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正德青花碗背後的帝王宗教信仰之謎
金立言：藏在正德青花碗背後的帝王宗教信仰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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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言，北京人，回族，1996 年赴日本留學，2005 年畢業於慶應大學藝術史博士課程。2005-2006 年任香港佳士得國際 拍賣有限公司瓷器部專家，2007-2014 年任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陶瓷部高級業務經理，期間負責明清官窯瓷器和宜興紫砂的相關工作，主持專場拍賣，獲得海內外收藏家及研究者的高度評價。迄今為止，已發表多篇陶瓷研究論文，同時應邀在中國內地及香港、日本等地多次演講。現為佳趣雅集、中漢拍賣及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學術顧問、清華藝術鑒賞研修項目客座教授、獨立學者。
伊斯蘭圖案紋飾除了符合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審美趣味，其充滿自然、優雅、夢幻的藝術魅力，當它們與中國傳統工藝美術互相交流、互為借鑒、相互交融之後，便賦予作品以全新的文化內涵，從而帶給人們異樣的審美衝擊。
清 廣彩阿文大碗
據文獻記載，早在唐代，我國瓷器上就出現有伊斯蘭文化風格的紋飾。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在中國陶瓷輸往伊斯蘭地區的同時，伊斯蘭裝飾藝術也對中國陶瓷的器型和裝飾產生了影響。
伊斯蘭教裝飾藝術中的植物圖案、幾何圖形和書法文字被普遍地用於陶瓷、金屬、染織、玻璃工藝及玉器等工藝美術中，其中以制瓷成就最為突出，並且在很多伊斯蘭國家中，陶器是藝術表現最高形式之一。
清康熙 青花阿拉伯文筒式爐
明代官窯中的伊斯蘭文化影響
明朝是伊斯蘭教在中國迅速發展的繁榮時期，也是回族在我國最終形成的時期。這是因為自唐宋以來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波斯、中亞等地商人、傳教士等從海陸兩路來華，其中有些不歸者散居各地，娶妻生子。這些人保持著原有的生活習俗與宗教信仰，成為回族的部分先民。
明清時期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的瓷器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也是比較重要的一類，是正德時期的官窯瓷器，這類主要供宮廷使用；第二類是具有伊斯蘭文化的民窯瓷器，主要用於國內部分穆斯林使用，不外銷；第三類就是針對伊斯蘭地區市場的外銷瓷。
由於統治者對伊斯蘭教的接納和認可，明代成為中國伊斯蘭教內部發展、完善並成型的階段。據史書記載介紹：「為尊重穆斯林的宗教活動，明朝修建了許多清真寺以示恩眷，同時重用穆斯林，吸收其中的精英到朝廷任職等，對伊斯蘭教的尊崇也表現在對其文化的兼收並蓄上。永宣青花的伊斯蘭風格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中形成並逐漸強化。
明代正德皇帝對宗教的態度是兼容並蓄，且身體力行。他通曉佛經梵語，自封大慶法王，迎請活佛。但是，反映佛教氣息的紋飾在正德官窯上卻很少見到，只有散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等公私機構的數例書寫八思巴文子四字款的龍紋碗盤。
究其原因，在官窯的燒造上，在他身邊的回人太監及寵臣等可能發揮了重要作用。帶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青花瓷器一定都是六字官款，迄今沒有一件例外，這表明當時有明確的寫款規章，以突出此類瓷器的規格。
另外，我們注意到此類器物中，文房用具佔了相當比重，而且都是不見於前朝的創新品種，包括硯屏、瓷硯，兩種造型的筆架，各式七孔花插，各式香爐、盒子等，這些造型的官窯均非用於外銷，其用途限於宮廷之內。正德之後，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裝飾題材再也沒有出現在官窯瓷器。」
