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情報工作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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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常設性的情報機構、情報搜集手段單一、對外情報與安全保衛緊密交織、情報與決策高度統一，是古代情報工作的典型特徵。
一、上古時代的情報工作
世界上古時期，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恆河流域和黃河——長江流域、希臘地區先後形成了璀璨的古代文明，代表性的國家有古巴比倫、古埃及、古代波斯、古印度和中國、希臘、羅馬。這些古代文明雖然呈現出共同性特徵，但由於地緣隔絕，文明發展異彩紛呈，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這一特點在情報工作上也有反映。各文明古國情報工作的發展，既體現出情報工作的共同規律，又各具鮮明的特色。
上古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很低，落後的生產力水平限制了戰爭規模。當時的軍隊規模不大，埃及國王圖特摩斯三世（ThutmoseⅢ,？——約前1425）統治時期共有25000名士兵，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Ⅱ,前1314——前1237）進攻赫悌的時候，也僅組建了4個兵團，每個兵團5000人，合計2萬人左右。赫悌國王動員的兵力與埃及大致相仿。公元前334年，（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率領馬其頓和希臘各邦聯軍遠征的時候，也只有步兵3萬人、騎兵5000人和戰艦160艘，但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DariusⅢ,前336——前330）集結的軍力很大，據說有100萬步兵、4萬騎兵、200輛安裝了大鐮刀的戰車和15頭大象。實際上這是一個極為誇張的數字。公元前218年4月，漢尼拔遠征義大利的時候，只有9萬名步兵、1.2萬名騎兵和37頭戰象。此時，羅馬適合服兵役的青壯年有27萬人，但到公元前207年，能夠上戰場的羅馬人只剩下不到13萬。中國西周時期實行分封制，周王和下屬各小國之間的兵力有嚴格規定，規模均不大。戰國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原地區人口增多，諸侯國之間進行了大規模的兼并，戰爭規模擴大，幾十萬人規模的戰爭已經不算少見。秦趙長平之戰後，秦將白起一次坑殺趙卒40萬人，可見當時戰爭規模之大。春秋時期戰亂頻繁，242年間發生了483次大的軍事行動。兼并和爭霸戰爭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也為軍事思想的產生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它造就了一大批兵家名將，迎來了軍事學的繁榮和興旺，成為我國古代兵學發展的黃金時期。車戰的盛衰和步兵的興起，推動了野戰進攻思想的發展。步兵以它較大的靈活性和機動性，衝破了兵車作戰必須選在平原廣野的限制，把戰場迅速擴大到山林
川澤地區。交戰雙方在廣大地區展開角逐，尋找戰機，戰爭的突然性、快速性大大加強了。
較小的戰爭規模限制了戰爭的指揮水平。上古時期的戰爭，基本上由國君自己指揮，只有較少的謀士襄助。隨著作戰規模擴大和作戰次數頻繁，僅靠統帥一人採用簡單的方式指揮控制軍隊非常困難，於是出現了專門輔助「將」籌劃作戰的「軍師」、謀士。據《史記》記載：公元前353年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從戰國後期開始，軍師、謀士、策士、主簿、贊軍、參軍等專職參謀人員在軍中普遍出現了。同樣的事例可以見於外國典籍，如公元前一世紀羅馬軍隊編有次帥、軍事護民官等參謀人員。
較小的戰爭規模與較低的戰爭指導水平限制了對情報的需求。上古時期，各國沒有專職的情報機構，也沒有專職的情報人員，決策者在情報工作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確定情報需求，指導情報搜集，負責情報評估，最後根據獲取的情報作出決策。
諜報偵察是上古最重要的情報搜集手段。埃及在中王國時期（前1580——前1150）就已經開始定期、系統地搜集情報，並且訓練和使用了專門搜集情報的分隊。埃及的喜克索斯人擁有非常高效的情報體系。他們利用各種通信手段傳遞信息，包括火把和信使，並利用專門的偵察部隊偵察地形、抓獲並審問俘虜。其軍官在呈交情報報告時，必須標明信息來源。這是最早的系統化搜集情報的案例之一。在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之戰（Battle of Kadesh）中，赫悌國王首先動用死間向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傳遞假情報，從而使埃及軍隊落入圈套。幸運的是，拉美西斯二世抓住了另外兩名赫悌間諜，發現了赫悌的陰謀，從而僥倖從陷阱中逃出。埃及的間諜還從植物和蛇毒中提取毒藥，用於暗殺活動。公元前9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的亞述帝國，曾廣泛地對鄰國進行軍事偵察，要求獲得鄰國戰務、軍隊調動、要塞構成、農業收成等方面的情況。據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記載：迪亞斯國王擁有一個龐大的間諜網，這個間諜網「整天忙於觀察和傾聽王國每個角落的動靜」。居魯士大帝建立了一個被稱為「國王耳目」的間諜網。他非常喜歡使用逃奴充當間諜。在接見印度使者時，他透露了他的用間原則：「有些間諜比奴隸好不了多少，除了一些早已獲悉的情報外，他們沒有能力發現其他任何情報。但也有一些人，就像你們一樣，是能夠發現一些秘密計劃的。」不過，國王的耳目主要是監控國內的不穩定因素，對外情報不受重視，因此，波斯對自己的主要對手如希臘缺乏深刻的認識，這種不足讓波斯人為自己的野心付出了代價。
情報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作戰指導，部隊偵察頗受重視。中國史書和兵書中用以表示偵察含義的有「斥」、「候」、「諜」、「察」、「相敵」，以及「刺」、「探」、「間」、「伺」、「覘」等詞。中國古代兵書《六韜·龍韜·王翼篇》把「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的股肱羽翼稱為耳目，《經武要略正集·偵候篇》指出，「兵家之有采探，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則為廢人，采探不設則為廢軍」。采探就是偵察，其主要手段是觀察、捕俘、訊問居民等手段。尤里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在《高盧戰記》中多次提到偵察人員報告敵情的情景。
另一個重要的情報搜集手段就是郵驛系統（Cursus publicus）。古代埃及、波斯、中國和羅馬都是龐大的帝國，為了維持帝國的穩定和政令的交通，發達的郵驛系統十分必要。在帝國的主要道路上，每隔一段距離就設立一個驛站，為往來於帝國首都和各地的使節提供服務。它「通遠邇於一脈，繼往來以無窮」，因而被稱為「國之血脈」。同時，驛站也充當了皇帝的耳目，為皇帝報告所在地的動向。
上古時期情報傳遞手段十分原始，幾乎沒有任何技術裝置，只能通過人力、畜力傳遞。為了向京都傳遞邊境敵情，中國的西周王朝在全國修建了大量的烽火台，並派士兵日夜駐守。《史記·周本紀》載：「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則舉烽火。」《墨子·號令》篇對烽燧解釋說：「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夜則舉火……」當敵人侵犯邊境的時候，烽火台上的哨兵立刻點燃烽火，向相鄰的烽火台報警，這樣一路傳遞下去，邊境發生的情況很快就能傳到京城。布匿戰爭期間，漢尼拔使用過煙火信號傳遞情報。
