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歷朝歷代說治理

原標題：文史｜歷朝歷代說治理

治理」一詞不僅今天在用，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源遠流長。堯舜時期就有治世的思考，「治理」一詞則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此後歷朝歷代，都有對「治理」的思考。

春秋戰國說治理

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出現「治理」一詞，諸子百家將其用於治國、理政、平天下抱負的抒發。儒家強調「仁政」「德禮教化」，《孟子》有述「君施教以治理之」，將德禮教化確立為最為基本的治理方式。《荀子·君道》記載：「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進一步將明公義、達公道作為治理秩序建構的根本價值追求，形成了儒家特有的治理文化。而道家則將「無為而治」「道法自然」作為治理的準則。

韓非畫像

王弼《老子注·五章》指出，「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才是最好的治理狀態，反之，如果一味地追求「有恩有為」，通過人力的作為施加於萬物，那麼，萬物的真實稟性就喪失了，這些物本身也就不存在了。這種由「無為」達至「無不為」之道，將清靜無為，不與民爭的崇高境界，確立為基本的治理模式。與之相區別，法家的治理更為推崇法律化的路徑，宣揚「以法治國」「廢私立公」。《韓非子》有述「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論證了通過「法」與「術」、刑賞分明而治，達到政理之「勢」的必要性，也彰顯了中華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蘊。

兩漢三國說治理

漢朝將「治理」視為秩序、穩定狀態（《禮記·大學》稱「修齊治平」），在專門針對公職人員的建設方面使用了「治理」一詞。《漢書》有述「師古曰『治安，言治理且安寧也』」。治理是與安定、太平、百姓康樂相併列的秩序價值追求。由《史記》首作「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漢書》有述「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即將安寧、秩序及良好的社會狀態作為治理的核心內容。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治理」一詞主要用於對具體的政務、政績之功的描述，多見於為當時在各個領域的代表性人物所做的傳記當中。三國時期，陳壽《三國志》中的《魏書》第九卷和第十六卷、《蜀書》第十二卷都有關於治理的記述。《魏書》記述：「《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蜀書》記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南北朝時期，《南齊書》有「除步兵校尉，出為綏虜將軍、山陽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懷之」的記載，《梁書》有述「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谷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篳撫循甚有治理」。皆通過對於政務功績的歷史記載和評判，為社會樹立盡治理之務、成治理之績的典範。

隋唐時期說治理

《隋書》描繪了「治」與「亂」的對比狀態：「自晉氏播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為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考已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闡明了以民生、道德、領土統一、和平安定為核心的治理之道。

唐太宗畫像

唐朝已經有法與「國家治理」（其時指治平狀態）關係的論述，並且出現了財政治理。《周禮疏》有「制灋（法）成治若咎繇」。也即，「汝作士，五刑有服，是咎繇制其刑灋（法），國家治理，故以咎繇擬之」。將律令視為國家治理的基本遵循。而由中國古代民刑合一體例所決定，這一時期的以法為治主要表現為刑法之治。其與現代意義上從民法、刑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出發，全面推進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整體布局相比，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此外，還有從歷史功績角度進行的政務致治的記述，《新唐書》：「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舊五代史》有「善博奕者唯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奪牛。誓於此生，靡敢失節，仰憑廟勝，早殄寇讎」。推崇基本的治理規律在致治之美中的重要作用。

宋元時期說治理

天下道二」「未治有四」等治理實施的良諫益策。《宋史》本身就是為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而修纂的，因而，書中詳細描繪了治理之世所應當具有的狀態，大量記述了治國理政的經驗。其中，第三五五卷列傳第一一四總結了治理天下的兩種途徑：「治天下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術雖不同，其蠧政害民，一也。」提出了「未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內外官政」。並進一步強調了「治道」對於國家的重要意義，指出「故治道不成」，則「萬事隳廢」。

至元朝，紀傳體斷代史《元史》將《治典》內容單獨成篇；並通過改革幣制、治理黃河等一系列舉措，展開了中國古代治理實踐的有益探索。

明朝說治理

在明朝，作為考核舉薦人才的科目，「治理」被明確列於「考功圖」中，並成為治學修身的核心要義。

《明史》記述：「濟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書義』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練達治理』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為中，不及三科者為下。」並專門編纂了「寶訓實錄副本、逐一簡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從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敬天、法祖、保民，到謹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再到納諫、理財、守法、敬戒、務實、明賞罰、信詔令、慎刑獄、褒功德，詳細闡明了「修德致治之方」，「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此外，還出現了論述「治理」的專著，如徐廣的《談治錄》。

清朝說治理

《清史稿》中，從《世祖本紀二》的「焦心勞思，以求治理」，《德宗本紀二》的「一切歸有司治理」，到《時憲志》的「無庸欽天監治理」、《地理志》的「台省治理」、《禮志》的「胥勤治理」、《選舉志》的「亟思破格求才，以資治理」、《職官志》的「知州掌一州治理」、《食貨志》的「中國主權，華民生計，地方治理」、《刑法志》的「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藝文志》的「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和《邦交志》的「俄、日兩國政府歸還中國全滿洲完全專主治理之權」，再到親王、大臣的傳記，以及《循吏傳》《藩部傳》，都有治理一詞的記載。

《清經世文編》書影

《清經世文》中出現了「國家治理之法」的表述，並從治理方略出發對各國國家政體進行比較，反思清末治亂狀況。《清經世文三編》分析了「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對西學中有益治理的體制問題進行了論述，也深入探析了「保邦之治理」的主要特點，發現了導致清末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指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但是，在法律制度層面，這一時期仍然強調「國家治理之法與庶司奏績之謨，毋貴乎法古也」，認為「巍峨大國忽焉頹敗，非盡由治理之失法，亦實緣人才之不得」。這也反映了清末制度建設層面的矛盾性與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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