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平台召對 為什麼袁崇煥結局悲慘而林則徐得以善終？

皇帝與臣子見面大約分為三類，有朝會、御門聽政和召對，朝會屬於國家典禮，只是禮儀性質的會面，君臣間並無實際交流。御門聽政則類似於今天領導召開的集體辦公會議，一群人聚焦在一起討論問題，拿出方案。

召對則是有工作性質的會見、訓示，一般是在偏殿舉行，明朝前期，皇帝通常在端門、奉天門、左順門、文華殿、武英殿接見臣子，明朝中後期，則改成了中左門並延續到清初，康熙以後又改成了在乾清宮、西暖閣和養心殿。

平台一詞典出《漢書》，源於梁文帝為梁孝王所建的復道，類似今天的行人天橋，明代三大殿的迴廊與其相似，因此也被稱為平台。弘治十三年，明孝宗曾經在平台召見內閣大學士劉健、李冬陽、謝遷，漸漸地，平台召見就成了皇帝召見宰執，面對面商討國家大事的一種常見方式，平台召見的次數也成為稱量皇帝勤政與否的標準。因此乾清宮召對也可以認為是明朝平台召對的延續。

平台召對作為一種非正式典禮的召見，因為沒有旁人的參與，只有君臣間的奏對，往往更能體現君臣的關係和性格，對於事情的討論也更加深入。因為平台召對的性質，皇帝對臣子往往是抱有期待的，他希望臣子能暢所欲言，解決實際問題，而臣子對於皇帝這種恩寵也是感恩戴德。

在幾百年前，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候，曾經發生過改變歷史的兩次平台召對，這兩次召對分別是崇禎召見袁崇煥和道光皇帝召見林則徐。

崇禎召見袁崇煥，發生於1628年（崇禎元年），時值崇禎皇帝剛剛繼位，遼東動蕩，後金虎視眈眈，危急情況下，他想起了袁崇煥，認為他是有可能拯救明朝的人，於是便把他召來北京，詢問遼東之事。

七月，崇煥入都。

十四日，帝召見平台，咨以方略。崇煥秘陳之，大稱上意。崇煥因言:「臣受陛下特眷顧，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膚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

頃之，出。崇煥即奏言:「五年內戶部轉軍銅，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明無疑慮，聯自有主持。」賜酒撰而出。

二十四日，賜崇煥尚方劍，假以便宜。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為人排構，不得竟其志，上言:「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擇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道光皇帝接見林則徐，則是發生1838年，當時正值英國鴉片大舉傾銷中國，除了荼毒中國人的身體外，更是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金融危機。因此林則徐在湖廣總督任上查禁鴉片有所成效，道光帝於是便召見林則徐。林則徐十月初七接到吏部通知，十一日啟程北上，十一月初十到達京城，十一日一早晉見。

林公日記寫道:

十一日，「昨夕陰，丑刻微雪即止，寅刻(早上4點)仍晴，入內遞折。卯刻(早上6點)第一起召見。命上氈墊，垂問至三刻(45分鐘)有餘。」

十二日，『第四起召見，約有兩刻。」

十三日，『第六起召見，亦有兩刻。蒙垂詢:能騎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內騎馬。外僚得此，尤異數也。」

十四日，「寅刻，騎馬進內，遞折謝恩。第五起召見。蒙諭雲:『你不慣騎馬，可坐椅子轎。』謹叩頭，又謝。」

十五日，「卯刻，肩輿入內，第四起召見，約三刻有餘。旋奉諭旨:『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騷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該省水師兼歸節制。欽此。」』

十六日，「寅刻，肩輿入內，遞折，第七起召見，約有三刻。出，赴軍機處，領出『欽差大臣關防』。滿漢篆文各六字」，系乾隆十六年五月所鑄，編『乾字六千六百十一號』。回寓封存。」

十七日，「卯刻，肩輿入內，第五起召見，約兩刻零。」

十八日，「卯刻，肩輿入內，第六起召見，約有三刻，諭令，即於是日跪安。計自到京後召見凡八次，皆上氈墊。」

於是二十三日，「午刻，開用『欽差大臣關防』。焚香九拜，發傳牌，遂起程。由正陽門出彰儀門。

這兩次平台召見，雖然次數不一樣，崇禎召見三次，道光召見了八次，但總的時間是差不多的，大致有5小時，但產生的結果卻大不一樣。崇禎召見袁崇煥後，明朝只延續了17年，而道光召見林則徐後，清朝又延續了71年。更為人所感慨的是袁崇煥和林則徐兩人的命運。

平台召對之後，崇禎皇帝對袁崇煥的態度逐漸改變，到崇禎二年十月的北京城保衛戰時，已經對袁的忠誠產生懷疑，後面更是將袁崇煥以通敵的入獄，而後將其凌遲。崇禎皇帝這一行為也被視為自毀長城，17年後明朝滅亡。

而平台召對以後，林則徐卻是得到了道光帝的充分信任，虎門銷煙更是成為世界禁毒史上的典範。鴉片戰爭以後，道光迫於壓力撤了林則徐的職，然而明貶實保，將林則徐保護了下來。「伊犁充軍」5年後，林則徐再度起用陝甘總督，雲貴總督等職，咸豐即位後，林則徐依然被重用，死後更是得到「文忠」這一謚號。

同是危急關頭得到皇帝重用的臣子，為何結局如此大不相同？除了明清兩朝面對的危機程度不同以外，更重要和君臣間的性格息息相關，兩次召對的詳細記錄已經暴露得很充分了。崇禎帝是天性剛愎而狐疑、用人必疑，而袁崇煥恰恰是「為人慷慨」、「負膽略」、「以邊才自許」，君臣間缺乏互信。崇禎三次召見袁崇煥，袁崇煥擔憂的不是自己的策略失效，也不是敵人兇猛，而是擔心後方的威脅。他多次強調，「馭邊臣與廷臣異味」，「任而勿貳，信而勿疑」，君臣的互不信任感表現得淋漓盡致。

道光召見林則徐，為君者親切關懷，殷殷囑託，從賜予氈墊到親自安排林則徐入宮時的交通工具，令為臣者有士為知己者死的衝動，而相較下，崇禎則是「喻於利」，不吝封賞，賜予蟒玉銀幣。林則徐被貶後，說：「原知此役乃蹈湯火...早已置禍福榮辱於度外。」可見道光的思想工作做得有多到位了。

而且從君臣召見的細節來看，崇禎由於年輕氣盛，顯得性急，五年復遼這種大事，竟然用5天時間就決定了下來，其中還包括協調六部、賞賜尚方劍等事。崇禎不了解袁崇煥此人，也不了解他的復遼方案是什麼，所以一上來才「咨以方略」，等袁崇煥解釋清楚，崇禎也沒深思熟慮，而是急於建功，於是便誇下海口，答應給袁崇煥最大的信任和支持。而崇禎多疑的性格，又為後來的悲劇埋下伏筆。

道光皇帝則不一樣，在召見林則徐之前，已經對他的為人、禁煙方略有所了解，多次平台召見不過是為了進一步完善方案，面授機宜。而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也是深思熟慮，在任命發布後，來林則徐祝賀者眾多，說明是眾望所歸。

袁崇煥的悲劇除了局勢所迫以外，也和崇禎皇帝和他本人的性格有關。如果平台召見時，二人能夠放慢步子，多加溝通，達成共識，增進信任，或者悲劇不會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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