故宮館藏正德官窯青花筆架
正德官窯最引人注目之處，即是大量出現的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為裝飾的瓷器，而其書寫內容多與伊斯蘭教涵義有關。明正德青花纏枝蓮阿拉伯文仰鍾碗，碗器身每朵蓮花上各書一阿拉伯文單詞，且帶有標音符號。
5個單詞依順時針漢譯為『願安拉憐憫的阿里說：抓住那個光明的，遠離那個污穢的。』其中，『阿里』應指伊斯蘭時代初期的第四任哈里發阿里·本·阿比·塔利卜（Ali Ibn AbdTalib），他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同時也是伊斯蘭教『什葉派』的精神領袖。」據了解，該碗於傳世類品中僅見一例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明正德青花纏枝蓮阿拉伯文仰鍾碗
正德時期在中國陶瓷史上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時期，統治者的喜好也推動了伊斯蘭藝術的發展，裝飾中出現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書寫。以這兩種文字做裝飾，在瓷器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只是作為一種點綴，字數極少。而明正德時期卻以大段《古蘭經》箴言、聖訓格言，以及讚頌真主安拉和貴聖穆罕默德的字句題寫在器物上，具有宣揚宗教的意味。
史書記載，正德時期具有伊斯蘭元素的瓷器很多是典型官窯器物，幾乎所有器物上也都書「大明正德年制」官窯年款。伊斯蘭地區也有很多這樣永宣時期的瓷器，質量毫不遜色，但是不帶年款。
明代早期永宣時期生產了大量的伊斯蘭瓷器，尤其是造型方面，很多器型直接來源於伊斯蘭金屬器，某些裝飾也採用伊斯蘭紋飾，這種現象在明代之前或是之後都很少。「
永宣時期官窯有一些受伊斯蘭文化影響，是可以量化的，但是民窯就不固定，可能是穆斯林或清真寺有特殊需求去定製，屬於個案。清代以前，嚴格意義上講應該叫貿易瓷，其生產並不區分是內銷還是外銷。
明代生產的對內和外銷瓷器以及賞賚用瓷器一般是由同一窯口生產，清代則不同，外銷瓷從裝飾到器型都是針對外國生產，並出現很多專一生產外銷瓷的窯口，來樣加工，不對內銷。」
清乾隆 青花祥雲阿拉伯文筒式爐
特製外銷瓷成文化交流使者
為了迎合伊斯蘭民族的審美需要，在商貿往來過程中，一部分外銷瓷受伊斯蘭審美意識影響，出現許多具有伊斯蘭裝飾風格的中國外銷瓷。早在唐代，長沙窯瓷器中造型有雙系，有銴的壺類便於提攜，符合西亞人用大壺、大罐盛水，頭頂器物行走的習慣，很受西亞市場的歡迎。長沙窯還創燒了方形、扁形和魚形的穿戴背壺，便於商旅行走攜帶。
伊斯蘭裝飾藝術中常用的聯珠紋在長沙窯瓷器中作為裝飾紋飾被採用。揚州博物館藏唐代長沙窯釉，下褐綠彩聯珠紋雙系罐上，即用褐綠雙色的聯珠繪飾瑞雲紋和兩支綻放的蓮花。植物紋是長沙窯紋飾的一大特點，由於對伊斯蘭文化區域的外銷，中亞、西亞盛產的椰棗紋、葡萄紋也出現在長沙窯的瓷器上。
在外銷的長沙窯瓷器上甚至出現了「真主最偉大」等伊斯蘭宗教頌詞的書法裝飾，受到中亞、西亞市場的歡迎，長沙窯瓷在唐代雖然晚於邢窯、越窯，但很快後來居上，成為我國早期外銷瓷中的佼佼者。
清代中晚期的景德鎮瓷器上出現幻方紋飾，多用於外銷伊斯蘭市場。關於幻方紋飾，金立言這樣解釋道：「幻方盤紋飾獨特，源於伊斯蘭教蘇菲派，被稱為『圖曼』，英文譯為『幻方』(Magic Square)，是一種傳統數字遊戲，使行列和對角線的數字之和相等。這種紋飾的作品至今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中皆有所見。」
清中期 釉上彩幻方盤
每個國家的文化藝術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起來。有研究者指出：「器物作為一種審美傾向的載體在東西方之間流動，無論是瓷器的景物圖案，還是漆器的山光水色，都在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把這種審美傾向通過器物之載體傳播出去。」