由於文字的使用，情報傳遞過程中出現了加密技術。最早的加密方法是密寫術（隱文術）。伊拉克美索不達米亞出土的石碑顯示，古巴比倫人已經知道了密寫術。密寫文字詳細描述了給陶器上光的技術。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書寫者有時會在正文中摻雜一些密寫。
希波戰爭爆發前，波斯的備戰準備被一位名叫德馬拉圖斯的希臘人發現。這位希臘人把波斯的圖謀刻寫在木板的背面，然後再塗上蠟，蓋住了文字，終於使木板輾轉到達希臘，一位名叫戈爾戈的女人把蠟颳去，發現了這一重要情報。波斯人的突然襲擊被挫敗。同樣在希波戰爭中，希斯塔亞烏斯（Histiaeus）想鼓動米勒圖斯（Miletus）的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反叛波斯國王。為了秘密地傳達他的指示，他剃光了信使的頭髮，將情報寫在信使的頭皮上，等信使的頭髮長起來才讓其出發。到達目的地後，信使剃光了頭髮，隱蔽的信息又顯示出來。公元1世紀時，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闡述了如何用體液製作隱形墨水的原理。
希臘人也擅長使用密碼。公元前404年，斯巴達將軍萊山德（Lysander）征服雅典，滿身血污的信使穿越封鎖線，給萊山德帶來一封信。萊山德把信扔在一邊，卻要過了信使身上的皮帶。他把皮帶繞在一根棍子上，原先雜亂無章的字母變成了有意義的文字。萊山德從中得知，斯巴達的盟軍波斯人正策劃反戈一擊，企圖佔領斯巴達。萊山德立即回師，粉碎了波斯人的陰謀。這是有文字記載的使用密碼傳遞信息的最早例證之一，它表明人類已經發現了基本的加密裝置。公元前2世紀，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發明了一種信號通信方法。他把字形排列在一個方表內，並把各橫行和縱行標上數字。這就是所謂的波利比烏斯棋盤密（Polybius checkerboard，又稱Polybius square）。羅馬共和國的尤里烏斯·凱撒發明了凱撒密表（Caesar Cipher）來對重要情報進行加密。這是一種替代密碼，它用希臘字母替換羅馬字母，將字母按順序推後3位，從而起到加密作用。在《高盧戰記》中，凱撒描述了他如何將密信送到正處於絕境的西塞羅手中。凱撒寫道：「信使受到指示，如果他不能接近被圍困的軍營，他就把信件綁在一根矛上，然後將矛投進軍營。可是擲出的矛碰巧插進一個防塔里，接連兩天都沒有被人發現。第三天，一個士兵才把它取下來交給西塞羅。西塞羅看完之後在全軍陣前複述了這個信息，全軍都倍受鼓舞。」凱撒密碼只需簡單統計字頻就可以破譯，但在上古時期，這不失為一種安全的情報傳遞手段。
上古時期的情報工作最具特色的是對情況認識的全面性及情報與決策的高度統一。上古時期沒有「戰略」這一名詞，但戰略的觀念已經形成。周武王在伐商之前，曾在孟津觀兵，雖然發現諸侯都極痛恨紂王的暴政，但因為其謀臣比干、箕子等人尚在，就放棄了伐紂的念頭。武王一面加緊練兵，一面派人去偵察殷商的動向。當得知殷商已是「讒惡進用、忠良遠黜」，百姓不敢口出怨言了，武王覺得殷紂眾叛親離，征伐紂王的時機已經成熟，立即發兵渡過黃河。這實際上是一個精彩的戰略形勢分析，其中已經涉及人心向背等至關重要的戰略情報因素。孫子更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於雙方的軍事力量對比（「稱」），更取決於國土面積大小（「度」）、人口的多寡（「數」）、經濟實力的強弱（「量」）和人心的向背，在進行廟算的時候必須「經之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這一點後來成了中國的兵家傳統。
西方的典籍（特別是古埃及、古巴比倫以及亞述、赫悌等文明古國）沒有《孫子兵法》這樣系統詳盡的論述，但從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歷史記載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廟算」的影子。希臘人早就意識到經濟因素和民眾的士氣對戰爭的影響。如伯里克利曾指出：「同盟者所繳納的金錢就是雅典的力量，戰爭的勝利全靠聰明的裁斷和經濟的資源。」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指出：「在戰爭中，金錢比軍備更為重要，因為只有金錢才能使軍備發生效力。」希羅多德認為，國家的主要利益是維持其自身的安全，國家必須動員起足夠的資源以鞏固國防，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是基本的「權力」因素，但僅憑此兩者還不足以保證勝利，社會政治制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希臘人也看到，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不是單一的，軍隊的人數、海陸軍力量的平衡、戰略戰術的水平，以及人的勇敢精神和士兵的愛國主義精神，都對戰爭的結局有著重要影響。色諾芬指出：在戰爭中決定勝利的不是兵員數目或力量，而是要看哪一方的部隊具有更堅強的心氣。古希臘人也認識到將領的作用。色諾芬闡述了軍官勇武、正義、慷慨、誠信作戰的重要性，這已經同孫子的「五事」頗為相似。另一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政治家或戰略家的決定必須以合理的思考為基礎，即應該「先知」。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曾批評雅典對西西里島的遠征。雅典對西西里島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而居然發動了此一戰役，終於鑄成大錯。他認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決策者經常犯三種錯誤，其一是把敵方能力估計過高，其二是把自己的選擇範圍看得太窄，其三是易作一廂情願的幻想。這三點是情報分析中常犯的錯誤。古羅馬史學家李維十分重視經濟實力在國家「權力」中的重要性。在《羅馬史》中，李維對於迦太基如何動員其經濟能力、羅馬如何計算其所需要的資源，都作過相當精密的分析。他明確指出，迦太基雖然擁有經濟優勢，但羅馬卻有人力資源優勢，羅馬青年人口的增長，不僅能補充戰爭中的損失，而且還能擴大兵力來源。而迦太基則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其居民都缺乏尚武精神，不得不從非洲徵募僱傭兵，其素質自不能與羅馬軍團相提並論。李維還認為，影響戰爭的重要因素有四點，即部隊的數量、人員的勇氣、指揮官的才能和運氣。
上古時期中國兵家對情報和戰爭有許多理性、系統的認識。夏商周三代，因年代久遠和史料散佚，典籍中只留下有關情報工作的零星記載，但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和諸子百家的興起，軍事學術空前活躍。人們從各諸侯國勝敗存亡的教訓中，認識到戰爭是「國之大事」，整個社會都重視軍事問題的研究。不但軍事家談兵，政治家、外交家、各種流派的思想家也都研究軍事，大量的軍事理論著作應運而生，出現了像管子、孫子、吳起這樣的戰略家和情報理論家。兵書戰典的大量出現，成就了燦爛的中國兵學文化。但在其他文明地區，類似的著作卻是寥若晨星。無論是古巴比倫、埃及還是希臘、羅馬，我們都很難發現類似《孫子兵法》這樣的系統性軍事著作，更不用說專門論述情報工作的理論著作了。古羅馬的歷史學比較發達。在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的史學巨著中，我們可以找到大量的戰典，但只能找到一鱗半爪的關於情報工作的認識，關於早期情報原則、方法或流程的記載非常少，只有突襲（情報工作所儘力避免的）導致的勝仗或敗仗的記載。公元400年左右，維吉提烏斯（Vegetius）所著《羅馬軍制論》（Military Institutions of the Romans）指出了地形、進攻和行軍路線情報的重要性，這些原則在今天依然適用。古羅馬的政治家和軍事理論家塞·尤·弗龍蒂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在《謀略》（Stratagems）一書中歸納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作戰實例，闡釋了大流士、居魯士、腓力、亞歷山大、漢尼拔、凱撒、馬略等著名統帥機智用兵的軍事謀略，可以看出古羅馬軍事家對情報工作的重視。但與中國兵家對戰爭與情報工作詳盡、系統的論述相比，《謀略》一書只是記載了上古時期西方將領用兵的一些實例，遠遠談不上是對戰爭的理性思考。
