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為什麼沒把攫取歐陸霸主地位作為德國的行動目標？

文 ｜ 劉怡

如果說法國問題構成了17—18世紀歐洲國際關係史的主旋律，那麼1871年南北德統一就開啟了新的魔盒——德意志問題。此前數百年一直是大國競技場的中歐突然結合為一個整體，人口總量、經濟潛力和陸上軍力高達周邊中等強國的兩倍以上，不獨令1763年以來運作如常的英法普奧俄五強協調機制就此傾頹，對俄奧、法俄雙邊關係的影響亦極深遠。然而德國身處英俄兩個側翼大國之間，又與念念不忘復仇的法國毗鄰，安全環境極為險惡。

正是因為德國的權勢基值是如此驚人，地理位置又極敏感，俾斯麥從一開始就不把攫取歐陸霸主地位作為行動目標。他擔憂的是本國「被包圍」，為此必須爭取英奧俄三強中至少兩國的友誼。鑒於迪斯累里首相治下的英國堅守「光榮孤立」，柏林別無他法，只有串聯矛盾正在上升的俄奧，這便是1873年與1881年兩次「三皇同盟」以及1887年德俄「再保險」條約的初衷。俾斯麥以「誠實的經紀人」自居，對亦敵亦友的奧匈施展恩威兩手，使其既與德國團結、又不敢越界行事；約束奧匈在巴爾幹的野心後，柏林乃邀功於聖彼得堡，使後者感佩其誠意、遠離法國，同時德國暗中支持俄國在東方問題上與倫敦對立，如此這兩個側翼大國將永無希望攜手包圍中歐。

至於英法兩國，俾斯麥也有其手腕：他向倫敦表態無意插手海外事務，在埃及和土耳其問題上亦守善意中立，贏得迪斯累里的好感；甚至對宿敵法國，也以溫言安撫，暗示其向海外發展，從而與英國產生摩擦。要訣在於，德國努力尋找與其餘四強的利益交集，據此締結雙邊盟約，卻樂見各國相互猜忌；如此柏林便可以仲裁人身份出現，並被普遍視作可靠的夥伴甚至「正能量」的化身。

油畫，該圖描繪的是1888 年俾斯麥在德國國會大廈做關於軍事預算的演說

但俾斯麥體系屬於高水平的動態平衡，理解與操作都極困難。它承認一種困境：強大帶來不安，德國外部安全的弱化是其統一的副產品；在狹窄而危險的歐洲大陸，德國這類大角色永無希望獲得徹底的、永久的安全，而必須根據形勢的變化隨時調整結盟關係，並且高度自制。這種時刻與不安為伴、需要以極繁複的外交技巧加以維持的狀態，實際上只有俾斯麥本人能夠勝任，但他背靠的經濟和社會基礎——「黑麥與鋼鐵聯盟」（農業集團與傳統重工業者的聯合）卻是一股正在衰落的勢力。1881年，三個代表新興工商業階層的政黨德意志進步黨、自由聯盟和社會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合計斬獲118席，較三年前增加了160%。他們熱切地盼望「陽光下的土地」，要求建立一個以工業品出口為支柱、擁有廣大海外原料產地和市場的殖民帝國，以爭奪超越歐洲的「世界強國」地位。

為了安撫這股力量，俾斯麥不得不主動出擊，投入爭奪殖民地的競賽。1884年，德國宣布將多哥蘭、喀麥隆和西南非洲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第二年11月，「德國殖民協會」創始人卡爾·彼得斯登陸非洲東海岸，將總面積達14萬平方公里的坦噶尼喀殖民地收入本國政府囊中。太平洋方面，德國在1884年-1888年先後獲得了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索羅門群島、布干維爾島和諾魯，加上在非洲的收穫，總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勉強滿足了新貴們的胃口。

但另一個人的胃口卻是老頭子無論如何都滿足不了的，那就是1888年即位的新君主威廉二世。俾斯麥曾把控制威廉一世視為自己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他萬萬沒想到，在老皇帝龍馭賓天之前，溫和開明的皇儲腓特烈·威廉竟也身患晚期喉癌，即將不久於人世。短短99天之內，兩位君主相繼去世，把衝動、自負、權力欲旺盛的威廉二世提前推上了前台。新皇帝表面上盛讚俾斯麥「是德國4600萬顆忠誠的心所嚮往的旗手」，背地裡卻告訴親信：「我給那老東西六個月的喘息時間，然後就讓他滾蛋。」他撤銷了俾斯麥頒布的「阿尼姆禁令」，允許各部國務秘書、駐外使節乃至高級將領直接與皇帝接觸，這就使原本密不透風的決策程序變得支離破碎。威廉二世想法多變而執行力過「強」，每當生出新的念頭或靈感，往往迫不及待就要將之付諸實施。為了繞過按部就班的程序，他頻頻在第一時間借重密友、私人顧問和普魯士貴族來制定甚至推行政策，這就使各部門界限性地陷於「決策失能」狀態。

1890 年7 月，退休後的俾斯麥在弗里德里希斯魯厄的莊園騎馬

俾斯麥決意做出抵抗。1890年，他搬出了已故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國王在1852年簽署的一項法令，要求普魯士各部國務秘書在向國王彙報事務前必須先與宰相商議。盛怒之下的威廉要求俾斯麥要麼撤銷這一法令，要麼辭職。老頭子企圖以退為進，在1890年3月18日遞上了辭職信——按照威廉一世時代的經驗，皇帝會在幾個星期甚至幾天之內就把他召回，重新委以重任。然而這一回他想錯了，威廉二世不僅沒有挽留他，而且永遠也不曾把他召回柏林。

「鐵血宰相」的勢力範圍只剩下了遠在勞恩堡的私人莊園，1894年11月妻子去世之後，這個世界上需要他操心的事就更少了。1897年12月，威廉二世最後一次造訪這裡，老頭子坐在輪椅上警告他：「在腓特烈大帝死後20年，耶拿的慘敗降臨；如果時局依舊像現在這樣，那麼在我死後20年，衝突一定會到來。」他的身體已經變得極其衰弱，但依然支撐著又活了8個月。1898年7月30日深夜，他在女兒的陪伴下去世；死前5個小時，他在迴光返照中留下了關於國是的最後教誨：「基於大眾群體來制定政策是不可能的！只有國家理由！」

這個在活著時被諷刺、被憎恨、被刺殺的人，在死後獲得了最不可思議的愛戴。威廉二世為了美化自己的公眾形象，對已逝之人不吝褒揚之辭；皇帝的敵人則把死人當成是影射時局的武器，出版了五花八門的紀念著作。大大小小的俾斯麥銅像開始在德國的各個角落豎立起來，眼睛有的盯著東方，有的盯著西方，彷彿在期待自己的預言是否會成真。1914年8月，炮聲終於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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