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自我發展中心
創建自我發展中心
為了使所有的人都盡其所能的達到最大程度的自我發展,應當在全球各大城市和各地區建立身體和精神覺醒的自我發展中心。
某些人士由於受到家庭環境的阻礙而不能充分自我發展的,將在這裡得到解放而達到發揮他們的最大潛力,有可能使他們成為有選擇權的人或取得更好的情況:他們七年以後通過了測試,有可能成為有被選舉資格的人。
在這些「中心」里,在專家、心理學家、性學專家、哲學家們的指引下,將可能前進在自我認識的大道上,去除掉各種錯誤觀念,運用各種冥想技巧,打開思想之門去接近無限。
性——心理障礙的首要因素,應當更多運用感官,首先著手去做。
錢遲早要被取消,人類總有一天能自由地毫不花費地滿足自己的性慾,這些「中心」的建立使完全取消賣淫成為可能。事實上,男人們和女人們在「中心」里自由交往,可以在那兒發生雙方都同意的性關係,除了給他人快樂以外,沒有任何補償或交換的東西。心理學家和性學專家將幫助那些有性難處的人,教會他們怎樣可以找到自己的做愛樂趣,並怎樣去誘發做愛對象的歡快。
也希望能開展性教育,在中學裡,教師們不進行性教育或進行得非常差勁,因為教師本身或是十足的性禁錮者,或是羞於出口。而在這些「中心」里將有專家們來講課,他們不僅僅只講枯燥的理論,而且要教會學員們「怎樣進行」的技巧。更為重要得多的性教育是要讓他們知道「怎樣才能在做愛時找到最大快樂」,這才是最重要最真正的自我發展、自我完整。
這個理論上的性教育尤其是可以被實踐所補足。在青少年知道自己可以有獨立的自由的性生活的範圍內,對於明確表示希望能和同意做愛的伴侶去嘗試實踐一下的人,可以在「中心」的啟蒙老師的陪伴下,在現場的專家的指導下進行做愛實踐。「中心」完全能保證完成生理和心理的進展計劃。這樣,我們將可能幾乎完全消滅強暴或性無能。強暴和性無能無窮盡地不可逆轉地傷害了年輕的姑娘們和無知的年輕人。我們也可以使大量不願意生孩子的孕婦不用再花大部分時間去流產,或由於過多的家務操勞而使年輕姑娘們早早衰老。終於可以使我們時代的災禍之一得以瓦解了:因為性病患者的增長主要是由於80%青年人第一次做愛的對象都是妓女。
現有的避孕套可以使年輕人衛生地並原汁原味地享受做愛的歡快,而不冒絲毫風險。從天天相處在一起的「中心」的伴侶中挑選一個對象做愛,而不是在骯髒不堪的賣淫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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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由和自主權
如果兩千年前,人們把與自己想法不一樣的異己分子釘在十字架上,四百年前,人們把異己分子放在柴堆上燒死,那麼今天則給施刑者披上白色工作服以替代榔頭鐵釘或燒火用的堆柴,而把異己分子關進精神病醫院。過去,以宗教的名義或以倫理道德的名義施加刑罰,今日,則以精神健康的名義來執行。利用科學來維持公共秩序,替代了以前的辦法——利用教義。人們不再強迫新「加爾文教派」皈依,而是強迫他們「規範化」。讀到這裡,人人都會想到蘇維埃分裂分子的遭遇,但我卻沒尋找到這麼遠的地方,遠處的狼嚎阻止不了我聽到盤在腳邊的蛇鳴……
我說的是當前情況,1977年就在被認為是高度自由民主的國家——法國,人們能夠把不論什麼人隨便關進精神病醫院,他將必須在既是法官又是政黨分子的精神病醫生面前拿出證據來,證明自己不是瘋子。非常可憐,在某些特定場合下,這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
目前,不論哪位市長對於他認為是有害於本地區公共秩序的人,都有辦法把他關進精神病醫院,讓他在那兒接受審查。我們可以想像:這個人不是危及公共秩序,而是危及了所謂的市長寶座。他能清醒地看到自己就這樣被關進醫院,雖則想盡辦法反抗,但最終還是被精神病醫生判為危險分子,在一定時間內必須關押在醫療機構內。這事實上是毀滅了他的政治生涯,更不用說因精神分析所受到的實際創傷和在精神、心理方面的不可逆轉的傷害。
然而這一切都可以在司法系統之外進行,沒有任何最低級別的法庭介入,沒有任何被關閉者所犯下的最小的應受到指責的罪行!
