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你好死，我賴活
前一段《紐約時報》上有一篇長達一萬字的文章。在美國的頭號大報上登一篇洋洋洒洒十幾頁的文章，已經夠神奇了。但是更神奇的是，我竟然把它給讀完了。
寫這篇文章的是一個女人，一個殘疾女人，一個殘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人。用她自己的話說：「坐輪椅只是我的問題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點。經過四十多年的肌肉萎縮症，我的肌肉已經完全消失，我的身體就是一張皮掛在一堆骨頭上而已。現在我的脊椎成了一個扭曲的S形，為了支撐我的上身，我把肋骨倚在大腿上，將胳膊肘支撐在我的兩膝之間。」
正當我打算掏出手帕，為一個身殘志堅的故事灑下熱淚時，發現其實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這個叫哈麗雅特.約翰遜的女人，雖然身體狀況比較不幸，竟然是一個非常有戰鬥力的律師。但「身殘志堅」不是她要講的故事，她要講的是她和一個普林斯頓教授之間的一場較量。一個圍繞著殘疾嬰兒是不是「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較量。
這個教授叫彼得.辛格。他被很多人，尤其是殘疾人和基督徒，稱為「邪惡一號」。原因很簡單，他支持下面這個觀點：對於有高度殘疾的嬰兒，在其出生28天之內，在醫生的核實與協同下，父母有決定對其進行安樂死的權利。當然了，如果父母覺得，自己的孩子就是長成一隻恐龍也認了，那他們就養著好了，彼得.辛格也不會拿著刀追殺他們的孩子。他倡導的是父母選擇的權利。
辛格自稱是邊沁的功利主義的接班人。功利主義這個詞聽起來彆扭，在西方哲學裡，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社會越快樂越好。其實用跨世紀的著名偏好功利主義大師——我外婆的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出來：太受罪了。他的意思是，這些殘疾嬰兒長大了，活得很痛苦，給國家、社會，尤其是父母帶來很多麻煩，與其大家彼此麻煩，不如趁早掂量掂量，反正28天前的嬰兒還混混沌沌，生和死對他們來講都沒啥意義。
一個社會越快樂越好。聽上去似乎也沒錯。但是要把它詮釋成人有安樂死甚至有對他人實施安樂死的權利，還是很多人不同意。尤其是在西方社會，受基督教的影響，很多人認為身體髮膚受之於上帝，是「神聖」的。美國有一個殘疾人組織叫「還沒死呢」（NOT DAED YET），其主席就宣布辛格和希特勒其實是異曲同工，都是倡導殺死「品質低劣」的人。辛格到普林斯頓大學就任的時候，殘疾人組織、反安樂死組織、宗教組織等浩浩蕩蕩就去示威遊行了，試圖把他趕出普林斯頓。
這些很不樂意的人中，就有哈麗雅特.約翰遜，這個按辛格的觀點可以不存在的人。多年以來，他們一直孜孜不倦地爭吵。不如我把他們的爭論壓縮成下面一段對話吧。
約翰遜：你為什麼覺得多年他們殺了我也沒什麼？
辛格：因為你活得痛苦，也給別人帶來痛苦。
約翰遜：你怎麼知道我痛苦？你又怎麼知道我爸媽痛苦？我雖然坐著輪椅轉來轉去，但快樂著呢，我爸媽也高興著呢。
辛格：你要是不坐著輪椅轉來轉去，你和你爸媽沒準更快樂呢？
約翰遜：何以見得？
辛格：你沒見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嗎？就算是領養的孩子，也都要健康的。
約翰遜：那人家領養孩子，還都想領養白人孩子，而不是黑人孩子，難道黑人孩子更低劣？你說的那些不過是一種市場的偏好，而市場是充滿偏見和歧視的，不能作為倫理道德的標準。
辛格：給自己和別人造成痛苦，就是不道德的。
約翰遜：子非魚，焉知魚不樂？
辛格：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魚不樂？
約翰遜：子非我，焉知我不知你不知魚不樂？
