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史有多少可信度？忠奸難辨的宋史，它顛倒黑白的功夫有多好？

在宋朝歷史中，忠奸之辯的導向一直不甚明朗。

究其原因，崇文抑武的兩宋，新學、二程、三蘇、張載，當列位大佬級人物各執一詞時，意識形態的角逐悄悄紮根在了兩宋各文化項目之中，於是乎，在官方認可下的各理論體系的評定下，每個人物就有了不一樣的定論。

以岳將軍，呂惠卿和章惇為例，有摘清予名也有一度詬病的。

但就像宋高宗重新修訂的宋神宗實錄，一次修訂，二次修訂等等，究其核心觀點，他們以「矯枉匡扶」為主，而以這樣的方式編纂出來的史書，信史度極其有限。

這兒，我們以一個具體的案例作分析。

秦檜，在他長達14年的當權生涯中，除了宰相一職，他還兼任了國史監修，並擢升養子秦熺為宋史主編，大肆篡改南宋國史。

除他養子，國史編訂人員均為其親信黨羽，史書記：

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

原來，就連評定人物的材料，秦檜也要一一過目，功績多寡要由他來定。

就這樣，岳飛的累累戰功盡皆代換為了不服王命，結黨干政，後世史官記載如下：

自（紹興）八年冬，檜接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

這段文言翻譯過來就是，岳飛因作戰勇武，常有捷報，但捷報一傳進秦檜耳中，必先大加詆毀一番，方上報於當國者。

講真，在岳將軍生前，秦檜尚且如此，更何況是他死後？

當奸佞者開始執筆書寫自己的功績時，以曲代直，混淆是非功過，這樣的史書還能有多少可信度？

就以此論，除了嘆息，還有什麼話兒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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