自元代起，回族在中國生根發芽，青花的起源也和元代有關，包括「蘇麻離青」的引入與元明以來中國和伊斯蘭國家的交往，尤其是鄭和下西洋與西亞、南亞、東南亞以及非洲等伊斯蘭國家文化和物質的交流密切相關。
伊斯蘭圖案紋飾除了符合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審美趣味，其充滿自然、優雅、夢幻的藝術魅力，當它們與中國傳統工藝美術互相交流、互為借鑒、相互交融之後，便賦予作品以全新的文化內涵，從而帶給人們異樣的審美衝擊。
有學者甚至認為，明代陶瓷工藝能達到精美絕倫的境地，與明代中外文化的廣泛交流、陶瓷之路的繁榮有很大關係，特別是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更有著密切聯繫。
《朝鮮王朝實錄》中有關正德宮廷的記載
探討正德官窯阿拉伯文及波斯文瓷器的歷史背景時，常常提及明武宗正德皇帝寵信太監，不拘禮法，身邊多有「回回人」等事。事實上，官窯瓷器的燒制一定有「官樣」的存在，《大明會典》中記載「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燒造供用器皿等物，須要定奪樣制，計算人工物料。如果數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窯興工，或數少，行移饒，處等府燒造」。文中的「定奪樣制」指出官樣的存在。的確，近年發現的龍泉楓洞岩窯出土品中多見與洪武永樂景德鎮官窯相同的器形紋飾，可印證文獻記載。再如《英宗實錄》正統九年條記載燒造青花龍紋大缸有瑕疵，太監王振上奏英宗，「遣錦衣衛指揮往杖其提督官，仍敕內官齏樣饒州，更造之」。這裡明確提到的「齏樣」即「發送官樣」之意。又如研究者經常引用的萬曆年間《廣志繹》中評論宣德成化二窯的一句話「二窯皆當時殿中畫院人遣畫也」，可知官樣出自畫院。
據台北故宮博物院翁宇雯的統計，正德阿拉伯文官窯瓷器大概占正德官窯器的三分之一，達到七八十件，再加上歷年出現於藝術品市場的同類可信器物，至少有百餘件流傳於世。近年以來，城市舊址及景德鎮窯址又陸續出土了數量可觀的正德官窯殘片，其中一些也帶有阿文裝飾（圖14），值得重視。正德官窯阿文作品不僅紋飾特殊，器形方面也新穎別緻，很多立件的所謂琢器都是正德時期所僅見。比如此次展出的青花大罐，器身至底足部分呈現雙重構造，視覺上整個罐被下層圈足承托起來，出乎常規，獨自創新，完全不見於前後時期的官窯瓷器。那末，如此標新立異的官樣由誰制定，又始自何時呢？
圖14：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殘片/筆者收藏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武宗對宗教的態度。在此，《朝鮮王朝實錄》中的一則記載非常重要，可知早在正德三年，皇帝本人就對伊斯蘭教抱有濃厚興趣。這是朝鮮使節在正德三年二月歸國後將其見聞彙報給中宗大王的內容，原文如下：
「臣三度赴京。向者見老成人滿朝，今則皆辭職引去，只有三閣老李東陽耳。此無他，幼少之君，不樂聞善言，故善類皆引去耳。諫官多有被罪者，是必因言事而貶也。然百姓憂嘆之聲，未之聞也。視朝不早，或至日昃，朝臣至有凍足蹴地者。六部公事，一從所奏，不加可否。宮中多作兒戲之事。聞回回人不食他人所殺之肉，必手宰乃食，且有善心讀經等事，迎入闕內師事之。臣等常時朝會，不得見皇帝之容，只於祀天祭省牲時仰視之，則皇帝尚有兒氣。崇寵宦官，宦官所言，朝臣莫不順從。請託公行。臣等奏請之事，李珍請於劉瑾，俾傳請於禮部，乃得成事。朝臣有論朝廷得失者，指以為奸臣而罪之。以此曉諭百官，誰肯有言事者乎？然時無暴虐之政矣。且於宮中開市肆，以內帑金銀雜物設為交易之事，令人貿賣而觀之」。
旁觀者清，以上記載不僅生動描述了正德早期疏於朝政，寵信宦官，兒戲宮廷的狀況，而且提到「聞回回人不食他人所殺之肉，必手宰乃食，且有善心讀經等事，迎入闕內師事之」這一重要信息。按照常理，若是儒家經典的話，不用專門迎請回回人講義，參考上文提及的書寫古蘭經文的青花硯屏等實物資料，這裡的「善心讀經」，應可理解為「做善功誦讀《古蘭經》」之意。
有關武宗和「回回」的關係，同書還有三條有趣記載。
「帝又屢幸會同館，與韃子，回回等諸酋相戲，使回回具饌物，帝自嘗之。或著夷服，以習其俗。出幸無常，太監小宦等輪次遞宿於此」。
「戊戌，正朝使朴址先來啟曰「皇帝於去年十一月自臨清幸南京巡遊，至今不返。（中略）城中人傳播雲，聖旨以「豬」字音同於皇姓，禁用豬肉，至於民間亦禁畜養。漢韻「豬」與「朱」同音故也。
