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隱喻與涉身哲學 ——認知科學新進路的哲學基礎
原標題：交互隱喻與涉身哲學 ——認知科學新進路的哲學基礎
交互隱喻與涉身哲學
認知科學新進路的哲學基礎
劉曉力
來源：《哲學研究》 日期：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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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認知科學中計算隱喻的局限，近年來建立在交互隱喻和涉身哲學基礎之上的情境認知、涉身認知和動力學認知理論對傳統認知觀念進行了修正，這些新的研究進路揭示了認知過程的複雜特性，提出了對認知本質的新觀念，為人們重新思考身心問題、心靈-大腦-機器等問題提供了新的啟示。
一、認知科學研究的新進路
事實上，在近40年的認知科學的發展中，人們一直致力于思考人類認知的本質，破解主觀的意識經驗如何可能與可被客觀描述的自然事件相關聯這個「世界之結」。由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建立在計算隱喻基礎之上的經典計算主義逐漸暴露出局限性而受到挑戰，一方面，如舒爾茨（M.Scheutz）等人在新的理念下提倡一種新計算主義的研究方向（2002）；另一方面，人們一直在探索突破計算主義的新的研究進路。今天，可以說，認知科學中的計算主義在不斷自我修正中仍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然而，理解認知本質的大一統局面也已經被多樣性研究打破，許多學者從不同方向提出了一些理解人類認知的新理論。甚至有人認為，非計算主義的新範式業已形成，認知科學已經發生了庫恩意義上的「範式轉換」（van Gelder，1995，Lynn Andrea Stein,1999，p.1.）。
在新的研究進路中頗具影響的有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涉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和動力學認知理論（Dynamicist Theory of Cognition）。其中，克蘭西（W.Clancey）的《情境認知》（1996），布魯克斯（R.Brooks）的《寒武紀智能》（1999）無疑是情境認知的代表作。瓦里拉（F.J.Varela）等人的《涉身心智：認知科學和人類經驗》（1991）、克拉克（A.Clark）的《此在：重整大腦、身體與世界》（1998）、拉可夫和約翰遜（G.Lakoff&M.Johnson）的《體驗哲學：涉身認知及其對西方思想的挑戰》（1999），以及多羅西（P.Dourish）的《行動何在：涉身交互的基礎》（2001）等倡導的涉身認知被看作「第二代認知科學」研究的新方向；而格羅布斯（G.G.Globus）（1992），羅伯特森（S.S.Robertson）（1993），西倫（E.Thelen）和斯密斯（L.B.Smith）（1994）的動力學研究則標示著另一進路，特別是馮·蓋爾德（T.van Gelder）和波特（R.Port）在《認知科學的新進路：認知的動力學說明》（1995、1998）中，明確提出將動力學範式（Dynamicist Paradigm）與符號主義和聯結主義範式並列為認知科學的第三種競爭範式。所有這些新的研究中都包含著對傳統的計算隱喻的質疑，包含著對符號、表徵（representation）、計算和規則核心地位的反思，都包含著對認知主體如何與環境交互作用，如何通過感知-思維-行為介入世界等給出新的說明。更重要的是，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進路都藉助了某種包含基本哲學假定的隱喻，反映著不同哲學傳統的內在影響。
二、新計算主義：重新理解「計算隱喻」?
