事發生地及其名勝照片。其中有一部電影叫《剪刀手愛德華》，故事發生在美國福羅里達州的坦帕市。這個地方即便在美國也是比較偏遠的。出版社為節省成本，不想派人到該地實地拍攝，於是就在網上搜索關於坦帕的照片。結果除了我在坦帕幾篇遊記中使用的幾張我本人拍攝的坦帕風景照之外，當時網路上就很難找到像樣能用的坦帕風景照了。於是編輯部跟我聯繫後，使用了我遊記中的幾張坦帕風景照。
（2009年攝於揚州史可法紀念館）
還有一次是某出版社要出版一部《中國雕塑》（畫冊），其中一件重要雕塑作品是坐落在揚州史可法紀念館的史可法塑像。這個地點倒是不遠，出版社也派專人拍了該雕塑照片，但雕塑作者本人和出版社均不滿意，於是又在網上搜索，找到了我的遊記中那組2007年我參觀史可法紀念館拍攝的史可法雕塑照片。後來這部《中國雕塑》中使用的史可法雕塑照片，就採用了我拍攝的那幅。
（2010年攝於天津楊柳青年畫紀念館）
另外一次是某出版社要出一篇關於楊柳青年畫的文章，裡面需要關於楊柳青年畫製作過程的照片。正巧我曾帶門下學生到楊柳青踏青野炊，順便到楊柳青年畫坊採風，拍下若干年畫製作過程照片。這組照片也被他們拿去使用了。
我本人半個世紀的攝影歷史，基本上也算是半個時間以來中國攝影在硬體方面發生變化進展的一個縮影印證。
這半個世紀的攝影和繪畫感受是：儘管科學技術已經獲得了極大發展，攝影硬體設備已經到了非常智能化的程度。但是，越是如此，越不能忽視人的主觀和個性要素，以及最基本的攝影技術原理。在我看來，不懂得攝影的曝光原理，不明白光圈與快門速度之間的比率與攝影效果的關係，就不能叫做會攝影。最多只是端著相機拍照而已。這如同繪畫一樣，沒有受過嚴格的素描基本功訓練，你的繪畫也只能是塗鴉亂抹。我也很難相信，一個不懂得dos原理的人，會成為計算機和IT高手。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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