「十二月戊戌，〈中略〉通事李碩以中朝聞見事啟：〈中略〉皇帝凡出遊時，如韃旦，回回，佛郎機，占城，剌麻等國之使，各擇二三人，使之扈從，或習其言語，或觀其技藝焉」。
以上三條記載的是正德十四年及正德十五年的事，可知武宗對回回人相當信任，在會同館親自品嘗清真佳肴，又對外國語言文化非常好奇，習其言語，觀其技藝。所謂「會同館」是明政府負責接待各國各族朝貢來使的機構，供居住餐飲。而禁止民間養豬一事在明清文獻中多有記載，可知朝鮮使節所奏不虛。總之，通過《朝鮮王朝實錄》的相關記載，我們發現武宗自即位初期的正德三年就將回回人請入宮中，拜為師傅，而且自始至終熱心學習外語，體驗異國文化，而這些無疑都影響了反映宮廷趣味的官窯瓷器。
正德皇帝對宗教的態度
迄今所知文獻記載中，最能體現武宗對伊斯蘭教義理解的當屬傳為他所作的御制詩文。明代晚期著作《正教真詮》卷首載：「武宗皇帝評論諸教，謂侍臣曰，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物，而不足以窮神知化，佛老之學，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復命歸真。然諸教之道，皆各執一偏。惟清真認主之教，深源於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御制詩云「一教玄玄諸教迷，其中奧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卻尊誰？」
《正教真詮》的作者王岱輿，又名「真回老人」，活躍於明代晚期，在明末清初的譯著伊斯蘭教經籍活動中，與劉智，馬注，馬德新等人成為最著名的四大家，而王岱輿又是四人之首，因為他是回族穆斯林學者中第一位系統論述教理教義並付之刊行的人。王岱輿留下三部著作，其中《正教真詮》最早問世，於崇禎十五年在南京刻印，以儒家筆法闡述伊斯蘭教理論。
此段文字刊於《正教真詮》卷首「群書集考」部分，書中註明出自「正德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沔國公八世孫北京後軍都督府臣陳大策述梓」，在稍晚劉智所著《至聖實錄》也有引用，但省去了御制詩文。關於此段記載，民國時期的研究者如金吉堂，傅統先等都甚為肯定，認為「當不誣也」。也有持懷疑態度的，如日本學者田坂興道在所著《中國における回教の伝來とその弘通》中指摘其詩文不夠雅訓。但是，他也詳細考證了正德時期寵信回回人於永，禁民間畜豬等相關事迹，認為武宗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交往很深。另外，明人談遷在所著《國榷》中記載「時上好異，習胡語，自名忽必烈。習回回食，自名沙吉敖爛」，表明武宗的確青睞伊斯蘭教文化，甚至有自己的伊斯蘭「經名」。更有甚者，在正德時期朝貢來到中國的中東穆斯林阿里，阿克巴爾所寫的遊記《中國紀行》中，武宗去清真寺禮拜，儼然就是一名伊斯蘭教徒。
這樣看來，正德官窯阿拉伯文瓷器的官樣設計者應該是武宗本人，但是，當我們翻閱文獻，會發現他對佛教也相當熱衷，大大超出對伊斯蘭教的熱情。武宗崇佛的記載很多，抄錄幾條如下。
「上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寵臣誘以事佛」。（《明實錄》卷六十四，正德五年）
「帝自號大慶法王，所司鑄印以進」。（《明史》卷十六，正德五年）
「帝好佛法，自號大慶法王」。（《明史》卷一八四，《傅珪傳》）
「帝崇信西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廠」。（《明史》卷一八四，《劉春傳》）
「時帝惑近習言，謂烏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國人稱之為活佛，欣然欲見之。（中略）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中略）允行，以珠緋為幢幡，黃金為供具，賜其僧金印，犒賞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為之罄盡。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所攜茶，鹽以數十萬計」。（《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