公元前五六世紀，希臘的經濟生活高度繁榮，產生了光輝燦爛的希臘文化，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它與其後出現的羅馬文明，共同成為現代西方文明的源頭，其情報工作與同時期中國的情報工作交相輝映。
古希臘對情報工作並不重視，情報工作滿足於對敵方作戰計劃和總體實力的搜集，情報戰乏善可陳。這與希臘各城邦的政治制度相關。以雅典為代表的希臘城邦，實行的是民主政治，其理想是公民平等、自由、對法律的尊重以及正義。在這種體制下，官員從全體公民中選舉產生，同一個人很少能夠擔任同一官職，所有的政治活動都公開進行，政策經公眾討論，這使得希臘缺乏使用權謀的溫床，情報工作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古希臘各城邦不存在負責對外軍事情報工作的常設性的軍事情報機構。我們從史料或現存的碑文上沒有發現這類組織的存在，但普魯塔克說過「斯巴達的一個秘密警察組織負責屠殺任何可能危及城邦的人」，這很可能是真的，因為斯巴達奉行君主體制，這種體制十分重視國內安全情報。
使用偵察、審訊戰俘、利用使節出訪獲取信息，是希臘各城邦主要的情報獲取手段。但是希臘人很重視保密工作。有些希臘城邦奉行的是民主體制，城邦的最高權力機構——公民大會的最低法定人數是6000人，每年至少召開40次代表大會，以解決和處理有關財政、法律、流放、外交等重大事務。在如此制度安排下，保密就成了問題。希臘人意識到，盟國或同胞的忠誠度不會維持太久。知密的人數越多，敵人獲知機密的可能性越大。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是挑選幾個有足夠權威者，由他們代表城邦決策，而不需要向公民大會的所有成員報告。在雅典，敏感的事件交由議會而非公民大會處理，目的也是通過控制信息的傳播來確保信息安全。為防止叛國行為，古希臘城邦多數制定了反情報法規。法規對叛徒和間諜的懲罰有嚴格的規定。公元前423年，斯巴達和雅典簽訂的休戰條約中包括禁止接納逃兵的條款，這項條款使士兵不敢輕易逃跑。雅典的法令規定，一旦叛逃的人被抓住遣返，任何一個雅典人都可以將他交給主審官處決。
古希臘城邦使用的反情報措施與現代有著驚人相似，主要有：限制知密人數；在對手察覺之前作出決策；控制居民、僑民和外國人的活動；監視公民中的可疑人員；挫敗和阻止敵方特務人員的行動和情報來源；擾亂敵方的通訊，製造虛假信息，等等。
限制人員來往是一個重要的保密手段。和平時期，國家間的交往自由，人民可以自由通行。這裡面只有斯巴達可能是個例外。根據普魯塔克的說法，萊克格斯不允許斯巴達人旅行，防止他們腐化墮落而動搖國家。但在危機與戰爭時期，城邦會根據當時國內和國際環境，對外國人的行動進行不同程度的限制。以雅典為例，和平期間雅典城對所有參觀者開放，但隨著時局緊張，城內的政策變得苛刻，僑民不得離開雅典，城內的居民也受到了相同限制。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採取了極端措施，抓捕了阿提卡城內所有的波奧提亞人，不久又驅逐了埃吉那人。
告密者是獲取反情報信息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從梭倫時代起（至少在雅典）告密者和奉承者就常被提到，他們向地方法官（國王、僭主、高層官員）舉報。除了使用告密者，僭主們還招募密探，以對可疑人群進行暗中調查。
通常情況下，與盟邦結盟進行大規模遠征所作的準備工作很難不引起注意，因為向盟邦發出邀請、集結兵力所耗費的時間足以讓消息散播出去，如此遠征就達不到突襲目的。例如，公元前427年，雅典人試圖向叛亂的米提列涅（Mytillene）發動突襲，為了防止消息外泄，他們扣押了在比雷艾夫斯（Piraeus）港內的所有米提列涅船員。但是其中一個船員逃了出去，匆忙跑回國報告了雅典人的計劃，他們的希望落空了。
隱蔽是最常用的方法。隱蔽行動使敵人無法知道部隊的蹤跡，通過突襲取得戰術優勢。希臘的指揮官會藉助夜色、地形、其他部隊甚至煙霧的掩護進行軍事行動，這樣可以隱蔽部隊的數量，或誤導對手。直到公元前4世紀，這些方法仍作為基本安全措施加以提倡運用。
希臘奉行「陽光」政治，但這並不意味著希臘人不施行「詭詐」。事實上，希臘各城邦認為在軍事領域中進行欺騙是天經地義、合乎道義的。無論是對敵對友，他們在必要時都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欺騙手段。這裡面最出色的當數斯巴達人。斯巴達人習慣性地把本國士兵的屍體和同盟國士兵的屍體堆放在一起，藉此來隱瞞斯巴達士兵的損失數量。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將軍伊巴密濃達（Epamiondas）在留克特拉（Leuctra）之戰中擊敗斯巴達人，他強迫斯巴達人分開收集屍體，這樣人們才發現他們在戰爭中損失慘重。
古希臘人長於欺騙。欺騙的策劃者往往在大庭廣眾之下高談闊論自己的假計劃，或是派人在軍營內散布謠言，以期一些人會將此類消息資敵，或對方間諜能夠獲知相關情報。埃尼亞斯·塔克提庫斯（Aeneas Tacticus）建議用此方法將夜襲的假計劃泄露給敵人，使他們放棄了原本計劃的行動。底比斯將軍佩羅皮達斯（Pelopidas）安排一名騎兵從鎮子的圍牆外策馬狂奔，大聲呼喝著鎮里的同盟已經破裂。阿格西勞斯（Agesilaus）不僅在其兵營里傳播假消息，而且還通過其他途徑發布類似信息，從而通過不同渠道誤導了對手。
希臘人擅長使用死間傳遞虛假信息。例如梭倫（Solon）曾派一個人假裝開小差去薩拉米斯，說某個晚上，希臘的女人在遠離城市的地方慶祝節日。當偷襲者看到那些由沒鬍鬚的青年扮成的女人時，他們已經陷入了伏擊圈。當拉西第夢人彈盡糧絕之際，阿吉斯（Agis）派人假裝開小差到敵人那裡，說有一大隊援軍正加入阿吉斯的隊伍。為了佐證這一消息，阿吉斯命令士兵製造了大量噪音，並通過其他獨立的渠道放出了相同的消息。
羅馬是西方文明的另一源頭。羅馬文明歷王政時代、共和國時代，於1世紀前後擴張成為橫跨歐洲、亞洲、非洲的龐大羅馬帝國。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1453年，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為奧斯曼帝國所滅。共和時期的情報工作以軍事情報為主，帝國時期的情報工作以維護國內安全為主。
共和時期的羅馬不設職業將官統領軍隊。每年選舉產生兩名執政官，既作為政府的最高官長，又充當三軍戰地司令。如果當時只有一支軍隊，他們常常抽籤決定指揮權的歸屬。如果兩人同掌兵權，他們就隔日輪流行使指揮權。軍團長官由司法官或財政官擔任。這種文武混雜的權力體系確保軍權由元老院控制，不致於產生軍事獨裁，但也造成了羅馬人對所謂將道的忽視：選舉產生的執政官，可能是一個出色的行政官員，卻未必是一個熟稔將道的軍人，臨時化的指揮風格使將領無法對戰略計劃作通盤考慮。因此，當時的羅馬軍人是無所謂將道的。所幸羅馬軍隊都受過精心訓練，具有常戰的經驗，同時羅馬人忠心保國，其指揮官對部下又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這才使得羅馬轉危為安。
既然不重視將道，而作為將道基礎的情報，在決策中所起作用就更微乎其微了。早期的羅馬城邦地域狹窄，敵軍只需一天時間就可跨越整個羅馬，但羅馬人顯然低估了了解敵對城邦實力和意圖的重要性。沒有史料證明早期羅馬存在一個情報機構，或者存在從事情報活動的人員。因此，羅馬經常被突如其來的戰爭搞得手足無措。當時羅馬也沒有建立有效的驛站體系，出征的軍隊無法同元老院聯繫，及時報告前線的情況。
羅馬軍事指揮體制的缺陷和情報工作的缺陷在布匿戰爭中暴露無遺。公元前241年，羅馬海軍大敗迦太基艦隊於埃加迪群島附近，奠定了第一次布匿戰爭勝利的基礎。失敗後的迦太基志在復仇。公元前218年4月，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率領9萬名步兵、1.2萬名騎兵和37頭戰象，開始了對義大利的遠征，一路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越過了阿爾卑斯山麓，到達義大利北部的波河平原，從而把戰火燒到羅馬本土。
