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關係的雙向崩塌：我們還能怎樣思考張鵬事件

編者按：

迅速發酵的張鵬事件剛剛開始，還在繼續，遠未結束。事件發生在我就讀的學校，事件發生後的參與者中，有我認識的朋友。我無比尊重具有行動力、敢於發聲的女性和男性，所表現出來的勇敢，也百分之一百地由衷欽佩。希望事件發展的方向，能夠朝著理想的目標前進，不被流言蜚語和粗暴刪帖所阻撓。

基於以上最為根本的情感和道德關懷，我也希望能夠把不同的意見與聲音呈現出來。本文作者並不滿意普遍流行的對於校園性騷擾的理解，認為應當關注張鵬事件背後的喪失倫理導向的「契約型」師生關係，並探討究竟何謂真正的「教育」。

本文昨天已由作者在簡書發表，但同樣被刪貼。權力的模糊和延展令人憤怒、迷惑，我們面對著共同的命運與困境。

本文批評的公開信的作者，今天上午表示：「我很高興他可以以學理的形式說出自己的想法，我也很願意跟他探討。」公開信的作者在自己的朋友圈中發表了相對簡短的回應，編者與其溝通後，決定附在文後，一併發出。希望公開信的作者不被內部的質疑、分歧，消耗行動上的熱情與精力。本文只為共同促進對事件的進一步理解和思考。加油。

這是第一篇，後續還有別的作者，別的文章。同時也歡迎其他朋友共同參與討論，歡迎在後台私信、留言。

以下為作者原文。

文/許方毅

在張鵬事件中，一份廣為轉發的公開信獲得了中大人的關注。一些同學誤以為公開信只是要求學校「給個說法」，因此也參與了其中的聯名。但公開信的寫作者並非簡單地表達關注、呼籲問題解決，而且還在暗中推銷一整套制度和觀念。如果細究其立論基礎，就會發現其武斷、荒謬和不近事實之處。校園性騷擾首先是師生問題，而不是性別問題，可公開信卻只關注後者。我們當然都期望問題能妥善解決，可對於校園的制度建設，也應該有多元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斷。以下即是對公開信中提議的一些批評。

每一件性騷擾事件都是特殊的，只有在特殊性中才能發現其普遍意義。事件的主角張鵬老師是這樣一個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知道學生想要什麼，也知道領導想要什麼，然後能以最合乎理性的方式滿足這些要求。這正是他的可怕之處。在正常的評價體系里，他是青年長江學者，是學科帶頭人，是深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不用懷疑這個評價，在性騷擾事件之前，聽過他公選課的學生基本都是這樣說的）。這樣一個美好的形象卻轟然解體了，怎能不給人深深的震驚？

可是，我們是怎樣親手把這個形象塑造出來的呢？在課堂上的張鵬對學生極其不負責任，他只會以討好學生的方式教育學生——基本不備課，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放紀錄片，其餘的時間講講自己經歷的趣事。可是因為他的課輕鬆有趣、能夠拿高分，學生也就會回報他高分。他能以這麼少的精力完成這麼多的開課量，離開了我們這些學生的暗中幫助，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導師評價網上也能看到，大家都知道張鵬自己不做研究，用的是學生的成果，可是對待學生他也算不上刻薄，不是完全無法讓人忍受。他是一個制度上的「好老師」，他把自己的「壞」都藏在科層制的縫隙里，藏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

因此我們看到，他不是一個「家長制」的導師，不會把自己的學生管得很嚴，而一般我們以為這樣的老師更容易性侵。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契約型」師生關係，他給自己的學生資源、給他們好處，也期望著能從學生那裡獲得回報，甚至是肉體上的。這是一種新型的師生關係，而且慢慢在高校中成為主流。

高校不是社會，不能用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解決師生問題，可是越來越多人卻把兩者混為一談。理想中，師生關係應該是一個緊密的紐帶，雙方共享對知識的熱情，組成一個小小的共同體，其間的感情有時還延及生活。可是這一紐帶早已受到無數威脅，師生情感的存在基礎越來越薄弱。學生變得功利，老師變得精明，大家都在奔向自己的前程，而一種真正的教育事業就為之犧牲了。

性騷擾事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沒有上述這種師生關係的轉變、以及對師生情感的新感知，性騷擾難以蔓延滋長。在一封廣為傳播的公開信中，寫作者把全部的立論歸結為這一點：「性騷擾的實質，是性別與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在這一套「本質論」修辭中，性騷擾被直接當作權力的替身，對性騷擾的反思直接被當作對權力的批判，而其他更重要的、也更有價值的討論卻偷偷溜走了。

如果真的因為權力不對等就會導致性騷擾，那麼就必須限制權力，甚至消滅權力，也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防止性騷擾。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常識就能告訴我們，師生之間的性騷擾跟權力沒什麼關係，或者說關係不大——性騷擾不是發生在學生跟老師關係最緊密、老師掌握學生全部生活的歷史時期，在這些時候老師手中的權力是最大的。恰恰相反，性騷擾發生在師生關係名存實亡的時期，發生在教師責任感被利益和生存壓力瓦解的時候。不是師生關係的緊密，而是師生關係的生疏造就了性騷擾的溫床。是倫理的瓦解而不是權力的濫用真正導致了性騷擾的發生。

