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個偷吃了上帝禁果的思想家

如果立足於基本問題去分析孔子的錯誤，答案其實是非常清晰的。孔子在沒有聽見上帝啟示的前提條件下，倉促地通過他自己的思考，把「終極的善」的定義解釋為一種依靠人的理性努力可以明確把握的「善」。

也就是說，按照聖經的啟示，孔子在中國思想傳統的最初階段，就選擇吃下了那棵「分辨善惡之樹上的果子」。

我的意思很簡單，孔子是一個偷吃了上帝禁果的人，因此他的錯誤是一種典範意義的「亞當式錯誤」。這個錯誤既是一種人性論的錯誤，也是一種認識論的錯誤。既是一種原初立場的錯誤，也是一個自由選擇的錯誤。既是一種普遍性的錯誤，也是一種特殊性的錯誤。既是一個中國式的錯誤，也是一個人類的錯誤。

所有的中國人都生活在孔子的錯誤之中。所有的中國人都構成了對「終極的善」的僭越與自負。

現代的思想家們不斷就這個基本問題沉思，比如G?E?摩爾說，終極的善，不可以細分。立足於摩爾對「善」的意義思考，我們就會發現，人類基於理性原則的對「善」的判斷（細分），可能都是一個巨大的僭越性陷阱，至少是一個單向度的思辨的錯誤。

沿著摩爾的意義表述，當我們面對孔子著名的格言，「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們的懷疑與追問，就會紛至沓來。

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當然是，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我們是否有這方面的縝密思辨的思想史傳統資源？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是，誰來區別並選擇善和不善？如果答案是每個人，那麼問題是，作為人性載體的人，真的有能力區別並選擇善和不善嗎？難道人是一個明確的、絕對穩定的、有著絕對理性判斷能力的人嗎？如果人性不確定，或者說人的方法論坐標，那麼人採用什麼方法來行使選擇的權利？

如果立足於摩爾的關於善的倫理學秩序，孔子的倫理學秩序中關於善的思辨與行為，從一開始就不是綜合的判斷，而是一種單向度的分析，這意味著孔子關於善的倫理學，不符合摩爾的倫理學原則。

孔子的善不是簡單的，而是一種分析的形而下的複雜與混沌；不是先驗的善，不是非自然的善，不是終極的善。孔子的善缺乏超驗的追問，他把善的倫理原則比附在人的自恰和一般的自然秩序原則之上。

也就是說，孔子從來沒有深刻追問過，什麼是人，什麼是人類理性秩序，什麼是自然，在我們目力所見的自然秩序之上，是不是還存在一個絕對超越了人類理性秩序和自然秩序的終極的主觀的存在。

理所當然，孔子的善的倫理學原則，就不是不可分析的，不是事物的特定的本質。恰恰相反，孔子的善，依靠人的分析方法，也就是人的主觀選擇來界定，他指向的不是事物特定的本質，而是指向人的有限的行為，指向的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糾纏。

如此，我們似乎可以謹慎得出一個結論，孔子和《論語》從一開始就抬高了人的秩序位置，儒學是一門理性的自負的道德學問，是一個相對的秩序世界裡人與人之間的道德紛爭與道德審判。

需要強調的是，孔子的錯誤形式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是無所不在。在經驗主義的單向度上發現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不單單只發生在儒家思想史之中，在經濟學思想史上著名的功利主義代表性思想家邊沁和他的學生小穆勒這裡，人的幸福就變成了一個可以量化的經濟學指數，一種效益主義的指數，以至於在相當大的影響力範圍之內，功利主義仍然是一種佔據足夠影響力且能夠解釋很多市場現象和人類現象的經濟學思想。

而在和孔子差不多的時代，一個叫做伊壁鳩魯的學者，也在從事著和孔子類似的思考。「陌生人，你將在此過著舒適的生活。在這裡享樂乃是至善之事。」善的定義，在伊壁鳩魯這裡，異化為人類主觀感知的快樂。所以伊壁鳩魯認為，最大的善來自快樂，沒有快樂就沒有善。快樂包括肉體上的快樂，也包括精神上的快樂。

接受過良好聖經訓練的人一眼就能看到，相比於《約伯記》的那種「好人受難」的人生狀態，伊壁鳩魯對人生的體察實在是太短視也太膚淺了。

但伊壁鳩魯的思想嚴重影響到了近現代思想家的思考，由此表現為人們對幸福和快樂的追求。的確，邊沁所建構的功利主義學派認為，「所有人的效用之和的最大化是制定社會政策的基礎，任何社會政策的制定應當最大化所有人的最大幸福。」

經過邊沁的努力，效用主義原則由此成為英國國家的立法原則。但是，邊沁的效用主義原則建構存在兩個重要的漏洞，其一是用所有人的幸福指數和效用原則覆蓋了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的幸福指數和效用原則，這種宏大敘事的思想路徑，對於致力於個人生命秩序建設的哲學基本問題而言，幾乎是錯謬的，甚至是有害的。其二，邊沁對幸福和效用的量的數學界定，忽略了個體的人對快樂與幸福的主觀偏好，忽略了快樂與幸福的多樣性秩序，事實上邊沁的確這麼說過，「如果快樂的量相等，那麼小孩子的圖釘遊戲和詩歌是等價的」。

摩爾對邊沁的批評，就從這裡著手。如同善是一種本質的存在一樣，一定存在著不同質的幸福。在幸福和快樂的命題上，試圖下定義，是危險的，幸福是一個個體的生命的本質體驗，幸福是最初的、最簡單的、不能繼續分析的生命狀態。

摩爾的這句話，差不多就是在宣告，真正的快樂和真正的幸福只能在天堂里才能得到，在我們這個看得見的具體的世界裡，罪惡與苦難才是常態。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場受難記。

如果理解不了苦難，一個人不配討論幸福。

一個人應該怎樣在這樣不可迴避的受難過程中認識自己，這才是重要的人性論命題。人，到底是什麼，汪丁丁教授對功利主義學派以來的效用幸福原則進行了詳細的思想史辨析。理所當然，首先是邊沁和小穆勒的思想，幸福是惟一值得追求的目的。但如果回到亞理斯多德，則人們馬上發現，邊沁學派並沒有首先界定，到底什麼才是幸福。所以，摩爾將功利主義的觀點細分為兩個維度，一是純粹的利己主義，即亞當斯密解釋過的Selfish，完全自我本位主義的無視他人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義；二是適度的功利主義，即斯密解釋過的Self intersted，基於人性真相的、合適的，照顧到了利他主義原則的、綜合的利己主義，也可以解釋為斯密經濟學維度上的「理性的經濟人」。

正是在第二種利己主義的維度之上，亞當斯密建構了偉大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不過，汪丁丁教授提醒人們，在兩種利己主義的思想傳統之上，事實上還存在第三種利己主義的思想資源，這就是「Enlightened egoism」,汪丁丁先生翻譯為「好的利己主義」，另外一種比較聰明的翻譯，叫作「開明的利己主義」，我基於西方神學思想史和哲學思想史的流變，翻譯為「經過了上帝啟蒙的利己主義」。

回到斯密的倫理秩序建構，我終於能夠理解，為什麼斯密本人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論》，一生數次修訂，而對於著名的《國富論》，斯密似乎寫完之後，就放下了。因為斯密認為，他已經在《道德情操論》裡面周密地解釋了「人是什麼」的基本問題，這是關於人的意義的價值想像。而《國富論》之中論述的經濟學市場秩序，不過是人在這個世界上如何讓財富增長的一種工具理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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