傳統認知科學中至為重要的哲學基礎是功能主義假設和計算隱喻，這種假設將人和其他有機體的認知看作通過輸入輸出符號進行信息處理的功能，把人類心智比喻為計算機，強調「認知的可計算性」。不可否認，這種觀念曾經極大地推進了認知科學以及關於認知科學的哲學解釋，導致了對認知的物理的（physical）、符號的（symbolic）和語義的（semantic）三個層次的說明。
但是，計算隱喻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計算的實現必須首先完成客觀對象的形式化過程。這就必然會遇到三個問題，（1）要使非形式化領域向形式化領域轉變這一過程本身形式化將造成回歸現象；（2）即使已經形式化了的問題還必須是可計算的，即必須存在解此問題的演算法；（3）利用演算法可解的問題必須有一個合理的計算複雜性，但可計算性和計算複雜性是所處理的問題類本身固有的性質，並不依賴於任何計算模型。以計算隱喻為基礎的「思維-認知-信息處理-演算法實現」這種自上而下的實現框架無法超越可計算性理論設定的技術界限。於是，認知科學家為了迴避客觀世界形式化的困難，轉向大腦信息處理功能的形式化並尋求人類心智的演算法可解性。即使這樣，仍然不可迴避如下難題：（1）大腦功能是否可描述為信息處理活動；（2）大腦的信息處理活動是否與思維功能直接相連；（3）大腦信息處理程序的初始狀態是什麼；（4）如何將模擬大腦信息處理的程序與周圍環境相聯繫？此外，恐怕較為棘手的一個問題是，當認知科學家迴避了把客觀世界形式化的困難而代之以人類認知功能的形式化，並且相信存在描述這種功能的計算層次時，他們還假定了所有計算狀態的可物理實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對於計算機程序來講，也許在計算狀態與物理狀態之間可以建立其功能對應，但對於人類心智狀態和其他物理狀態之間是否存在這種功能對應，我們目前並不清楚。針對這一系列困境，舒爾茨在其主編的《計算主義：新的研究方向》中倡導「基於虛擬機的新計算主義方向」，提出「人類心智狀態是虛擬機狀態」的假設，強調了具有構架（architecture）的系統中不同組件的交互作用是其核心所在。於是，在這一假設框架下，心智狀態和認知過程可用虛擬機的「交互作用機制」給出說明。（M.Scheutz,2002）從舒爾茨以虛擬機的概念框架對於認知的新說明中，我們看到了新計算主義從關注「可計算性和演算法」轉向了關注系統構架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事實上，在此之前，斯坦尼（L.A.Steind）在《挑戰計算隱喻》中就已經指出，由於今天的認知科學和人工智慧更加關注涉身性、關注主體和行為，因此，傳統的「計算隱喻已經被交互隱喻所取代」。（Lynn Andrea Stein,1999）。那麼，「交互隱喻」對於認知實踐的說明是恰當的嗎？這種交互是在什麼情境中發生的？「交互隱喻」對於「抽象符號如何獲得實在世界的意義」等經典問題是否作出了實質性回答？
三、情境認知理論中的「交互隱喻」?
新計算主義關注焦點的轉移除了一些不可克服的理論內部的困境外，其外部動力至少還來自像情境認知和涉身認知等其他非計算主義研究進路的挑戰，這些研究在認知科學的不同領域，如發展心理學、人工生命、機器人理論、認知語言學和心靈哲學中都或多或少得到了體現，也相應地產生了一個豐富的交叉科學研究領域。機器人學權威布魯克斯在《沒有推理的智能》和《沒有表徵的智能》（1991）中提出，以現有的計算機理論體系結構為基礎的人工智慧沒有反映生物系統的智能，人和其他動物是通過學習來改變他們的行為並使其更好地適應環境來認知的，因此，我們應當沿著進化的階梯自下而上地探尋智能的源頭。「當我們研究了非常簡單的低等智能時，發現關於世界的清晰的符號表徵和模型事實上對了解認知起到了阻礙的作用，這表明最好以世界本身作為模型」。（R.Brooks, 1999,pp.80-81）他期望建造與人類共存於世的人工造物（系統），它們是完全自主的能動的行動者，這些行動者通過控制整個系統的不同層次直接與環境作用，在其動力環境中可以隨機應變地恰當處理問題，有適應環境和利用偶發環境調節自身行為實現多種目標的能力。布魯克斯還概括出了理解認知的四個關鍵概念：（1）「情境性」（situatedness），指認知主體處在直接影響它們行為的情境中，其行為是靠具有動態結構的目標驅動的，完全不需要涉及抽象表徵；（2）「涉身性」（embodiment），認知主體利用驅體、感知器官、視覺系統等進行認知，他們有來自周圍環境的直接體驗，其認知行為是涉身的；（3）「智能」（intelligence），智能的來源不限於計算裝置，還來自周圍情境、來自[機器人]多感應器間的交互作用以及主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4）「突現」（emergent），智能是由系統的多部件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與環境交互作用所突現出來的總體行為。（R.Brooks, 1999, pp.133-186.）