公開信中接著說道，「此類事件不應簡單地歸咎於個人的師風師德缺陷，而應放到更大的制度、結構和環境中考慮。……究其根本，高校性騷擾的頻發與當前高校性別平等教育及防治性騷擾機制的缺失有直接關係。」我想，公開信不至於想否認師風師德是一個集體現象，它只是認為建設一種公共制度必然跟私人道德無關，而且私人道德反過來是受到公共制度決定的。這也導致，哪怕它提到「更大的結構和環境」，卻僅僅只能考慮空洞的形式上的機制。

這是由「本質論」修辭所自然推出的「制度決定論」。他們想要建立一種制度，通過引入學校的權力來制約教師的權力。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這樣的景象：有些人一面說，行政不要干涉教務，要教授治校，要建立學術共同體；一面又抱怨，學校怎麼還不管管這些「叫獸」呢？看起來簡直精神分裂，難以理解。但其背後天真的想法其實是一致的：教授面對國家，是國家掌握著權力，所以要強調自治；而教授面對學生，則是教授掌握著權力，所以要反過來強調行政。

我們不禁要問，這樣一套性騷擾防治機制要以怎樣的方式運作，才能達到他們想要的效果呢？這樣一套機制首先意味著對師生關係消極性的約束和引導。老師必須對自己的作為有所謹慎，不至於讓學生感到不妥；學生也要避免與老師有過於親密的行為。這不正是「契約型」師生關係所奉行的準則嗎？雙方必須克制自己的情感，在利益交換的基礎上共事。性騷擾防治機制不僅沒有威脅它，相反還促進它的發展，使得「契約型」關係在師生相處時成為更合理的選擇。

為了解決問題，難道我們必須立規立章，進一步促進師生關係的程式化，讓老師只要不傷害學生就能是一個好老師？除了把一種責任感培植在師生雙方的心中之外，還能有別的方式清除性騷擾的土壤嗎？

我們並不是沒有這方面的努力。性騷擾一直被理解為作風問題，在師德師風的語境下對待。這一點一般很難理解，可它背後展示的是對教師人格的整體性要求，以及重建一種緊密高尚的師生關係的追求。師德師風建設是否真的有效，不好說，可是它已經實際運轉著。教授治學，黨委治風，就是目前分工的準則。我們可以批評現在的師德制度沒有處理好性騷擾，但帶著對學校深深的不信任，認為紀委調查就是官官相護，想要在師德制度之外另起爐灶解決性騷擾問題，既不現實，也不可能。

傷害別人的人理應受到嚴懲，但在解決問題時我們也應謹慎，不能被流行的話語所蒙蔽。我們所能做的，是把性騷擾問題重新放回師德師風的語境中討論，同時也在學習生活中發現一些「另類的性騷擾」——教師對學生的怠慢和不尊重。不把性騷擾僅僅作為一項獨立的問題看待，而是注意到這背後所象徵的師生關係的異化和敗壞，也是學校在處理類似事件時應該用力的地方。

批評他人總是比批評自己容易。批評老師、批評學校，有千百人為你撐腰，可是如果批評學生自己，揭露的是自己的缺點，還有幾個人能接受呢？張鵬現象是老師與學生的共謀。沒有把老師身上的資源看得比老師的人格和教誨更重要的學生，沒有把輕鬆獲得的高績點看得比辛苦學到的知識更重要的學生，張鵬這樣一類人怎麼能夠存在呢？

2018.7.9

以下為公開信作者對本文的回應：

「性騷擾」是最近一個世紀才發明的現代詞語，無論中國還是西方，但這絕不意味著這個行為是現代才有的。過去，我們要麼把它命名為「毛手毛腳」，或者以「坊間八卦」「（才子）風流逸事」的話語對之浪漫化和去色情化。換言之，我們的文化和頭腦中都沒有這個「性騷擾」概念。沒有概念，我們就無法指認清楚事物。

今天用「性騷擾」來追認這種行為，顯然是引入了權力關係視角和性別視角，因而也就是要對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關係開火的。但對權力結構開火，會破壞那種無法簡單化約為制度考核的、細緻綿密的師生感情嗎？

我就看到一種觀點，說，這種權力視角和防治性騷擾制度的建立會加劇理想中的師生親密關係的崩壞，說會切割教師的人格云云。儘管這初聽上去是像和性騷擾者以及有類似慾望的看客用來掩飾自己的慾望和動機一樣的狡辯，但我還是願意承認其中的利益無涉以及可取的一面。畢竟，制度總是沉悶的、約束性的，而我們總有情緒需要表達，那是溢出制度之外的東西。不過，我們還是要更細緻地檢視其設立的對立是否為虛假的。

我想，這首先是理想的師生關係模式之辯。是止步於課堂和課題的西方大學制更好，還是將交往滲透到生活乃至感情的東方傳統（比如私塾制）更好，對此我無法給出定論，也不是要另外截然地劃分出東西方的對立——但這的確是傳統和現代的其中一個對話框。如果一味懷舊地將過去的師生關係模式（假如它的確存在）視為一種失落了的理想和原型，進而將晚近的現實設為一種進化上的衰敗，那麼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要做的工作也許是更激進的反叛。在這個意義上，兩方殊途同歸。

201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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