迦太基以貿易立國，在與埃及等近東國家的貿易往來中，迦太基人了解到這些國家情報工作的情況，貿易行為本身也使迦太基人認識到情報工作的重要性。迦太基在北非海岸建立了一個報警系統，海上一出現警訊，立即就會傳到首都。公元前205年羅馬軍隊在迦太基登陸，迦太基元老院第二天就得到了警告。另外，迦太基人還掌握了秘密傳遞情報的技術：信使把秘密情報寫在木板上，然後用蠟封上。
出身於軍人世家的漢尼拔對情報工作更不陌生。戰前，漢尼拔即在亞平寧半島建立了一個完善的情報體系，他的密探向他提供了羅馬動向以及義大利中、南部鄰邦方面的政治情報。他的騎兵可以擔當起偵察的使命，他安置在各地的密探也源源不斷地向他提供羅馬軍隊的動向。這是他制定戰略決策的基礎。
情報不僅是漢尼拔決策的依據，也是他分化羅馬盟邦、出奇制勝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通過情報他知道羅馬的力量取決於它能否對義大利半島的其他城邦與部落保持控制。這些城邦與部落在前兩個世紀被羅馬征服，但許多民族中存在著強大的反羅馬派別。他希望能夠勸誘它們廢除與羅馬的聯盟，並與迦太基戮力擊敗乃至摧毀羅馬的勢力。他與羅馬的敵人馬其頓國王菲力五世締結了聯盟。他與羅馬的盟邦塔倫騰（Tarentum）城中反對羅馬的年輕人秘密接洽並達成協議，最後兵不血刃佔領了該城。為了解救被羅馬圍困的盟友卡普阿（Capua），他採用圍魏救趙之計，帶領大軍突然出現在羅馬城下，引起了羅馬的極大恐慌，最後解了卡普阿之圍。
與漢尼拔相比，羅馬的情報工作就做得太差了。羅馬沒有建立有效的諜報網路，羅馬軍團只通過部隊偵察或審問逃兵、戰俘和對方的叛徒以獲取情報，另外，羅馬的盟邦和殖民地的情報工作比較出色，羅馬人依賴它們提供情報。在第二次布匿戰爭初期，羅馬將領老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前236——前183），在遠征西班牙的時候，就特別重視希臘人提供的情報。但羅馬人對建立自己的情報體系卻沒有興趣。
羅馬人對哈米爾卡的復仇計劃一無所知。第二次布匿戰爭剛爆發之時，羅馬以為它仍是第一次布匿戰爭的繼續。在漢尼拔出征之時，羅馬的兩位執政官，提比略·塞姆普羅尼阿斯和巴布利阿斯·科尼利阿斯·西庇阿，也各率一支軍隊，分別出征迦太基本土和西班牙。西庇阿到達羅納河口，從當地商人口中得知漢尼拔已經越過阿爾卑斯山，這才發現漢尼拔真正的目標是義大利。羅馬人大為驚慌，不得不集中兵力保衛本土。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羅馬軍隊一再落入漢尼拔設置的陷阱，說明羅馬軍隊在情報搜集方面完全失敗。
羅馬在反情報方面也存在嚴重缺陷。漢尼拔遠離迦太基本土，在亞平寧半島征戰16年，卻能始終與本土保持聯繫。他與弟弟哈斯德魯巴爾（Hasdrubal，前245——前207）兵分兩路，同樣也能保持正常聯繫。這充分暴露了羅馬反情報工作的缺陷。公元前207年，正在西班牙征戰的哈斯德魯巴爾應漢尼拔之邀，準備進擊亞平寧半島。在穿越了阿爾卑斯山脈以後，為了讓兄長了解自己的計劃，哈斯德魯巴爾從普拉森提亞派4名高盧人和2名迦太基人穿越戰線向漢尼拔送信。6位信使毫無困難地穿越了大半個義大利，最後因不熟義大利南部的路徑而引起羅馬士兵的注意，那封信落入了羅馬人手中。執政官尼祿（Gaius Claudius Nero）據此定下了作戰計劃，圍殲了哈斯德魯巴爾。此役被稱為歷史上唯一一次因為情報而致勝的戰役。然而，6位異鄉人能夠不受阻礙地穿越義大利，已經充分暴露了羅馬在反情報方面的弱點。同樣的缺陷在漢尼拔與馬其頓王菲力五世的聯盟上也暴露出來。菲力五世的使者在前往漢尼拔軍中的時候被羅馬人發現，然而這些使者竟然聲稱自己是羅馬的朋友，想到羅馬與元老院接洽，以共結盟約，對付迦太基。這樣的花言巧語竟然騙過了羅馬的執政官，他熱情地指點了前往元老院的路線，為使團補充了給養，並把羅馬軍隊和漢尼拔軍隊的駐地告訴了他們。馬其頓使者利用這些有利條件找到了漢尼拔，隨後帶著漢尼拔的建議返回馬其頓。在海上，他們遇到了羅馬海軍，幾乎又矇混過關。
接二連三的失誤使羅馬人意識到情報工作的重要。從公元前213年開始，羅馬開始建立一套有效的驛站體系，以方便情報的傳遞。公元前211年，漢尼拔為解卡普阿之圍，引兵指向羅馬，企圖把羅馬軍隊從卡普阿引走。羅馬軍隊從逃兵中得知了漢尼拔的計劃，尾追漢尼拔的羅馬軍隊派出的信使已經能在一晝夜跋涉100公里，把情報傳到元老院，說明在情報傳遞方面羅馬已經取得相當進步。公元前208年，漢尼拔大敗羅馬軍隊，羅馬執政官馬賽留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陣亡，他的印信落到了漢尼拔手中。漢尼拔擅長使用這些印信向羅馬人傳遞假情報。他讓一位羅馬逃兵拿著以馬賽留斯名義發出的信件前往薩拉皮亞（Salapia），準備賺開城門。然而，另一位執政官泰塔斯·克利斯品那斯（Crispinus）意識到漢尼拔可能會利用馬賽留斯的印信做文章，當即把馬賽留斯死亡的消息傳了出去，並提醒大家注意，所有以馬賽留斯名義發出的信件都是假的。當漢尼拔的軍隊開進城後，城門突然關閉，所有的入城者都被處死。在第二次布匿戰爭後期，羅馬人也能夠做到出其不意地發動進攻，證明其軍事指揮藝術已經走向成熟。
公元前146年，羅馬征服了迦太基。此後，它通過戰爭和外交手段，建成一個橫跨非洲、歐洲、亞洲的大國。公元前58——前51年，羅馬高盧總督尤利烏斯·凱撒為了征服山北高盧，發動了一連串的征服戰爭。在戰爭過程中，凱撒十分重視情報工作。凱撒的軍中設有從事情報搜集和傳遞命令的偵察兵（speculators）。他不僅通過偵察兵搜集高盧的敵情和地形，還施展計謀，分化、瓦解高盧各部落的聯盟，從而達成了戰爭目的。公元前48年，尤利烏斯·凱撒被宣布為終身獨裁官。他的獨裁統治招致政敵仇視，陰謀分子暗中策劃，企圖刺殺凱撒，但凱撒對此一無所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凱撒遭布魯圖刺殺。凱撒死後，羅馬內戰又起。公元前27年，屋大維獲得元老院贈予的「奧古斯都」尊號，帝國的誕生結束了羅馬內戰。
奧古斯都是凱撒的外甥，凱撒的死亡使他認識到情報工作的重要性。如同大多數專制君主一樣，奧古斯都認識到，優良的情報工作是維護外部安全和內部穩定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奧古斯都對古埃及的郵驛系統進行過專門研究，認識到要把龐大的帝國連接起來，快速的通信系統必不可少。他在帝國的各個主要大道上設立驛站，向各省的信使提供馬匹服務。信使既可以向羅馬傳遞周邊軍情，也可向皇帝面陳當地局勢。圖拉真（Trajan）則把這種驛站系統擴大到帝國各省，繼任的哈德良（Hadrian）創建了轄區驛站（Prefecture of the post），直接對皇帝或皇帝的特使負責。顯然，這種驛站或特使都是皇帝派駐各地的耳目，負有情報搜集之責，同時，它還是綏靖地方、控制輿論導向的工具。
與其他文明古國相比，羅馬不擅長使用間諜，共和時代沒有有組織的間諜機構，但在帝國時代，羅馬出現了名為「弗魯曼塔里伊」（Frumentarii）的秘密警察機構。「弗魯曼塔里伊」最初是一些糧商，負責向城市和軍中供應糧食。他們走街串巷，可以與各地的官員、民眾充分接觸，了解當地怦，因此被用為秘密警察。公元2世紀，羅馬軍隊的每個軍團里都有這種「弗魯曼塔里伊」，凱撒在《高盧戰記》中也提到了他們。此時，帝國已經意識到搜集情報的重要，但即便以皇帝之尊，也不便建立專門機構來監視臣民的活動，「弗魯曼塔里伊」便充當起這一角色。哈德良皇帝曾利用他們來偵查大臣的私生活。
此同時，軍隊也出現了被稱為「投機者」（speculatores）的偵察兵。後來，皇帝在宮廷中設立了「投機者」，他們一方面充當皇帝的護衛，同時也搜集情報，傳達命令。各省的督撫也大致設立了類似的組織。但從公元2世紀起，宮廷中的「投機者」被「弗魯曼塔里伊」取代，後者成為皇帝的主要耳目。軍隊中也設有「弗魯曼塔里伊」，其職責是搜集軍事情報，但是皇帝和地方官員也用他們來綏靖地方，控制國家郵政，有時甚至充當劊子手。他們隸屬於軍隊，與現代的秘密警察有類似之處，但它並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沒有獨立的機構和負責人，只是被皇帝和地方大員用來執行某些特殊任務。但是，他們還是遭到了人民的憎恨。284年，近衛軍長官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取得帝國政權，改元首製為多米那特製（dominatus，君主制），正式採用東方君主的統治形式和禮儀。他實行了許多改革，取締了臭名昭著的「弗魯曼塔里伊」。