由於傳統人工智慧的核心觀念和方法主要來源於笛卡兒身心分離的思想遺產，他們假定心靈的功能是可由清晰的支配符號的規則解釋的，因此其核心要素包含表徵、形式化和基於規則的符號變換，認知被理解為基於清晰的形式化規則操作抽象符號表徵的活動。按照情境認知理論，以這種「抽象符號表徵隱喻」說明認知其缺陷在於，它使符號加工的內在場所、符號的意義世界、主體行為所涉之外部世界三者相互分離，也排除了對敏感性心智內容加工的可能性。顯然，情境認知理論對傳統人工智慧的修正恰是企圖通過倡導動態性和相互關聯性彌合感知-行為的鴻溝，而且不主張在心理狀態與行為之間以各類抽象表徵作為內部連接。這種突出情境性的模型，可稱作「情境中的目標導向的與環境同步的行為模型」。正如布魯克斯所描述的，「在本質上，我們是想建立一種以外在世界為中介，存在於感知與行動之間的恰當的有效調節的反饋機制。我們需要走出完全以抽象方式思考世界的藩籬，而代之以考察正常的行為過程，這種考察能積極地預先把握可達到目標的合適的物理環境，因為由感官輸入所監控的主體行為只有在合適的環境中才是主動積極的。」（R.Brooks, 1999, p.109.）
此外，情境認知不僅強調認知中主體與高度結構化的環境的交互的重要性，同時還強調一種第一人稱視角。「我們看作心靈和智力的成熟的認知能力可能更像航海，而不是單純的生物大腦的機能。航海是對一個包含個人、儀器裝置和實踐擴展的複雜系統有機協調突現出來的。我們平常所認為的心理機能可能同樣被證明是擴展的環境系統的特徵，而人的大腦僅僅是這系統的（重要）部分」。（A.Clark, 1996, p.214.）這裡我們看到，對認知過程的情境性說明把作為計算裝置的心靈完全轉變為了有機體內部及其與環境時實的，由目標驅動的交互作用，強調了在與環境作用中基於行為的認知主體的能動性，在我看來，這是以「交互隱喻」代替傳統的「抽象符號隱喻」來說明認知的本質。
四、認知的「涉身性隱喻」?
自1995年以來，與情境認知同行的非計算主義者大都被列入涉身認知研究者的行列，或者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講，情境認知是涉身認知理論的一部分。所謂涉身認知是一種對有機體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在認知發展過程中重要作用的說明，強調「涉身」是認知的必要條件。哲學上，這種認知理論試圖對心-身-世界之間的交互方式給予理論說明。涉身認知理論首先建基在如下經驗性假設之上，「大多數實在世界的思維是發生於特殊的複雜的環境中，往往有著非常實用的目的，而且需要控制外界並利用與外在事物互動的可能性」。「因此，認知是一種高度涉身的、情境化的活動，甚至思維的存在應當首先被看作是行動的存在」（Micheal L.Anderson, 2004）。依照西倫的表述，「認知是涉身的，意味著認知是從身體與環境的作用中產生的，從這種觀點看，認知依賴於某種類型的經驗。它們來自具有特殊的感覺運動能力的身體，這些能力與形成記憶、情感、語言和生命的其他方面的基質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這種觀念與占統治地位的把心靈看作一台只涉及支配能夠恰當表徵世界的符號規則和程序的機械裝置的認知觀念完全相左」（Ester Thelen,2001）。一般來講，涉身認知包含的核心假定大致可以概括為：（1）實時發生的全方位的行動是第一位的；（2）涉身的方式決定認知類型；（3）認知是建構的。涉身認知學者為這些假定提供了相應的案例研究（Monica Cowart, 2005）。因此，拉克夫、約翰遜對30年來認知科學的成果提出了三個總結性斷言：（1）心靈本質上是涉身的；（2）思想大部分是無意識的；（3）抽象概念大多是隱喻的（G.Lakaff&M.Johnson, 1999,p.5.）。
