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展覽,你就明白為何它是攝影界的「威尼斯雙年展」
William Wegman,《休閑》(Casual),2002。圖片: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Sperone Westwater Gallery
很少有地方像法國南部小鎮阿爾勒這樣別有自己的韻味,但隨著第49屆阿爾勒攝影節(Les Rencontres d』Arles)的開幕這裡很快就變得熱鬧非凡。即便是小鎮上沿著鵝卵石街一字排開的黃色小屋牆上——梵高1888年的繪畫《夜晚的露天咖啡座》將這一場景永久地保存了下來——也被攝影作品裝點著,成為了攝影節的一部分。甚至有人把這一攝影節認為是攝影圈的威尼斯雙年展。
本次攝影節從7月2日一直舉辦至9月23日,在此期間展覽、活動、攝影展示等各個項目在阿爾勒的歷史建築中不斷上演。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大量與攝影這一媒介有關的實踐以新聞攝影、藝術攝影等各種形式與小鎮里的40餘座建築互相融合呼應,其中包括古代羅馬遺迹(阿爾勒曾作為君士坦丁帝國的首都)、中世紀修道院和教堂、19世紀的私人作坊以及現代社會的Monoprix超市等。
阿爾勒這幾天的氛圍十分活躍,參觀者們曬著日光喝著葡萄酒對這次攝影節的作品交流著各自的看法,比如Adel Abdessemed根據著名的越戰中被汽油彈燒傷的越南小女孩照片所製作的大型象牙色雕塑,以及William Wegman將自己喜愛的威瑪獵犬進行擬人化肖像拍攝的有趣作品。
7月5日晚,攝影節總監Sam Stourdzé在一個羅馬時期的露天劇場遺址帶領大家為資深攝影師威廉姆·克萊因(William Klein)唱起了生日歌。背景播放著向這位90歲生日法國攝影師致敬的影片,他1974年有關穆罕穆德·阿里的影片詳細捕捉到了這位世界拳王人生中的許多重要時刻。
另外,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環保攝影獎Prix Pictet也迎來了自己的十周年生日。因此,過往所有的獲獎作品都出現在了Crosière舉行的大型回顧展中。該獎項之前的主題分別與「水」和「土地」相關,但在2019年他們的方向將稍微有些不同,以「希望(Hope)」為主題。
縱觀本次攝影節,展出的作品也似乎和這一主題有所呼應。儘管過去幾年的攝影節和攝影獎中,精彩的作品乏善可陳,但這次阿爾勒的各個展覽似乎讓人看到了更為樂觀的景象。因此,我們也從本屆阿爾勒攝影節中選取了5位最值得關注的攝影師。
Patrick Willocq
展覽:Hope: A Collaborative Perspective
@ Manuel Rivera-Ortiz基金會
Patrick Willocq,《民族間的橋樑》(The Bridge Between Peoples)。圖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Saint Martory是位於法國西南部的一個小鎮,常住居民只有1000人左右,而其中50%左右的人口都是近年來移民至此尋求避難的人。Willocq此次在Manuel Rivera-Ortiz基金會的項目中,前往Saint Martory考察了五個月,了解這些來自查德、孟加拉和烏克蘭等地的移民,同時也了解了小鎮上對難民既有接納也有敵對態度的當地居民。
根據這些考察,Willocq花費了很多心思創作了一幅精心搭建出的畫面——看上去幾乎像是用PS處理的,但其實並不是——其中的人物則由當地人出演。這些照片展現了人和地理空間之間如何相互適應、相互改變,並提醒我們許多Saint Martory原住居民曾經也是從西班牙來到法國的移民。其中一組照片展示了一群移民空降至這個小鎮擾亂了傳統法國午餐的進行。旁邊的一幅照片場景則是描繪了在這一事件一年後,新的已經融入了這一氛圍,和當地居民共進午餐。
Robert Frank
展覽:Sidelines
@ Espace Van Gogh
Robert Frank, 《底特律巴士站》(Bus-Stop, Detroit),1955。圖片: Collection Fotostiftung Schweiz, Winterthur. Gift of the artist
阿爾勒小鎮上,有一處19世紀的前精神病院,據稱這裡是梵高割下自己耳朵後所住的地方。一樓沒有窗戶的房間內舉行的瑞士攝影師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 的展覽。
弗蘭克在1958年出版的攝影書《美國人》(The Americans)中的85件作品早已被人所熟知。但在這個展廳內,出現的是攝影師在美國公路旅行時(由古根海姆基金支持)拍下的並不著名的照片,共同展示的還有他前往南美和歐洲所拍攝的作品。