但戴克里先也認識到，要維持龐大的帝國，沒有情報機構是不行的。因此，在鎮壓了「弗魯曼塔里伊」後，他在帝國政府設立了公安局（Agentesin Rebus，也譯為探事官）。319年，公安局這一名稱第一次出現在君士坦丁皇帝頒布的法令里。該機構隸屬於軍隊，編成一個特殊的軍團，總人數並不固定，皇帝可以隨意增減。在朱利安皇帝（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 Augustus,331年至363年在位）統治時期，公安員的數目僅17人，但在利奧一世（LeoI,440年至461年在位）統治時期，這一數目增加到1248人，其成員的服役年限、晉陞與普通士兵一致，平常駐紮宮中，隨時聽從皇帝的派遣。
公安員的職能，最初僅限於傳遞皇帝的命令。從君士坦提烏斯二世（ConstantiusⅡ,337年至361年在位）時起，公安員承擔起監視郵驛、監督地方、反映各地民情的責任。這一職能使其可以接觸大量的情報來源。由於沒有逮捕權和審訊權，公安員不具有「弗魯曼塔里伊」那樣的秘密警察特權，但它在搜集情報和犯罪證據方面，還是有很大的自由權。
帝國時代的羅馬依然通過盟邦獲取敵人的情報。與中國古代一樣，羅馬帝國在邊境地區修建了許多防禦工事，以抵抗蠻族的入侵。共和時期，羅馬人對地形情報頗為忽視。但在帝國時期，羅馬人開始意識到地形和人種情報對軍事行動和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凱撒曾經測量過道路，記錄了不同軍事基地之間的距離，後來這些軍事基地大多成為國家郵政的郵驛。這項工作主要是由地理學家瑪爾庫斯·維普撒尼烏斯·阿格利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前63——前12）進行的。根據阿格利帕的勘察，羅馬帝國繪製了第一幅地圖，複製後陳列於帝國各大城市，供總督和軍隊使用。此後，在邊境地區作戰的將軍都被要求儘可能獲取關於敵國的地形情報，呈報羅馬備用。另外，駐外使節和被羅馬俘獲的戰俘（包括國王和部落首領）也可以提供類似的情報。
帝國時期，商人還是提供地理情報、人種情報和經濟情報的最好來源。在普林尼去世10年後，一位希臘商人出版了一本題為《紅海導航》的遊記，詳細描述了非洲、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沿岸的港口和商貿口岸的情況。據說，希臘商人最遠處到過中國。但是，羅馬人自身依然只對周邊地區的情況感興趣。羅馬人在其鄰國部署了間諜，以觀察鄰國的軍事調動情況。間諜向鄰近的哨所駐軍報告情況，每個哨所與其他哨所相連，並最終同司令部連接起來。因此，哨所不僅具有防禦功能，也具有情報傳遞功能。
二、中古時代的情報工作
世界文明進入中古時期的步伐並不同步。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從秦至清，中國進入大一統的君主專制時代。公元476年，尚處在氏族社會的游牧民族日耳曼人一舉征服了西羅馬帝國，西歐從此進入了中世紀。7世紀時，伊斯蘭教興起，阿拉伯帝國成為橫跨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大帝國。此外，蒙古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是中古時期的重要國家。
與希臘、羅馬燦爛的古代文明相比，中世紀是一個黑暗年代。希臘文明、日耳曼文明與羅馬的基督教文明相結合，構成了中世紀的文明。但無論就政治、軍事還是文化而言，中世紀文明都遠較羅馬為遜。羅馬的典章文物和軍事傳統被破壞無遺。
中世紀的歐洲實行采邑制。法蘭克王國的宮相查理·馬特（Charles Martel,676-741）將土地及農民一起作為采邑分封給有功勞的人，以服騎兵役為條件，供其終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襲。采邑制下，國王、貴族和騎士等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構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級制度，但其權力和義務都是有限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騎士以個人身份參加戰爭，只聽命於其頂頭上司，並不重視國王的權威。由騎士組成的軍隊實際上是一支烏合之眾，毫無紀律性可言，不可能建立有效率的組織和指揮體系。國王動員一支軍隊，需要花費數周、數月的時間，林立的城堡造成了交通阻塞，部隊行動遲緩且不能及遠，戰爭因此失去了戰略機動性。
15世紀時，采邑兵役制崩潰，僱傭兵在戰場上異軍突起。僱傭兵由僱傭兵長負責招募和率領，對他們而言，戰爭既是一種生意，也是一門手藝。在這樣的戰爭中，勒索俘虜的贖金比殺死僱主的敵人更有利可圖，拖延一場戰爭比結束一場戰爭更為有利。一場戰役結束，很少有人喪生，甚至毫無犧牲。這樣的戰爭限制了戰爭藝術的發展。比之於希臘、羅馬，中世紀的戰爭藝術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出現了退步，在戰略思想方面更是一無是處。中世紀的戰爭也不需要戰略指導，騎士需要的是勇而不是智。「這個時代不僅沒有任何有關戰爭藝術的著作，甚至於情報、後勤、管理、地理等各種知識也都完全缺乏。」這樣的戰爭規模和戰爭主體，決定了戰爭指導水平，也決定了中世紀的情報工作水平。當時人們並不認為取得戰爭的勝利就必須深入了解地形、民俗等情況。第一批十字軍在開始跨洲作戰前，幾乎不知道敵方實力、地形、行軍路線和後勤。耶路撒冷國王呂西尼昂（Guy of Lusignan,1150-1194）堅信上帝將指引他取得最終勝利，覺得根本沒有必要招募間諜來了解他在巴勒斯坦面臨的各種威脅。他不知道阿拉伯軍隊的實力、裝備和意圖，結果在哈丁戰役中成了俘虜。獅子王理查一世鄙視情報，認為自己的軍事技能足以打敗阿拉伯軍隊，而與之對陣的薩拉丁則極度重視情報工作。撒拉丁整合了阿拉伯的情報資源，同時派出大量間諜混進十字軍佔領的城市，以各種身份搜集十字軍的情報。在1192年的耶路撒冷之戰中，撒拉丁事先了解到十字軍的行軍路線，於是將沿途的村落夷為平地，並在水井中投毒，結果十字軍的後勤遇到困難，理查進攻耶路撒冷的計劃受挫。英法百年戰爭中，英軍建立起一支訓練有素的長弓弓箭手隊伍，他們能夠精確地射出大量箭只。而法國人事先沒有搜集任何有關英軍的情報，法軍士兵信心滿滿地向英軍進攻，根本不知道迎接他們的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在1346年8月26日的克雷西戰役（Battle of Crécy）中，英軍以英格蘭長弓大破法軍重甲騎士與十字弓兵，法軍傷亡萬餘，英軍傷亡不到200.然而英王愛德華三世在開戰之時對當地地形根本不了解，最後只得請一位當地農民帶領他的軍隊從索姆河的淺灘遷徙。
中世紀時西歐各國的君主對東方的拜占庭帝國和斯拉夫人所知甚少，對穆斯林世界和東亞世界所知更少。西歐各國的君主們沒有意識到蒙古西征所帶來的威脅，也沒有抓住由此而帶來的機會。當奧斯曼土耳其興起的時候，他們又低估了土耳其人的威脅。
中世紀的歐洲也是文化沙漠，普通居民皆為文盲，信息必須通過信使口頭傳遞，或者請識字的教士抄寫。情報在貴族之間發生的頻繁衝突中可能發揮過作用，但沒有可信的文字資料流傳下來。
中世紀值得一提的情報實踐是以鎮壓異端為目的的基督教會的情報工作。公元496年，法蘭克國王克洛維（ClovisI,465年或466-511）皈依羅馬基督教，在對外征服中得到了羅馬基督教會的大力支持，而教會也在他的保護和支持下加快了在新征服地區的傳播。751年，法蘭克王國的宮相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714-768）圖謀篡位，羅馬教會給丕平提供了政治支持，西歐王權與教會權締結了最初聯盟。藉助於這個聯盟，羅馬教會建立起教皇國。公元800年，羅馬教皇利奧三世應法蘭克王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的請求，給他加冕。教會利用國家、國家利用教會，教皇與世俗王的利害關係漸漸顯露出來。