在涉身性研究學者眼中，「涉身」的概念不僅包括了以身體為基礎的、具體的、定域性的和參與生活世界交互作用的稍窄的含義，還包含了如下更寬泛的含義（Micheal L.Anderson, 2004,3.）：
（1）生理學的，「心靈本質是涉身的」不僅僅因為所有心理過程都是神經例示的，也因為我們的知覺和運動神經的獨特之處對我們定義概念、合理推理起到了基礎性作用。我們的意識器官、視覺系統等生理學設計對意識內容以及所有在其中出現的表徵的結構都有著直接的影響，也預設了對高級抽象概念的生理界限；（2）進化的，認知主體的進化和理性的進化是涉身性的重要方面，「『理性是進化的』這一發現完全改變了人類是唯一的理性動物的觀念，理性不是區別於我們和其他動物的本質特徵，相反，理性恰好將我們與其他動物同時置於進化的連續統中」；（3）實踐活動的，動態的主體與世界的交互引起主體的實踐活動以及這種活動與思維、問題求解和符號變換之間的內在關聯；（4）社會文化情境的，實踐活動和與環境的交互方式本身既可以看作生存方式，也可以看作一種認知策略，也是作為中介的一般的認知方式。這種交互本身總是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情境中被建構的。
可見，認知的「涉身性隱喻」也是「交互隱喻」之一種，只是更加體現了主體與世界交互的緯度，體現了生活世界的意義。「涉身是我們與世界交互並使其具有意義的特性，涉身不僅意味著身體例示，涉身交互就是通過與人造物交互來創造意義、操控並改變意義的」。（P.Dourish,2001,p.216.）同時還包含了對社會歷史文化情境中的實踐意義。
五、複雜系統認知理論的「突現隱喻」?
與涉身認知關聯的沿著非計算主義進路研究認知的動力學理論則將認知活動看作複雜系統的突現（emergence）性質，這類理論的核心是所謂的「突現隱喻」。
布萊頓貝格（Braitenbeng）1984年就提出智能可能是從人工神經元部件的交互作用中「突現」出來的觀點。協同學創始人哈肯（H.Haken）1996年在《大腦工作原理》中認為，大腦是一種具有突現性的複雜的自組織巨系統。1995年馮·蓋爾德在那篇著名論文《假如認知不是計算，會是什麼？》中提供了對於理解認知的「動力學假說」（Dynamicist Hypothesis），「自然的認知系統是某種動力系統，而且從動力學眼光理解認知是最好的[途徑]。」（T.van Gelder，1995，p.347.）依照他的理論，認知科學傳統範式對認知的理解最為要害之處是脫離了時間緯度，而大腦是隨時與外界有信息交流的，「與其說認知過程是『無表徵的』，不如說是『在某類非計算的動力系統中存在狀態空間演化』的」。他利用狀態空間、吸引子、軌跡、確定性混沌等動力學基本概念來解釋與環境交互作用的認知主體的認知過程，用微分方程組表達處在狀態空間的認知主體的認知軌跡，通過對一定環境下的認知主體的思維和行為軌跡的分析考察整個認知活動，以動力系統模型揭示認知不是孤立的事件狀態，而是一系列認知事件狀態的過程這一本質。[①] 有人認為，在新一代聯結主義觀念指導下設計的人工神經網路就是某種非計算的動力系統，遺傳演化和群體的非經典計算理論則是神經聯結主義理論與動力系統理論的聯姻。丘奇蘭德和謝諾沃斯基（P.S.Churchland &T.Sejnowski）（1992）就曾指出，聯結主義承諾的是「通過構架的低層神經網路的作用將能達到複雜的認知效果」，「突現性是以系統的某種方式依賴於低層現象的高層結果」，並且認為,「直覺過程是一種亞概念的（subconceptual）聯結主義動力系統，它不接受完全的、形式化的、精確的概念層次的描述」，「用亞概念網路把自然認知系統看作是神經動力系統當是最好的理解。」
此外，艾德爾曼（G.M.Edelman）在《意識的宇宙》（1998）中也明確提出一種假設，認為意識是湧現於集群系統動力學的。他指出，對意識經驗有貢獻的神經元集群的某個子集必須既具有高度的整體性，又具有高度的複雜性。艾德爾曼將這種隨時間變化的神經元集群子集稱為「動態核」，作為意識經驗基礎的神經過程就發生在這種動態核上。在研究腦的神經動力學時，艾德爾曼認為，有一種依賴於丘腦皮層網路和其他網路中信號循環傳輸的「再進入過程」，它是腦內相互聯結的區域之間不斷進行著的並行信號循環的相互交換，這種相互交換不斷協調著這些區域在時空兩方面彼此映射的活動。人的意識和心智活動是動態的達爾文過程，人類的認知活動是腦與身體以及環境交互作用時通過選取神經活動的某些分布模式實現的。