「禁中大喜佛殿內有金銀佛像並金銀函，貯佛骨，佛頭，佛牙等物。上〈嘉靖皇帝〉既敕廷臣議撤佛殿，復燔像，骨於通衢，毀金銀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頭，牙，骨等凡三千餘斤」。（《明實錄》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
如此看來，武宗對宗教的態度是兼容並蓄的，而且他身體力行，積極投身其中，不僅滿足於旁觀，還要親身體驗，甚至參與領導。他通曉佛經梵語，自封大慶法王，造寺大內，襲其衣服，演法內廠，群聚誦經，收集法物，迎請活佛。有趣的是，反映佛教氣息的紋飾在正德官窯上卻很少看到，只有散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等公私機構的數例書寫八思巴文四字款的龍紋碗盤（圖15-16）而已。
圖15：正德青花龍紋碗/故宮博物院藏
圖16：八思巴文四字款
究其原因，對於官窯的燒造，可能還是在他身邊的回回人太監及寵臣人等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日本研究者佐藤サアラ所指出，帶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青花瓷器一定都是六字官款，迄今沒有一件例外，這表明當時有明確的寫款規章，以突出此類瓷器的規格。另外，我們注意到此類器物中，文房用具佔了相當比重，而且都是不見於前朝的創新品種，包括硯屏，瓷硯，兩種造型的筆架，各式七孔花插，各式香爐，各式盒子等等，這些造型的官窯絕非用於外銷，其用途限於宮廷之內，除了皇族，就是太監。如《中國紀行》所記載，當時供職於宮中的回回人太監頗受禮遇，這一點，從上述弘治九年的牛街禮拜寺碑文中也可得到印證。事實上，明初以來，皇帝一直委任太監督造瓷器，正德時期亦然，這一點，我們從以下文獻可知其梗概。
「成化間，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貲」。（《明史》卷八十二《食貨志》燒造）
「又如江西瓷器，內府所收，計亦足用。今又無故差內官燒造，未免擾人」。（《明實錄》弘治三年十一月，內閣大學士劉吉等奏言）
「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管御器者復用中官也」。（《陶說》卷三）
「供御瓷器不足，乞差本監官一員，往饒州提督燒造」。（《明實錄》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尚膳監奏言）
「命太監尹輔往饒州燒造瓷器」。（《明實錄》正德十五年）
「太監劉良奉旨，督造弘治，正德中未完瓷器三十餘萬」。（《明實錄》嘉靖八年十月）
據研究，明代洪武初年，由太監掌控的內監已經設立了二十四衙門，即十二監，四司，八局。其中，尚膳監掌管宮中飲食宴饗，御用監造辦紫檀螺鈿等御用玩器，各有分工，人員龐大。而傳世品中也確有署款「御用監」的銅胎掐絲琺琅龍紋罐及螺鈿漆器等物，可印證文獻記載。宦官權力之大，一手遮天，擁有「批朱權」的司禮監提督太監甚至代替皇帝硃批百官奏章，呼風喚雨。宦官霸權的現象在正德時期尤為突出，八虎之一劉瑾被時人稱為「劉皇帝」，惡名遠播鄰國朝鮮。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不難想見，武宗身邊信奉伊斯蘭教的眾多太監及寵臣人等有足夠動機參與了官樣的設計，這樣既可彰顯權勢，又能投武宗之所好。還有，正如《朝鮮王朝實錄》所記，正德三年時已經將回回人請入闕內師事，我們可否大膽的推測，他們或許也參與了官樣的設計，如阿拉伯及波斯文字內容的甄選，甚至有無可能同太監一道前往景德鎮協助燒造，指導工匠書寫文字？
當然，無論武宗本人是否參與了「官樣」的制定，對此類標新立異的官窯瓷器的燒造，他一定表現得興緻盎然，極為滿意。當我們看到珠山官窯窯址出土的青花阿文殘件器形碩大，比如現存摺沿大盤不足三分之一的殘長已經達到四十九公分這一事實就可知道，當時欲燒造的整器是極為可觀的大器。要燒造這樣的大器，所費人力物力財力之巨不需多言，背後沒有武宗的支持是絕對無法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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