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煙空：回望178年前的那個夏天

回望178年前的那個夏天

178年前的中國，帝制已經延續2061年，頗有些老邁疲態、江河日下的感覺，然天朝中心、唯我獨尊的虛驕之氣在帝王心中從未折損分毫。

19世紀中葉的西方，以英國為首的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均已先後完成了產業革命，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在全世界的統治地位，世界資本主義潮流，正在迫使所有落後民族走向近代化，亦即走向資本主義化。

政治上，閉關鎖國中的天朝，還沉浸在「處中國以治萬邦「的夜郎自大中。他們甚至相信「天朝聲威」可以「懾服夷人」，「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有人更認為「絕市閉關，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沒有人把爾等洋人放在眼裡。

鴉片戰爭前，西方各國雖與中國有歷史上相沿的通商、傳教的事實，但除俄國以外，都不曾與中國成立什麼通商修好條約。俄國因為與中國西北國境爭議的原因，在一六八九年訂立了《尼布楚條約》，後四年又訂立《北京通商條約》，一七二七年又訂立《恰克圖條約》，與其他國家尚無合約。

鴉片戰爭前，外國商人初到中國時，因為語言隔閡，一切情形皆不通曉，稅吏對於他們的額外苛索更甚於國人，外國商人不堪額外苛索之苦。買賣貨物，難免糾紛，於是在康熙年中便生出一種經紀人的所謂官商，由政府指定的，凡洋商輸出入貨物，皆須經此種官商之手。康熙末年，由廣東商人成立一種所謂「公行」組織，取官商地位而代之。公行既操對外商業的專利權，外商所負擔的額外苛征，日益加重，大部分皆入於大小官吏與公行員之私囊。自此一直行到鴉片戰爭時，不過時有修改，條目增減前後不同。

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總是遭受到各種不公待遇，說理也是然並卵，1840年，英國海軍艦隊乾脆直接封鎖了珠江口，一場戰爭全面爆發。英國方面稱為通商戰爭，立意是為了雙方的貿易來進行的戰爭，再書面一些，是希望用戰爭的方式告訴野蠻和專制什麼叫做文明。中國方面則稱為鴉片戰爭，因為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正是這場戰爭的導火索。英國用大炮轟開中國閉關的大門，不自覺地充當了強迫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歷史工具。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對關稅稅率、領事裁判權、最惠國待遇等方面達成了協議。爾後與美國簽訂了《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即《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美國和法國與中國達成同英國相同的權利。

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有損於中國主權的完整，但我們看到，腐敗、落後和封閉的古老中國大門被英國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了一扇窗口，洋務運動在阻礙中艱難突圍，絆腳石頑固派最終被近代化牽著鼻子跌跌撞撞進入近代化。改良派和維新派響亮地提出「救亡圖存」「變法維新」的政治綱領。半個多世紀各政治派別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圍繞著近代化所展開的政治角逐，都是在鴉片戰爭炮聲揭開中國近代化序幕的大背景下進行的。

由於《南京條約》規定了五口通商，先後開放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為商埠。五市的開市和開埠，促進了當時五市商業的發展，舊日的商業中心廣州和新起的商業中心上海最為繁盛，中國也出現了一批較早具有現代商業意識的大商人，如廣州的吳健彰、揚坊等人，這些擁資百萬的商人，促進了當時中國商業的發展。

國門逐步被打開，進步和開放的民主思想與主張，也開始在中國大陸產生。思想家魏源研究了「鴉片戰爭」的過程，提出了對外關係方面的幾個原則。第一是「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互市」,這就是允許合法貿易,反對鴉片貿易。第二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長技」雖然主要還是指槍炮。魏源等人的這些主張已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較早提出「向西方學習」的先驅者,自這以後西方的一些先進技術和新產品也開始陸續地進入中國,中國民眾也開始在逐步認識西方世界。

五口通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陸續輸入，鴉片戰爭毫無疑問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至19世紀末，中國近代化的基本情況是： 1899年全國進出口貨值264748千海關兩，出口貨值195785千海關兩，兩筆共達460533千海關兩。這就是說，中國經濟已基本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1895年全國近代工礦企業總數達200家，資本總額5004萬元，工人總數91350～98060人。近代輪船公司約20家，擁有大小輪船約300艘，噸位總數約10萬噸。已築成的台灣鐵路及京奉鐵路天津至山海關段共364公里，蘆漢鐵路已開始興築。電報及郵政等事業，已通達全國主要行省。外資在華開設的洋行總數達400餘家。中國舊式商業，正在適應外資洋行經營進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漸出現經營洋布、西藥、生絲、茶葉等新興行業。以上海為例，19世紀末，上海在舊有商業的土布、米、木材、糖、綢緞等行業的基礎上，又新興起洋廣什貨、五金、西藥、紙業、棉紗等四五十個行業。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業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鋼鐵業58家，絲棧、絲號100家左右。外國在華的銀行保險業已近20家，包括總行設在中國、資金較為雄厚的英國滙豐銀行。中國本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也於1897年設立。舊式線庄業也開始轉向近代化。

隨著近代企業的出現，西方的社會制度、政治民主化，開始提上了中國的議事日程，康梁為首的「百日維新」，雖然中途夭折，以「六君子」犧牲而告終，但畢竟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企圖登上政治舞台的一次嘗試。

傳播西學的各種新式學堂陸續開辦，並開始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60年代後期北京、上海等地開辦的同文館和廣方言館，先後培養了300人左右翻譯和辦洋務的人才。從1872年開始，清政府陸續選派了120名學生赴美國留學，目的是培養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科的人才。

80年代，李鴻章在天津創辦的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也培養了一批近代海陸軍人才，著名近代思想家和翻譯家嚴復，即曾擔任過天津水師學堂的總教習。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相繼誕生，前者創辦於1898年，後者創辦於1896年。於是，中國的教育制度逐步實現近代化。

作為輿論工具的報刊雜誌，陸續出版發行，中國維持了兩千年的帝制，從根本上發生動搖，人們的價值觀念，逐步在向近代化轉變。這一基礎，是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社會繼續向近代化發展的起點，實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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