（傑拉爾德·埃德爾曼，顧凡及譯《意識的宇宙》，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第9-11章）著名的裂腦研究專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佩里（R.Sperry）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突現決定論」（Emergent Deteminism），認為意識是腦活動的突現特性，它與神經機制有關，但不能還原為腦的神經機制。產生自我意識的腦神經過程包括許多從簡單到複雜的系統，而且高層系統控制著低層系統行為。1991年他又傾向於「突現的下向因果機制」說明：精神和意識是大腦的整體性質。在認知過程中，神經元事件可看成是嵌入在更高層次的因果現象之中。在大腦活動的因果鏈中，意識經驗以不可還原的突現形式出現在大腦過程的較高層次上。這些突現的心靈實體不僅在認知水平上交互作用，而且，對作為組分的神經元的活動實施自上而下的控制。僅靠化學和分子生物學不可能對大腦功能作出完整的解釋。統一的主觀意圖必定因果地控制每個腦半球的神經元的激發模式。包括信仰和價值觀念的整個精神系統具有因果效力地控制著人的大腦行為。（斯佩里，2004-3）
複雜系統認知理論與傳統理論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錶征的不同理解。如前所述，在傳統認知科學範式中大家似乎都默認著一個假定，「沒有表徵就沒有人類認知」。然而，動力學者認為，一個動力模型應當是「無表徵的」。（G.G.Globus 1992,Thelen and Smith 1996;van Gelder 1993,1995）智能行為是感知-動作同時協調的結果，感知-動作的神經結構和組織過程是在運動中創造的，是在不斷激活、競爭選擇和重新組合過程中得到的一種自組織機制，並不依賴於任何形式的表徵和計算。馮·蓋爾德認為「表徵概念對於理解認知是不充分的一種詭辯式的東西（van Gelder，1993，p.6）。西倫和史密斯更直接宣稱「我們根本無須建立表徵」！（Thelen and Smith 1996，p.338）布魯克斯認為，「在智能系統的建造中，表徵是完全錯誤的抽象單元。」複雜系統理論對於計算主義提供了有價值的反思，展示了人類認知行為的複雜特性，動力系統的描述對認知行為的連續性也提供了隨時間變化的自然主義說明，甚至有人認為它是認知科學最具生命力的新的方向。但是，以複雜系統的「突現」代替「計算」，雖然包含了某種定量分析，但由於突現的機制不能完全刻畫，在我們看來仍然不過是一種新的隱喻。
六、涉身哲學及其啟示
認知的涉身性研究也許直接的起因是對傳統認知理論中的計算隱喻進行修正，但其哲學是基於胡塞爾（E.Husserl）和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生活世界」的涉身哲學思想。
按照胡塞爾現象學觀念：我們所談論的世界與主觀被給予的方式之間的相關性是先驗的。這種先驗的相關性就是事物之為現象的根本，事物必然與顯現（即給予-接受活動的方式）或與對象-意向活動相關聯。存在就是顯現的存在和存在的顯現。生活世界不是一個自在的世界，而是與人的活動相關的世界，是具有人的意向性視域的現象世界。在我們能對世界反思和進行科學解釋之前，我們已經處在對世界的經驗中了，我們與世界有了涉身的意向性和生存的適應性。梅洛-龐蒂認為，世界整體絕不是一個對象，而是一個視域，這個視域將我們圈在裡面，我們生活於其中，我與世界是扭結在一起的。世界是進入人的實踐領域的世界。因此在生活世界中，我們需要從認識論理性的簡單性回到生活世界的複雜性，從身心分離的人回到涉身心智，回到涉身經驗的人，從理論狀態回到生存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是不可分離的，世界就在裡面，我就在我外面」。因此,知覺和心理的內在表徵總是發生在情境中的,是由涉身主體在與世界持續有目的地打交道中建構出來的。
依照涉身哲學理論，我們對世界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和範疇化（categorize）是基於我們的涉身認知方式能動地建構的。涉身認知的方式不僅制約了我們與世界可能的交互方式，特殊的涉身認知方式也決定了世界展現於我們的方式。事實上，某種環境特徵是依賴於大量相關因素而重構的。例如，人類往往表現出目標定向的行為，從而能動地建構感覺運動方式用來表徵那些與相繼呈現出的目標定向有關的環境特徵，依賴於有機體在環境空間中呈現任務的不同方式，相關的環境特徵也是以不同方式被我們觀察到的（Monica Cowart, 2005）。