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出現進一步強化了教權。1184年，教皇盧修斯三世（Pope LuciusⅢ)在維羅納公會議上發布《反對異端》通諭，要求各教區成立專司異端審判的特別調查法庭。1198年，英諾森三世（InnocentⅢ)建立了偵查和迫害異端的委員會。1215年，英諾森三世召集了第四次拉特蘭公會議。教皇以《教皇敕令》的形式明確了對異端的甄別和懲罰，以及教會和世俗政權在反異端事業中的不同職責：「每個大主教和主教如知所轄教區內藏有異端者，須親自或由副主教，或由其他可靠人士每年巡視一至二次。彼等在認為有需要之地，可委派二名或二名以上經過宣誓之人，調查全體居民，並向主教報告誰是異端者，誰參加秘密集會，及其平時越出信徒行為所具有之習慣。「1216年，教皇洪諾留三世（HonoriusⅢ,1148年~1227年）建立了一個直接聽命於教廷、專門追究異端的新僧團多明我會，1223年又建立了專門從事鎮壓異端的新僧團方濟各會。1233年4月20日，格里戈利九世（G r e g o r yⅨ,1227年~1241年）下令由多明我會修士擔任各教區原來由主教充當的宗教裁判員角色，授予他們「由法庭追究」異端的全權。至此，宗教裁判所基本形成。1252年，英諾森四世發出《論連根拔除》的訓諭，規定在各教區設立清算異端的專門委員會，委以逮捕、審問、懲罰異端並沒收其財產的責任。宗教裁判所制度在組織上得到了確立。到13世紀下半葉起，西歐各國普遍建立起了宗教裁判所。
在宗教裁判所的運作中，情報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發現異端的最重要途徑之一，是建立大規模的情報網路，利用鼓勵、恐嚇、威逼等手段，發動大規模的告密。教徒的懺悔則是神父和宗教裁判所獲取情報的另一來源。憑藉這一套制度，宗教裁判所對「異端」展開了大規模的血腥鎮壓，不少反封建鬥士、進步思想家、科學家、術士皆為裁判所打擊迫害的對象。
中世紀的密碼加密技術有所發展。13世紀，方濟會的修道士羅傑·培根（Roger Bacon）留下了歷史上最奇特的密寫文件，即沃伊尼克手稿（Voynich manuscript）。在一本名為《密文其實並不神奇》的著作中，他討論了七種加密方法。14世紀時的鍊金術士和科學家都用密碼來為他們的發明保密。密碼術的使用逐漸廣泛。英國詩歌之父傑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也是一位天文學家和密碼編碼學家，在《地球赤道》的部分章節中，他用符號代替明文中的字母，從而達到加密的目的。
公元632年，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麥地那病逝，先知身前摯友、最早的信徒和岳父阿布·伯克爾出任先知在世間的代表，號稱「哈里發」，此後又有歐麥爾（634-644）、奧斯曼（644-656）和阿里（656-661年）先後擔任哈里發之職。歷任哈里發利用拜占庭、波斯兩大帝國長期爭戰的有利時機，指揮穆斯林武裝，高舉聖戰大旗，進行大規模的武力擴張。從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到732年普瓦提埃戰役的l00年間，阿拉伯由一個落後的游牧部落組成的小邦，一躍擴展成為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其疆域分別與大唐帝國、拜占庭帝國和查理曼帝國為鄰，其擴張速度之快，疆域之廣，世所罕見。在對外擴張過程中，軍事情報工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阿拉伯帝國十分重視軍事情報工作，早在倭馬亞王朝初期就有開展情報工作的記錄。為此，帝國建立了複雜的情報系統。
哈里發穆阿威葉設立了專門的諜報機構，以搜集什葉派的情報。諜報機構受命於位於首都的官吏，其長官被稱為「卡巴」（khaibar），大多由哈里發寵信的太監和埃米爾擔任。戰時哈里發會隨身帶著卡巴和主要諜報官員。該機構的諜報人員活躍在帝國和周圍國家，通過金錢收買、利益交換、向商人詢問等多種方式，源源不斷地為統治者提供情報。
阿拉伯帝國疆域廣大，為維繫統治，阿拉伯帝國採用了古代的驛站制度。驛站不僅負責傳遞政令，同時也負責所在地各方面情報的搜集，從而成為覆蓋範圍最廣、最為重要的情報機構。哈里發強調驛站長的首要任務是呈報各省機構的情報，各部門舉行公私會議，必須請驛站參加。設在首都的驛站總負責人全銜是郵政情報主管人，各省的驛站長向他或者直接向哈里發彙報該省政府官員的情況。所以，驛站的負責人實為負責帝國全境的情報頭目，其職權範圍之廣、權力之大，被稱為「哈里發之眼」。阿拔斯王朝哈里發曼蘇爾曾說過：「國家依靠三大支柱，即大法官、警察和情報部長（驛站長）。」
為防止敵國（主要指拜占庭）間諜入境，也為了防止本國情報泄露，帝國在邊境地區設立了警察局，士兵應檢查所有的過境貨物，沒收商人隨身攜帶的一切武器，拆檢從商人身上發現的信件。為控制人口流動，帝國建立了嚴格的護照管理系統。720年左右，駐埃及的地方長官規定，禁止任何人無證來往於各地，違者將被逮捕，其交通工具被沒收。據地理學家穆卡達斯（Mukaddasi）記載，城市的外國來客都被仔細地登記在冊，在得到特許證後才能離開。
阿拉伯帝國情報搜集手段主要通過使用間諜、派出駐外使節、套取歸國俘虜、利用難民和通過公開資料搜集情報。
阿拉伯帝國在擴張中十分重視間諜工作的開展。巴格達布滿了阿拔斯王朝的男女間諜，他們化裝成商人、旅行家和醫生，在帝國各地刺探情報，使哈里發掌握帝國的動向。
利用稅收減免、宗教信仰自由等換取該地人民的情報供給，是阿拉伯帝國在對外擴張中獲取敵對國家、異教徒地區情報的重要方法之一。倭馬亞軍隊第一次進攻拜占庭期間，時常得到基督教徒的幫助，特別是在敘利亞地區，「被佔領城市的居民發現這些入侵者允許其保留宗教信仰，並善待他們，因而紛紛自願充當其在拜占庭的間諜。他們提供了許多情報，當地長官通報給埃米爾。作為回報，埃米爾返還他們所繳納的賦稅。」
阿拉伯帝國商業發達，商人在各省份乃至周圍各國間往來頻繁，因而成為阿拉伯帝國情報來源之一。阿拔斯王朝的曼蘇爾（754年至775年在位）曾利用商人、小販和旅行家做偵探，賴世德（786年至809年在位）和其他哈里發也紛紛效仿。
阿拉伯帝國和拜占庭帝國有著互派使節的傳統，派遣到君士坦布爾的阿拉伯使節成為搜集拜占庭情報的一個重要來源。除了充當國家的代表、搜集情報外，使節的另一個重要使用就是主持俘虜交換儀式。從拜占庭回到阿拉伯的俘虜中，有一些對拜占庭的情況十分熟悉，他們成為阿拉伯帝國獲取拜占庭情報的有效來源之一。845年，阿拉伯與拜占庭進行了一次戰俘交換，一個從Zapetra的監獄回來的戰俘，熟知邊境、希臘情況。他寫了一本書，詳細記載了該國的歷史、歷代國王、高官、國情，哪些道路通向該國，哪些道路穿越該國，哪個年份適合攻打它，以及它周圍居住的阿爾瓦人、保加利亞人、斯拉夫人等民族的情況。
難民也是一個重要的情報來源。來自敵對國家的難民有一部分在本國有相當政治地位，他們熟悉帝國情況，因而受到哈里發賞識。797年，拜占庭帝國的托馬斯將軍逃難至阿拉伯，在阿拉伯生活了將近25年。820年，拜占庭的邁克爾二世結束了與哈里發麥蒙的結盟，轉而入侵小亞細亞之時，哈里發任命托馬斯為將，托馬斯組織了一場有拜占庭下層人民支持的大暴動，並在阿拉伯的支持下，於821年攻下君士坦丁堡。此外，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皇后的舅舅曼紐爾，曾深受皇帝信任，但皇帝輕信謠言，認為他要爭奪皇位，曼紐爾逃到阿拉伯避難。
阿拉伯民族是中世紀地理考察的先驅。考察從記錄本國情況開始，範圍逐漸擴大至周邊國家，這些著作成為阿拉伯帝國了解外域的重要來源。伊本·胡爾達茲比（約912年卒）所著的《省道記》不僅對阿拉伯帝國的郵局和驛路做了詳細記錄，並且描述了拜占庭各省及其機構、大臣以及軍隊的情況。地理學家A l-mas"udi足跡遍布亞洲所有國家，在其《黃金草原》（Meadows of Gold）中對拜占庭和其歷史、君主、省份乃至軍隊都有詳細描述，其《指示與修訂》（Book of indications and revision）中記錄了馬爾馬拉海和黑海的情況。
蒙古民族是具有長時期大規模戰爭實踐和豐富戰爭經驗的民族之一。12世紀後期到13世紀初，成吉思汗經過約20年的戰爭統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帝國。明末清初的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在其名著《讀史方輿紀要·總敘二》中說：「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為最高。」國民黨陸軍大學教官萬耀煌先生高度評價了蒙古兵學：「戰略之優良，匪獨並世歐洲，任何軍隊所不能及……歐洲將帥，自腓特烈二世以降，就韜略論，無一足與蒙軍次頡頏者……中國之兵學，至孫子而集理論上之大成；至元太祖成吉思汗，而呈實踐上之巨觀。此兩人者，遙遙相距千祀，一則援筆以言，一則仗劍以行，卒以造成歷史上中國軍威震爍歐亞之偉業，發揚數千年中國兵學蓄精養銳之奇輝。」