這些照片很多從未公開過,從中可以感受到19世紀50年代的前五年中,瘋狂生長的消費主義和社會不平等氛圍中所滋長的一種乏味和不安之情。這些扣人心弦的攝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觀察到在這之後發生的民權運動大潮此時已經出現暗涌。
Jonas Bendiksen
展覽:The Last Testament
@ Church of Saint Anne
Jonas Bendiksen,摩西·賀郎威(Moses Hlongwan,編者註:南非男子,在接受eNCA採訪時聲稱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化身),也被稱為「耶穌」,在他與他的一個門徒Angel的婚禮期間做了一次佈道。 在摩西的神學中,他的結婚日是結束日的開始。 南非,2016年。圖片:由Jonas Bendiksen / Magnum提供。
小鎮大教堂的對面有一座17世紀的教堂,本屆攝影節上馬格南攝影師Jonas Bendiksen進行了一場由攝影、拾得物和一本講述全世界七個認為自己是耶穌轉世的人的書,就如同《新約》倒數第二段所說的,「我一定很快會回來。」
Bendiksen走訪了這7個分別在英國、巴西、俄羅斯、南非、尚比亞、日本和菲律賓的人以及他們的追隨者,記錄下他們的日常儀式和信仰。他鏡頭下主人公的情況也各不相同,既有像David Shayler(另一個化身為Dolores)這樣只有幾個追隨者的不入流異教領袖,也有像Apollo Quiboloy這樣擁有600萬信徒並在菲律賓有一座大教堂的強大領袖。這些追隨者都由同樣一種信念連結:希望獲得救贖。
Gilbert與George
展覽:The Great Exhibition (1971-2016)
@ Luma
Gilbert & George,《BENT SHIT CUNT 》(1977)。圖片:Courtesy of Gilbert & George
去看過了Maja Hoffman正在進行中的Luma基金會項目才能算得上不枉此次的阿爾勒之行,基金會這棟由弗蘭克·蓋里設計的200英尺高的建築在阿爾勒的天際線上一眼就能尋得。這棟建築旁邊是佔地10英畝的展覽空間Parc des Ateliers,預計將於2020年完工。
儘管場地的建設在進行中,藝術家雙人組Gilbert and George還是在Luma的Mécanique Générale 和 Grande Halle空間內進行了一場大型的回顧展。這對風格獨特的藝術組合已經一起合作了50年,他們曾談到自己的一些早期作品(使用了一些髒字和描繪「性」的圖案)遭受了來自同性戀和異性戀兩個團體的攻擊。比如,有些同性戀團體的成員認為他們1977年的作品《Queer》冒犯了他們,但其實這件作品還有一種有關「希望/樂觀」的不同解讀:通過作品,藝術家試圖把這個詞從原先貶低的意味中進行重新解讀。就在幾年後,藝術家表示那些曾被這個詞「冒犯」到的同一批人穿著寫有大大的「Queer as fuck」的T恤走來走去。
Marcelo Brodsky
展覽:1968, The Fire of Ideas
@ Crosière
Marcelo Brodsky, 《巴黎,1968》(Paris, 1968)。圖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Henrique Faria Fine Art, New York & Rolf Art Gallery, Buenos Aires
1968年燃燒遍整個法國的革命精神在今年迎來50周年之時依舊沒有消失,這一歷史上著名的起義開始於巴黎學生的抗議示威隨後很快成為了遍布全城的罷工。當時的社會正年輕:出生於戰後嬰兒潮的人們正好跨入了他們的青春期,對於由那些年長者制定的社會規範和價值觀產生了嚴重不滿的情緒。同時,美國正深陷越戰戰場,中國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而蘇聯則正在入侵布拉格。年輕人們意識到自己必須要做出些什麼。
在這場名為「1968,What a story!」的展覽中,由阿根廷藝術家、社會活動人士Marcelo Brodsky帶來的歷史檔案照和文本作品和一些表現了匆忙設立起來的路障的歷史照片、雜誌封面以及一段錄音文本一同進行了展示。其中,錄音文本記錄的是那一時期人手嚴重不夠逐漸陷入絕望的警察間的交流。
這些走上街頭的法國人照片和Brodsky的抒情詩般的配文提醒著觀眾們,當年輕人們為了推動社會變革而聚集在一起時所能迸發出的能量。這場展覽也無疑讓我們想到了今天的社會,Black Lives Matter等大型運動相繼出現,全球女性運動的發生也宣告了社會中未曾被觸及到的問題現在已經到了被解決的時候。
文:Naomi Rea
譯: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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