在前蘇聯都是這樣做的,而且變本加厲已發展成為司空見慣的經常之舉了,但在未來的法國也可能會發展成同樣的情況。應當在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之前就採取措施,因為在今後,連這樣的一個機構也可能被視為是異端的,務必受到精神病患者的待遇。
如果為時還不太晚,那該怎麼辦呢?
首先,在沒有犯下應受到指摘的罪行的情況下,應取消有要求把他人關進精神病醫院的權利,不管提出要求的人是什麼人。
其次,凡被關在精神病醫院的所有住院病人在公眾輿論的關懷下,都應給與自我保衛的權利。尤其是允許他們選擇一位律師,一位負責保護自己的精神病醫生。他將負責向精神病法庭揭示患者可能有些怪脾氣(屬於氣質問題),但不是危害社會的行動上的危險分子。只有在身體上的危險行為才對他人構成危害,而任何思想觀點從來不會使人窒息,但人們以危害倫理為借口進行干預,以此達到現代化的偵查、追逐異己分子的目的。
精神病法庭將由一名檢察官和三名法官組成,可能的情況下還應有一個陪審團,陪審團應是有被選舉資格的人組成。也就是說,應由天才組成的。
被判為應住院的病人,可以像在任何其他法庭上一樣地提出上訴,要求由另一法庭重新審理,除非他在第一次出庭之前犯有應受指摘的罪行。否則,不用關在醫院內。
另一方面,在治療期間,病人可以有他的負責精神病事務的律師在場參與,諸如涉及治療方面的照管,還是疾病的康複發展或視病人的情況提出恢復自由的請求等等。這樣病員將更有保障,防止有人企圖使病人失去個性的行動發生。對病人來說,感覺到有一個公正的人陪伴在旁會得到鼓舞,知道有人正在設法幫助自己儘可能快地走出被關閉的大樓,這尤其是一種加快痊癒的因素。這樣做也可避免住院病人覺得只有自己一個人在抗爭,在和精神病醫生對抗,因為他知道在決定自己能否出院的關鍵方面,這些精神病醫生是不會有什麼同情心的。
使一個暴力的人失去個性是我們所期盼的,但使一個有不同想法的人失去個性則是犯罪行為。希望這種使人失去個性的行動,不論是採用化學方法,還是施行外科手術,或是其他的什麼手段,只在監獄中進行。
這種不能容忍別人有不同於大多數人的想法的非常嚴重的傾向,在法國越來越得到發展了。在這樣的環境中,經常會犯不尊重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錯誤。明顯的事例,如法國田徑聯合會拒絕給世界冠軍居伊·德呂(Guy Drut)發放入境許可,只因為他在奧運會上取得勝利後曾發表過支持改革派的言論。這正是法西斯的做法,這是阻撓一個田徑運動員去實行他的體育活動,原因只是發表了和掌控這項運動的當權派不一樣的思想觀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有分裂分子的言論。嚴重的是:一個國家機構竟然運用這種鎮壓的方法,而且是更嚴重的鎮壓方式:思想鎮壓,即沒有人可以有反對意見。這種不尊重思想自由對一個明智的國家來說是不相稱的,更好說,敢於運用這種手段的人,長期霸佔著他們的職位是不相稱的。不能容忍異己的人和法西斯並無差別,千萬不要和這些人同流合污,否則,有朝一日,他們自身要冒受苦難的風險。這類事在體育聯合會內開始,在集中營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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