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遠去再無大師，大師之死悲涼雄壯

東方文化歷史（lishi6677）：國學·文化·歷史

岳南曾在他的著作《陳寅恪與傅斯年》的封面上用了這樣一句副標題：民國之後，再無大師。

在喧囂而浮躁的年代裡，讓我們一起感念大師們的學術人格、體驗他們的淚笑人生。

在敬仰感念的同時，也為這種人格風範的絕響而悲鳴！

王國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1927年6月2日早8時，王國維準時來到清華國學院上班，一切如常，還與同事商量了下學期的招生事宜。處理完這些日常公務，王國維向研究院辦公處的工作人員侯厚培借兩塊銀元，因侯身邊沒有零錢就借給他五元錢的一張紙幣。隨後，王國維走出校門，叫了一輛由清華大學編號為35的人力車，徑直往頤和園而去。

10時左右，王國維到頤和園下車後讓車夫在外等候，自己購票入內且直奔佛香閣排雲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過長廊，王國維在石舫前兀自獨坐沉思，約半個小時後進入了魚藻軒。這時，他點上一支紙煙，慢慢地抽完後掐滅了煙頭，便從魚藻軒的石階上猛然縱身躍入湖內。

在檢查遺體之時，在其內衣袋中搜得遺囑一份，外書「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王國維三公子）收啟」：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移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昊二先生處理。窮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於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遣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

王國維死後，陳寅恪在為其撰寫的碑銘中提到：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是一個大師對另一個大師的理解，一種包含著深刻洞見的理解。

魯迅：七條遺言

1936年10月15日，魯迅先生在致台靜農信中說：「我鑒於世故，本擬少管閑事，專事翻譯，藉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繼嬰大病，槁卧數月，而以前以畏禍隱去之小丑，竟乘風潮，相率出現，乘我危難，大肆攻擊，於是倚枕，稍稍報以數鞭，此輩雖猥劣，然實於人心有害，兄殆未見上海文風，近數年來，竟不復有人氣也。」又在致曹自信中說：「嘩啦嘩啦大寫口號理論的作家，我卻覺得他大抵是呆鳥。」

17日午後復曹靖華信，表示要養好病繼續戰鬥，並說：「此地文壇，依然烏煙瘴氣，想乘這次風潮，成名立業者多，故清滌甚難……」

18日二時，即睡不好覺，氣喘更加厲害。六時半左右，氣喘又發，後來繼以咳嗆，咳嗽困難，氣喘更加厲害。六時半左右，支撐起來執筆，繼續寫成一信，通知內山完造：「出乎意料之外，從半夜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因此，已不能踐十點鐘的約，很對不起。」並托內山請醫生。此信為魯迅絕筆。

19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魯迅先生逝世於上海北四川路大陸新村9號寓所。死前在《死》這篇文章里，魯迅先生寫出了「寫給親屬」的七條遺言：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與他接近。

沈鈞儒在出殯儀式演講時說，「像魯迅先生那樣的人，應該有一個國葬，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都應該這樣……，而今天在這許多人裡面，就沒有一個代表政府的人。中國的政府到哪裡去了？」

徐懋庸挽魯迅曰：敵乎，友乎，惟余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章乃器挽魯迅：一生不曾屈服，臨死還要鬥爭。

胡適：我挨了四十年的罵

1962年2月24日下午，胡適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大會，在酒會上他說：「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講這話時，胡適非常激動。又說了幾句，聲音很大，突然把話煞住說，「好了，好了，我今天就說到這裡，大家再喝點酒，再吃點點心吧，謝謝大家。」這時正是下午6點30分，人們開始散去。胡適站起來送客，一轉身，忽然面色蒼白，身子一晃，倒了下去……

胡適有兩子，長子胡祖望，得名於胡母馮順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適親賜，寓意「思念杜威」，即表達了他對老師的敬重之情，更含著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

1949年後，胡適去了美國，祖望留在美國，而思杜卻留在了大陸，並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但他怎麼也想不到，他的兒子竟會朝他飛來投槍，稱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進步性的……

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後自殺身亡。胡適一直不知道他的幼子已先他而去，在自己的遺囑里，他還將財產留給了兒子一份。

胡適的學生唐德剛說：「（胡適是）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杆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

梁漱溟： 人的壽命是有限度的

1988年4月，梁漱溟先生患上尿毒症，需要做一次動靜脈吻合術以便在體外裝置一個微型人工腎臟。

梁漱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全國被點名批評，作為右派靶子承受著猛烈的政治火力，可他卻挺了過來，而且向來把死看得又輕又淡。5月11日晚，梁先生有話要說，家人以為他要交待後事，沒想到他說的是：「人的壽命是有限度的，我的命已經完了，壽數就是這樣子。有時候吃點葯，吃些可口的東西就夠了，不必要勉強去延長生命，生活就是如此。」

他說這話時顯得異常平靜，沒有絲毫的激動和傷感。家人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說，他只答了兩個字：火化。家人想用梁先生一生有限的稿酬建一個獎學金，以獎勵學子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他們把這個想法告訴梁先生，先生只說道：小事。