出色的韜略建立在精良的情報工作基礎之上。成吉思汗對情報工作十分重視，「未入敵境之前，必先偵其國內狀況，招敵境中怨望之人作內應，或以掠其同國人之物餌之，或以高位誘之。」他任命阿兒孩合撒兒、塔孩、速客該和察兀兒罕4個人為「遠箭者、近箭者」（即遠近偵察者，相當於情報、聯絡和外交官），並在統帥部中設置了搜集情報的部門，任命了情報長官。通過調查詢問、諜報偵察、騎兵偵察、戰鬥偵察等多種手段，蒙古征服者大大提高了情報獲取的準確性。
成吉思汗是用間大師。他通過金錢收買、利益交換等多種方式在敵國內部招募間諜。例如，在中原地區活動的蒙古間諜是中國人，在歐洲活動的蒙古間諜是歐洲人，如俄國人和以四海為家的商人。這說明蒙古非常重視間諜人員的「本族化」。
向商人調查是成吉思汗獲取情報的一個重要來源。商人往來於各國之間，他們有學識，善於觀察，熟悉各個地區的道路、地理、氣候，了解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情況，一些重要的商人與統治集團上層有交往關係，知道統治集團的一些內幕性信息。這些客觀條件使商人成為非常好的情報來源。成吉思汗經常在蒙古包里款待路過其營地的商人，聽取他們帶來的信息，估量這些信息對於他制定下一步征服計劃的意義，而商人「常把能坐在大汗的帳里喝一壺奶茶看作是崇高的賞賜」。通過與過往商人的交談，成吉思汗了解了外部世界。
大規模的對外擴張使蒙古與歐亞大陸上的許多國家建立了聯繫，它們紛紛向蒙古派遣使者，這些使者成為成吉思汗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來源。從巴格達的哈里發派遣的使者口中，成吉思汗得知摩訶末不是整個穆斯林世界的領袖，它在西方面臨著激烈的競爭，而穆斯林正受到更遠土地上的基督教十字軍的入侵。通過對這些信息的分析，成吉思汗認為與哈里髮結盟對蒙古沒有什麼意義，而與摩訶末沙哈的商貿關係對他更為有利。此外，成吉思汗還主動派遣使者搜集情報。他給使者交代了特定的情報搜集任務，即「很好地調查道路、鄉村、城市、設防地點、人民和他們的武器等情況」。
蒙古是馬上民族，游牧民族的機動性給情報搜集帶來了很大便利，騎兵偵察成為重要的偵察方式。蒙古軍隊行軍之時，在大軍的前面要派前鋒，前鋒的前面還要有哨騎，只要是幾百人以上的小部隊，就一定要在周圍派出哨騎偵察。偵察分兩種，武裝哨探通常在周圍有敵軍時進行，哨騎登高望遠，逼近敵人的營哨去獲得情報。平時行軍的哨探則以發現居民為主，一旦發現居民或旅客，都要捕獲詢問四周的地勢、兵力分布、有什麼要塞、有什麼軍事基地、哪裡可以補給等等。這種哨探在行軍時的分布，有時可以遠至大軍的前面兩百公里之遠。一旦發現情報，根據情報的重要程度層層上報直到統軍大帥。因此，蒙古軍隊幾乎沒有被伏擊過。1221年2月，花刺子模戰役剛剛結束，速不台和哲別就率領兩個萬人隊開始對西方大草原進行歷時兩年的偵察，以便為進一步征服開闢道路。在偵察過程中，他倆招募了大量密探以了解歐洲局勢，並通過貿易手段與威尼斯人建立了秘密聯盟。威尼斯人向蒙古人提供歐洲的地理和政治情報，蒙古人答應在他們的領土上給予威尼斯人貿易壟斷權。
在情報傳遞方面，蒙古延續了各大帝國通行的郵驛系統，建立並完善了具有蒙古特點的郵驛系統——站赤。「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站赤主要作用是「通達邊情，布宣號令」，「軍情緊急時，則又有特別迅捷便利之規定，以傳遞軍情」。這一作用的實現依靠被稱為「箭使」的驛遞夫。還有一種通過人力徒步傳遞信息的方式，擔負這一任務的是「步遞」，他們住在被稱為「急遞鋪」的驛站，接到信件後，以最快速度徒步奔跑到下一驛站並依次交接。「通過這種『步遞』接力的方式，消息就被很快傳送到了大汗那裡，所以沒有什麼事會被耽誤，在整個帝國內，大汗都能立即知道或是以最快的速度知道全部的情報。」
成吉思汗對站赤的路線、地點、編製、設施、經費、紀律、管理等都作了詳細規定。1215年，元軍佔領遼西，有人向政府報告義州（治所在今遼寧義縣）將要反叛，鎮將準備以屠城手段進行武力鎮壓，觀察使王榮祖「馳驛」向成吉思汗報告，制止了這次血洗。窩闊台和拔都更把蒙古的驛路一直橫貫到歐洲，形成聯絡歐亞大陸的驛路。據《元史》記載，自契丹國到帝國首都哈剌和林有伯顏道、納鄰站，每隔五程設一站，共有37站。《元史》記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站赤的供給由當地居民負擔，一般是每個千戶承擔一站的管理、牲畜及物資的供應，各宗王、萬戶都有在管轄區內設置驛站之義務，「由居民供給驛馬，驛遞夫之食糧，以及運輸貢物之車輛，亦由居民供應之」。站赤使統帥部與歐亞、南宋、高麗等各條戰線建立了聯絡，作戰情況得以及時了解，作戰命令得以及時傳遞。
從15世紀開始，隨著工場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在一些義大利城邦出現。1492年，哥倫布率領著3艘破舊帆船，從西班牙出發向西航行，最後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紀，開始以不可阻擋之勢崛起於世界。西方學者將1500年作為資本主義時代的開端，不無道理。
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給戰爭也帶來了重大影響。戰爭規模擴大，火器開始在戰爭中使用，羅馬時代的戰爭藝術重新被提起。1445年，法王查理七世建立了羅馬時代以後第一支正規的軍備陸軍，貞德在民族危亡的時刻舉起義旗，使法蘭西民族轉危為安，激勵了法蘭西的民族精神。1453年5月29日，土耳其軍隊從海上、陸上對君士坦丁堡發起總攻，土耳其人的重炮轟開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門，苟延殘喘的千年帝國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土崩瓦解。同年10月19日，英軍在波爾多投降，延續116年的百年戰爭正式結束。這場戰爭後，英國和法國都開始向民族國家過渡。
從1560年開始，歐洲出現了延續100年時間的「軍事革命」，由中央權力統一調動、裝備和供應的職業軍隊，開始取代由分散的、自我武裝的騎士們組織的封建軍隊。這一革命，強化了歐洲軍隊的戰鬥力，同時刺激了以供應職業軍隊為目的的中央財政體系的生成，加強了國王的權力，打破了中世紀制度安排對權力壟斷的限制。在軍隊指揮上，西方軍隊中逐漸出現了參謀組織的雛形，在30年戰爭中，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在軍中設立了類似司令部的指揮機構，設「特務長」（作戰軍官）、斥候長（情報軍官），以及憲兵主任、軍法官、軍需官等專業人員。此後，普魯士的布蘭登堡王朝的陸軍，仿效瑞典軍隊設立了類似司令部的後勤總監部，下轄軍務監、副官長、糧秣監、軍法監、運輸監、執行監等部門。
新興資產階級認為中世紀文化是一種倒退，而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則是光明發達的典範，因此力圖復興古典文化。這種復興不僅包括政治、學術，也包括軍事思想。對羅馬軍制的研究成為改革家的靈感來源。佛羅倫薩主管軍事和外交事務的馬基雅弗利（1469-1527）認為軍事與政治之間有密不可分的聯繫，提倡以羅馬軍團為範式的軍事組織觀念。這一思想被正在爭取獨立的尼德蘭接受。荷蘭成為歐洲軍事制度改革的發源地，負責推行改革的毛里斯（Maurice of Nassau,1561-1625）以羅馬軍團為範式，建立了一支有紀律的職業野戰軍，並以此打敗了強大的西班牙軍隊，這一成就引起了歐洲各國的注意。瑞典國王古斯塔夫模仿毛里斯的軍事制度，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隊。新的戰爭元素終於在中世紀陳腐的肌體中長成，新的戰爭觀念開始形成。
戰爭規模的擴大和民族國家的逐步形成，對近古時期的情報工作形成了強烈的刺激。歐洲主要國家開始建立情報機構以從事情報活動。義大利各城邦之間相互派遣使節，這些外交官除負有外交使命外，還從事情報的搜集。許多外交使節的報告既有詳細的觀察，也有高明的判斷，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1455年米蘭首次向法國派遣代表，1487年西班牙向英國派遣大使，到16世紀末常駐外交代表已經成為習俗。
外交使節的報告在傳回國內前必須加密。當時義大利各城邦都設有密碼機構，每個駐外使節都派有一個密碼助理。1506年，喬瓦尼·索羅（Giovanni Soro）被任命為威尼斯的密碼助理，友好城邦會將截獲的信息送到威尼斯，請索羅破譯。16世紀時，法國亨利三世王朝的布萊瑟·維吉尼亞（Blaisede Vigenere）在單一凱撒密碼的基礎上擴展出多表密碼，稱為「維吉尼亞」密碼（Vigenere cipher）。維吉尼亞密碼引入了「密鑰」的概念，即根據密鑰來決定用哪一行的密表來進行替換，以此來對抗字頻統計分析。歷史上以維吉尼亞密碼為基礎又演變出很多種加密方法，一直沿用到二戰以後的初級電子密碼機上。