這些哲學假定對傳統認知理論關於心靈-世界的觀念提出了深刻質疑。傳統的認知理論一向認為，世界有一種預先給予的特徵集，這些特徵是可以「世界之鏡」的形式得到表徵的，對世界的理解首先表現為我們藉助符號化的表徵系統進行問題求解的過程；認知只是有機體在被動受限的進化環境中表現出的生存能力。因此，對於認知的本質可以完全聚焦於有機體的內在認知過程來理解。這種孤立的對認知的理解顯然完全忽視了對認知發展的說明。而涉身認知理論認為，思想首先產生於有機體在其環境中的意向性行為能力，更確切地講，意味著有機體通過控制自身環境並採取一定的行為，從而發展出一種基於感知和運動能力的對世界的基本的理解，這種理解是朝著更複雜的高等認知過程邁出的第一步，沒有這些行為的實現機制就沒有思想和語言的產生。
涉身哲學研究的一個鮮明的傾向是對西方傳統理性觀提出修正。如上來自認知科學的三大經驗發現是企圖終結兩千年來關於理性的先驗哲學思辯，根本上改變西方傳統的理性觀。因為，在他們看來，兩千多年我們一直用理性來定義人類的本質，理性主義所推崇的一致性、確定性和完備性信念不僅確定了我們描述世界的方法，世界也同樣成了這組信念所規範的存在，即一種概念化和範疇化的存在。於是，世間就如同理論規範所描述的那樣，一切確實的事情都必須經思維的程序化論證才具有其合法性，以致存在的確定性還要由論證的確定性來保證。而涉身認知學者關於理性的立場則是：（1）理性並非如傳統認為的是非涉身的抽象能力，而是源自我們的大腦、身體和親歷經驗的本性；（2）理性是進化的，因為所謂抽象的理性是建立在較低級的的動物知覺和運動能力基礎上並運用它們的推理形式的；（3）理性並非是先驗意義上「普遍的」，它不是世界結構的一部分，它的普遍性是由於它已經成為被所有人普遍分享的能力，而使它得以分享的是以我們的涉身心智方式存在的公共性；（4）理性並非完全有意識，它通常是無意識的；（5）理性並非純粹真實的，很大程度上是依賴隱喻和想像的；（6）理性並非不含情感色彩，而是涉及情緒的。而且，這種理性觀的轉變也是我們對人之所以為人的理解的一種根本轉變。（G.Lakaff&M.Johnson,1999,p.3.）
傳統認知科學的基本哲學假定是身心二元論，研究的對象是認知個體的內部狀態和過程，藉助的手段是純粹抽象的符號表徵，研究方法是與有機體相分離的，但它的終極目標卻是尋求普遍的支配人類認知的統一原則。與此相應的對於心靈的黑箱式的功能主義和「計算隱喻」曾深刻影響了科學的哲學說明；表徵和計算的模式不僅極大地支配了認知科學的哲學和修辭學，也支配了認知科學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學的實踐。涉身哲學思想也許能夠對於如何反思笛卡兒的身心二元論提供新的啟示；對於我們理解人類認知與世界的關聯提供一種新的說明，對於認識論中如何將認知因素和社會因素進行整合提供某種理論依據。但是，以涉身認知理論對涉身性如此廣義的說明，要麼使我們停留在與世界的涉身交互這樣的模糊隱喻中，要麼將心智降至社會-文化-歷史情境中隨時間變化的適應性能力，真的能夠揭示胡塞爾意義上的生活世界中純粹先驗自我的意義，從而破解「世界之結」嗎？
如果把「情境」、「涉身性」、「交互作用」、「動力系統」和「突現」這些概念所反映的不同側面關聯起來理解，我們似乎看到一幅涉身認知的生動圖景：認知是依賴於我們的有機體的「在世的存在」，依賴於我們不同的經驗種類的，依賴於認知主體的語言、意向性行為和社會-文化-歷史情境的。認知不是孤立的事件狀態，是生活世界中事件狀態的序列構成的過程，而這種過程是認知主體在涉身於世的交互作用中生成的。[②] 這樣一幅圖景無疑對傳統認知理論提供了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但依我個人之見，符號表徵隱喻也好，計算隱喻也好，甚至交互隱喻、涉身性隱喻和突現隱喻也好，都是對於人類認知的不同側面的說明，如果認知並非如傳統計算主義者所描述的那樣，僅僅是人類頭腦中的符號信息處理過程，那麼，否認了表徵的重要作用而只強調主體與世界的涉身交互的社會建構說在消解了一些理論疑難的同時，是否會因為其缺少必要的規範性其解釋力大大下降呢？從已給出的計算主義和非計算主義基本假定的劃分中，我們似乎看出，情境認知、涉身認知和動力學認知研究的進路有可能在這些新隱喻和哲學觀念的引導下產生新的實踐研究範式，甚或為科學理論的說明提供某種概念框架或理論規範，這些規範將對於我們的科學實踐具有某種助探式功能。