據梁漱溟先生的小兒子梁培寬記敘，梁先生的臨終遺言為「注意中國傳統文化，順應時代發展潮流」。

吳宓：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

吳宓1916年畢業於清華學校，次年赴美留學，1921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回國後先後任東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等校教授。解放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屢受衝擊，特別是文革期間，更是遭到了非人待遇。

在勞改地，吳宓因遭受非人批鬥而摔斷了腿，每天要靠爬行，才能出門要幾口水喝，沒有飯吃，再加上盛夏的炎熱，使他幾近昏厥。他掙扎著，拼足最後一絲力氣，對著窗外，發出了他那著名的「呼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

1973年80歲生日時，吳宓作詩，簡要回顧了自己的一生：「人生如奔車，郵亭過重闈。二十讀書樂，三十聞道肥。四十緣情誤，五十知命微。六十經世變，百事與心違。七十猶苟活，安順待全歸。八十耄即亂，整躬事咸宜。」

1974年春，吳宓的胞妹吳須曼由陝西老家來重慶探望。眼見的一切令她唏噓不已，「他連最低的生活水平都達不到，衣服只有兩三套，被褥單薄，布證、棉花票一樣也沒有，唯一的財產就是布滿書架和箱桌的中外書籍。一件藍布面的棉襖，上面縫補有三十六處，可見年月之久，令人傷情……」

1976年冬，生活在極度困厄中的吳宓生活全然不能自理，胞妹再次來到重慶，為吳宓辦理了一切手續，帶上了幾件舊衣服，幾包日記和文稿，以及壓在枕下的七分錢，將吳宓接回故鄉涇陽，在胞妹的照顧下，吳宓度過了最後兩年人生歲月。

二十年的改造生涯，雖最終未能收服吳宓的心，卻給了製造了巨大的陰影，彌留之際，他猶自疾呼：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

馮友蘭：等書寫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馮友蘭晚年，一直與女兒宗璞生活在一起。馮友蘭曾說自己早年賴慈母，中年仗賢妻，晚年靠孝女。

宗璞在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中寫到：「父親最後的日子，是艱辛的，也是輝煌的。他逃脫了政治漩渦的泥沼，可以相當自由地思考了。1980年，他開始從頭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大書。當時他已是85歲高齡，除短暫的社會活動，他每天上午都在書房度過。他的視力也可憐，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哲學思想的發展在他頭腦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輩子思索的結果。他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要人照顧」，甚至咀嚼困難，進食需要人喂。不能行走也罷，不能進食也罷，都阻攔不了他的哲學思考。一次，因心臟病發作，我們用救護車送他去醫院，他躺在病床上，斷斷續續地說：『現在有病要治，是因為書沒有寫完，等書寫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他最後的遺言是：「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的哲學。」

錢鍾書：不喜人家哭他

1994年，錢鍾書患膀胱癌住院，這次住院治療直到1998年病逝為止，纏綿病榻達四年之久。

他不僅沒有出過醫院大門，也未曾下過病榻。他在病榻上慶祝結婚六十周年紀念，在病榻上獲悉女兒錢瑗先他而去，也在病榻上慶祝他的最後一個生日，88歲華誕。

1998年12月21日，錢鍾書與當年熊十力、陳寅恪一樣，寂寞而通達地撒手塵寰。雖然迭經磨難，留給我們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跡與赤誠的期盼。

錢鍾書拒絕一切來自官方與世俗的祭悼，他不喜世俗繁文縟節、勞師動眾及傳統鋪張隆重的熱鬧場面，因此他很早就立下了遺囑，一切從簡。因為他早已相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楊絳先生遵照錢鍾書遺囑辦事，所以喪事一切從簡。

從八寶山回到家裡，楊絳對親友說：「鍾書，我，還有女兒，我們商量好了，身後都不留骨灰。我按鍾書的意願送走了他，我完成了任務，鍾書不喜歡人家哭他，所以，今天我沒有哭。」

顧准：祝福孩子們

顧准一生命運多舛，勢必禍及妻子兒女。子女出於對父親的不理解，與之疏遠，乃至斷絕關係，不難理解。1966年，顧准被迫與妻子離婚，搬離家庭。次年回去取書與衣物，久喚門不開，後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不久，又被迫簽具了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聲明。從此，顧准蟄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饅頭度日，再也沒有邁進過家門。

顧准臨終前，欲見子女亦不得。陳敏之為疏通其子女對父親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8日，曾給顧准長女、長子寫過一封信。顧准用鉛筆在信中加註：

如果我臨死的話，我還是希望見見你們。一是請你們原諒，（媽媽說我害人，我實在害了你們），二是祝福你們。

顧準的遺囑立於11月15日。當時，陳敏之根據顧准病中口述，整理了一份初稿：

我與學問、政治已無能為力，這是我唯一的遺憾。

我熱愛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間的日子已經有限，我將勇敢地迎接死亡來臨。

對於關心我的朋友與同志，尤其是於里夫、耕漠兩位老友對我真摯的關注，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生前所用全部遺物交給重之（顧准幼子）；在京存款（補發的生活費，現由六弟交給母親保存）交給淑林，併入媽媽的遺存；在上海現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贈與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書籍交給六弟由他全權處理。遺稿（一）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權處理。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

醫院認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遺體願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國科學院大樓前面的小河裡。

祝福我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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