情報工作再次得到重視。近古時期的戰術家和戰略家開始像一千年前的維吉提烏斯那樣總結情報原則。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寫給普魯士軍官的訓令中充分強調了了解敵國國情的重要性：「對將軍而言，對敵國的了解，就猶如步槍對步兵、算術規則對幾何學家一樣重要。」
近古時期，西方民族國家開始形成。1485年10月，亨利·都鐸從法國渡海進軍倫敦，即位為亨利七世，開創了都鐸王朝。亨利七世即位初期，主要精力就是全力消滅約克朝的舊勢力，消除對王位的威脅，鞏固自己的統治。亨利七世在位24年，其內政外交措施都與鞏固和消滅王位覬覦者相關。亨利八世時期，國務大臣沃爾西（Thomas Wolsey）和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先後負責情報工作。他們在英國內部建立起相對完整的間諜網，偵查所有對社會不滿的英國頭面人物，並監視外國使節的活動，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西班牙大使查普伊斯，他想方設法在英國北部、西部和威爾士給英國政府製造麻煩，克倫威爾的間諜網有效地遏制了查普伊斯的破壞活動。此外，英國開始對進出英國的郵件進行檢查，以從中獲取情報。1515年，威尼斯駐倫敦大使朱斯蒂尼亞尼（Giustiniani）發現自己的信件被打開過。在致威尼斯政府的報告中，朱斯蒂尼亞尼指出：「我在接到陛下給我的信件之前，在坎特伯雷的英國政府官員從信使身上搜走這些信件並拆開看過。尊貴的法國大使巴多爾及其他人的私人信件也有類似的遭遇。」
當時英國並沒有一個常設性情報組織，對外情報工作和對內安全工作都由國務大臣掌握。國務大臣把情報工作視為其爭取更大權力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情報組織的服務對象不是國家，而是國務大臣，也不存在一個國家情報組織，而只有一些為個人目的服務的私人偵探網。1559年，尼古拉斯（Nicolas Throckmorton）被任命為英國駐法大使，他向國務秘書塞西爾（William Cecil）提供了法國對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政策，成為塞西爾主要的情報來源。
1570年，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出任駐法大使。沃爾辛厄姆是用間高手，他的情報理念源於馬基雅弗利。在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人的情報藝術在歐洲首屈一指，所以，他的間諜有許多是義大利人。他招募了一名梵蒂岡軍官，獲取了教廷策劃聖巴托洛繆大屠殺（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的真相。1573年，他出任首席大臣。他從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招募了許多間諜，間諜網遍布英國海內外，擁有正式間諜60餘名。他任用密碼專家托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elippes）為助手，建立了英國的郵政檢查制度，通過郵政檢查和密碼破譯來獲取情報。在他的指揮下，英國間諜嚴密監視著瑪麗女王的動向，滲透了瑪麗的間諜組織。由於掌握了天主教徒的確切情報，沃爾辛厄姆得以破獲各個針對伊麗莎白的陰謀，如里多爾費陰謀（Ridolfi"s plot）、巴賓頓陰謀（Babington plot），挫敗了天主教在英國復辟的危險，捍衛了伊麗莎白女王的王位。為了摸清西班牙的軍事動向，沃爾辛厄姆於1587年春天制定了《刺探西班牙情報的計劃》（Plot for Intelligence Out of Spain），全面、具體地向情報人員發出了搜集情報的指令。大批間諜在西班牙的各個港口以及威尼斯、熱那亞、里斯本等大城市活動。
沃爾辛厄姆的間諜滲透了西班牙無敵艦隊的總司令部，掌握了無敵艦隊的詳細情況，包括其船隻數目、兵力配備和食品數量、作戰計劃。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Ⅱof Spain）抱怨說，他進攻英國的計劃剛制定出來，就被沃爾辛厄姆的間諜拿去，直到伊麗莎白看過後才被送了回來，在西班牙的宮廷里作為小道消息流傳。
在進行情報工作的同時，沃爾辛厄姆還開展各種活動，破壞西班牙的戰爭準備。1587年夏天，沃爾辛厄姆的間諜襲擊了西班牙的加的斯港口，燒毀了大批船隻。為了重建無敵艦隊，菲利普二世向熱那亞銀行家籌款。沃爾辛厄姆採取各種措施，向熱那亞的銀行家施加壓力，挫敗了菲利普二世的借款計劃。依據氣象學家對1588年的氣候預測，他在歐洲散布謠言，說1588年將會發生一場破壞性的風暴，這場風暴將使一個帝國崩潰，暗指西班牙無敵艦隊在惡劣的氣候出征凶多吉少，從而攪亂了人心。1588年，英國海軍和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交戰，結果無敵艦隊全軍覆沒。1603年，斯圖亞特家族的詹姆士六世繼承英國王位，成為英王詹姆一世，斯圖亞特王朝開始統治英國。詹姆士一世經常將情報人員獲取的機密泄露給駐倫敦的西班牙大使，使得情報人員所付出的各種努力付諸東流，而且他在承諾給情報人員經費方面出爾反爾，失去了很多獲取情報的機會。
13世紀時，法王奧古斯特·腓力二世（PhilippeⅡAuguste,1165-1223）在中小封建領主的支持下，與英國進行了一系列戰爭，奪回了英王手中的大部分法國領地。戰爭期間，英國的托馬斯·特伯威爾爵士被法國招募為間諜，他提供的情報為法軍的勝利奠定了基礎。14世紀，法國國王查爾斯五世（Charles V,1338-1380）建立了一個遍及全國的間諜網路，每個村鎮都有國王的代表，監視臣民的動向，從而大大強化了王權。這種做法很快傳遍了歐洲大陸。由此，法國開始建立秘密警察制度，情報工作與國內政治鬥爭糾纏不清。
17世紀初，法國沒落王公貴族與英國勾結起來，企圖推翻國王統治。為鞏固王權，路易十三（LouisⅩⅢthe Just）的宰相普萊西·德·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建立了法國歷史上第一個情報機構黑屋（Cabinet noir），通過截取法國貴族間的通信來監視貴族的活動，粉碎了國王的兄弟奧爾良的加斯頓（Gaston）和辛克·馬耳斯（Cinq Mars）公爵策劃的篡位陰謀，處死了陰謀叛亂的國王親信桑邁斯和數十名封建貴族。他建立了法國第一個情報機構，因而被稱為法國情報工作的鼻祖。在1639年圍困黑斯廷（Hesdin）要塞的戰役中，黑屋破譯了一封守軍籲請西班牙援助的信件，法軍據此偽造了一份回函，聲稱無法向黑斯廷提供援助，命令要塞向法軍投降。黎塞留還利用國外的間諜，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勢力，避免使法國介入代價巨大的戰爭漩渦。例如，他們鼓動葡萄牙人和加泰羅尼亞人發動起義反對西班牙人的統治。法王路易十五也十分重視情報工作。國王親自挑選間諜，把他們偽裝成商人派到歐洲各國的首都和商業中心，獲取主要大國的計劃、意圖。1755年，為了阻止英俄結盟，國王令間諜謝瓦利埃·戴戎·夏爾·德博蒙（Chevalier d"éon de Beaumont）化裝為女性，出使莫斯科。在德博蒙的努力下，法俄結成了同盟。與他同行的道格拉斯·麥克肯斯偽裝為礦物學家，收集俄羅斯的資源信息和軍事情報。1762年9月，博蒙特奉命到英國，擔任尼瓦納斯公爵（Duke of Nivernais）的秘書，參與結束英法七年戰爭的談判。他成功地竊取了英國副國務秘書羅伯特·伍德（Robert Wood,1717-1771）的公文包，獲得了英國政府的談判指令，掌握了英國政府的談判底牌。在英國期間，他還研究了英格蘭各郡的情況，為法軍入侵英格蘭尋找理想的路線。後來他債台高築，轉而投奔英國，給法國在英國的情報活動造成巨大損失，因而成為法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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