總的說來，辛格先生和約翰遜小姐的爭論集中在兩個焦點：殘疾和快樂的關係；快樂與價值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我殘疾，我就一定不快樂嗎？第二個問題：我不快樂，我就一定沒有價值嗎？這兩個問題就大了去了。前者是一個統計學的問題，涉及到科學的局限性：我們能在一個充滿感情、宗教、歷史的世界裡測量「快樂」嗎？約翰遜可能會因為更健康而更快樂，但有沒有可能更健康的她反而沒有動力奮鬥，因而沒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更不快樂呢？而後者則涉及哲學的痛處：只有快樂的生命才值得度過嗎？那為什麼蘇格拉底說他「寧願做一個痛苦的哲學家也不做一頭快樂的豬」呢？這灘涉及到科學和哲學最基本困境的渾水，我還是不去攪和吧。
但到現在，我還只說了故事的一面，另一面還沒講呢。如我們前面所說，「還沒死呢」組織極力要搞倒辛格，把他飯碗砸掉。但是要妖魔化辛格，有一定難度，原因在於辛格教授是西方動物權利運動的鼻祖。就是從他1975年出版《動物的解放》開始，動物的權利才從一種「婦人之仁」上升為一個越來越強大的政治運動。
嬰兒都可以殺死，卻喊什麼保護動物。這個彼得.辛格，可能有人要說，真是太偽善了。嗤之以鼻的人當中，約翰遜當然算一個。她的輪椅上，鋪的就是一張羊皮坐墊。
其實仔細想來，辛格也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還是那個「最大快樂，最小痛苦」的出發點，只不過邊沁的功利主義用到動物身上而已。
但人是人，豬是豬，這怎麼能混淆呢？不，辛格可不這麼想。不如我們再來設想一場辯論。
約翰遜：你為什麼連人命都不稀罕，去稀罕阿貓阿狗？
辛格：為什麼不能稀罕阿貓阿狗？
約翰遜：因為它們是動物啊！
辛格：你說這話沒有任何意義，就象是說：我們歧視女人，因為她們是女人啊。等於什麼也沒說不是？
約翰遜：但是它們智力低下啊！
辛格：一個聰明的猴子比一個白痴還聰明呢，難道我們也應當養殖白痴然後把他們全屠殺掉，端上餐桌？
約翰遜：哎？你不是主張對白痴實施安樂死嗎？
辛格：如果是對動物們安樂死，我也沒啥意見。問題是你知道那些動物養殖場的條件有多殘忍嗎？五隻雞養在一頁報紙那麼大的地方，連一個翅膀都抬不起來；還有動物實驗，大公司為了實驗化妝品，把兔子的眼睛弄瞎。
約翰遜：算了吧，我們講人人平等，難道還人狗平等不成？
辛格：人狗為什麼不能平等？人人平等本來描述的就是一種理想，而不是現實，既然是理想，為啥不可以實施於動物？
在辛格和約翰遜論戰之際，我不禁陷入深思。我深思的結果就是：美國人啊美國人。
我的感慨是有一定道理的。我這裡談論的不僅僅是兩個人的私人對話，而是美國的兩個政治運動：嬰兒/胎兒權利的運動和動物權利的運動。注意這兩個運動的性質，與一般的政治運動不一樣的是：它們不是出於一種利益的鬥爭，而是一種倫理的自覺。有人說民主制度就是利益衝突的一個和平的解決方式，但是這兩個運動說明它還有更大的用途，它對於道德的用途。民主制度是為了讓不同的人發出聲音，但是阿貓阿狗、嬰兒胎兒發不出聲音，而這個制度仍然不得不傾聽這些無言者的聲音，可見政治不僅關乎利益，還是有倫理的一席之地。
當然我們可以說，只有美帝國主義才可能用它全世界掠奪來的錢財支撐起這樣的民主。這也有些道理。比如，美國人民普遍發胖，該減肥了，決定吃素了，於是成了動物權利主義者。或者，人口增長率不高，所以他們不鼓勵打胎，也不鼓勵安樂死，讓這些老弱病殘來拉動內需。這些「國情論」的看法也許有些道理。不過辛格教授似乎也不是需要減肥的胖子，約翰遜女士似乎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在這些人的訴求里，還是有些真的叫做「信念」的東西在裡面，這些真的東西給政治以希望，而好的政治也給他們以希望。
讀完那個萬字長文，說實話，我把兩個人的問題都看出來了。約翰遜認為「所謂自由選擇是由偏見引導的」，這倒沒錯，但我以為由此得出「我們不需要自由選擇」，這就過了。而辛格，一邊倡導「人人平等，人畜平等」的思想，一邊以人的腦力水平來判斷人的價值，也算是自相矛盾。
不過還是暗暗地欣賞這兩個人，覺得他們為無言者說話，算是兩個好人。不，我的意思是說，為無言者說話，兩個多麼好的人。
節選自劉瑜著《民主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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