但是，認知科學畢竟是一個不夠成熟的學科，其實踐過程中的困難還依賴於諸多學科的進展，也依賴於物理實現條件和經驗的檢驗。事實上，至今對於人類是否按照符號和命題那樣的精神實體來表徵事物，心靈是如何運作的基本問題我們無法做出真正的裁決。心理學、人工智慧、神經科學、生物學和複雜性科學的成果為我們提供的事實仍然十分有限，計算主義和非計算主義者雙方似乎都有強硬的支持證據。而重要問題是，迄今為止，我們對認知科學具有決定意義的一些基礎性假設既沒有提供足夠的令人信服的經驗證據，也沒有對其展開充分的哲學論證。我們相信，只要人類對智能的本質，對心靈的本質沒有獲得完全的理解，認知科學還將繼續走在探索新範式的道路上。新的研究主題將如何變化、與傳統研究的區別何在，它們的哲學基礎是什麼，以及諸方案的內在協調性問題仍將是有待解決的問題。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涉及到實在論傳統與現象學哲學傳統的爭論也將繼續，人工智慧的成敗，甚至認知科學的成敗並不能終止人類對自我本真意義的永恆的哲學反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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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單位?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Interaction Metaphor and Embodied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Some New Approach to Cognitive Science
Liu Xiaoli
Abstract: To eliminat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omputational metaphor, situated cognition, embodied cognition and the dynamic theory of cognition have revis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cogni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approach to cognitive scienc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metaphor and embodied philosophy reveal the complexities of cognitive processes, provide the new concept about the nature of cognition and the new enlightenment on reconsidering such as the problems of mind-body and mind-brain-machine.
[①]馮·蓋爾德等人曾分析了認知科學的幾個動力學系統模型，它們包括（1）羅伯特森（1990）的循環原動力行為模型；（2）斯卡德（Skarde）和弗里曼（Freeman）（1987）藉助複雜動力系統理論描述感受器官的神經系統的各種複雜狀態、包括描述混沌神經元活動及其有規律的軌跡而提出的一個精緻的嗅覺球狀模型)；（3）湯森（James Townsend）（1992）的動力振動理論模型（van Gelder，1995，p.357）；此外，還有埃瑪爾（Jeffrey L.Elmural）關於語言的動力學認知模型，吉特迪（Marco Gitorti）在《關於認知的幾個動力學模型》中給出的關於意識的動力學模型的其他例示（van Gelder，1995）。
[②]瓦里拉在《涉身心智》中特別引入了「生成的」（enactive）概念說明這一過程。（F.J.Valela, 1991,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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