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認知水平？

我們這個時代飛速前進，認知升級已經成為共識。畢竟認知水平決定我們的收入水平，而且差別不是一點點。中層幹部--高管--成功創業，每一層收入相差至少十倍以上，認知水平決定了你的階層水平。

但是怎樣建立認知？怎樣才知道我們對一件事的認知比較到位？這兩個問題非常關鍵，前者是方法論，後者是目標。沒有正確的方法，認知水平永遠很low。同時，沒有認知目標的認知是盲人摸象，永遠在學習，永遠談不上真懂。

穀子認為：格物致知，只有通過對事物結構和原理進行深度思考，才能真正的建立認知。

明代大哲學家王守仁一心想成為聖賢，一直篤信朱熹的「格物致知」學說。為了實踐，他曾格了七日七夜的竹子，希望能夠格出竹子之理，但換來的卻是刻骨銘心的失敗，自己更因此而病倒了。從此，王守仁開始改變了自己對朱熹的看法。

王陽明格物致知其實就是想通過「格物」提高認知，但是中國古代文人格物的角度太少，所以格物致知這個詞最後變成一句空話。如果王守仁懂得用結構和原理結合的方式，一定會愉快的格下去，說不定能成為一個科學家。

舉個大例子，對於星空的研究，全世界的文明都進行了研究。

從天文記載的角度來說，中國人貢獻了世界上最豐富、最系統的天象記錄。尤其在異常天象的記錄方面，中國天文學更是獨領風騷，讓西方天文學界望塵莫及、自嘆弗如。

西方天文學家兩千多年來從未對彗星有系統記錄，更沒有關於太陽黑子、新星超新星的記錄。與之相反，從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七年）到1910年（宣統二年）哈雷彗星共29次回歸，中國史書一次不拉都有記錄。從漢初到公元1785年，中國天文學家共記錄有日食925次，月食574次；從公元前28年到明代末年，共有100多次太陽黑子記錄。這些都是毫無懸念的世界之最。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中國古代關於新星超新星的記載對於現代射電天文學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由於這些記錄是中國獨家擁有，西方天文學家不得不徵引中國天文學史家的工作。

另外，中國的曆法也是比較準確。正因為這些成績，許多人提出「中國古代天文學一直領先於世界，直至哥白尼之後才落後」的說法。這個說法值得商榷，因為很快被人打臉。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在多次在日月食預報中擊敗中國天文學家，贏得了中國皇帝的信任，使本土天文官員紛紛下崗。

西方傳教士預測為什麼准？因為中國天文官員對於天體的認知來自前代人總結的經驗，而傳教士使用的另一套方法論，使他們對天體運行的認知更加深刻。

這個理論就是天體運行論，讓我們看看西方人是怎樣推導出這套理論的。

最早提出地「球」思想的是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畢氏學派同時擁有了天球和地球的概念，於是就造出了兩球模型的宇宙論，即宇宙是一個天球包地球的架構。所有的天體都鑲嵌在天球上隨天球運動，因此，所謂天體運動都只能通過天球運動來理解。這個結構假設雖然不正確，但是開了一個好頭。

畢達哥拉斯學派後柏拉圖派很快通過觀察發現：諸行星的運動的東向周期運動並不均勻。太陽在不同的季節，在黃道上的運動速度是不一樣的。月亮也是如此。更麻煩的是其它五大行星（金木水土），它們不僅運動速度不均勻，而且經常發生運動方向的改變，即本來是東向運動，可是突然，它會改為西向運動，這個天文學上稱為逆行。逆行一段，然後又回歸順行的道路。

按照柏拉圖對於天體的設想，它們應該被鑲嵌在天球上做勻速圓周運動，這才是唯一應該具有的高貴運動形式。現在觀察到的天際運動如此混亂，情何以堪。柏拉圖痛心疾首，給他的門徒們提出了一個任務：研究行星現在這個樣子究竟是由哪些均勻圓周運動疊加而成的。這就是著名的「拯救現象」方法。

所幸的是，這場危機很快被化解，柏拉圖派弟子歐多克斯（Eudoxus, 408-355BC）提出同心球模型。他讓行星同時參與兩個同心但不同軸的天球運動，這兩種運動可以疊加出一個環形的軌跡，這就可以解釋行星的逆行了。行星還可以參與更多的同心球運動，這些附加的同心球通過調整其軸向和轉動速度，可以模擬出速度不均勻以及軌跡偏離黃道等反常現象。

同心球模型的確非常天才。它把行星的「不規則」運動「分解」成「規則」運動的「疊加」，這幾乎就是後世一切數學化的標準動作。伽利略的運動分解，牛頓的力分解，以及後來的傅里葉變換，本質上都是如此。

然而，同心球模型雖然開科學方法論之先河，但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它讓行星與地球始終保持距離不變，因而不能解釋行星亮度的變化。之後阿波羅尼引入的本輪-均輪技術解決了這一問題。這項技術讓行星位於本輪上，讓本輪的中心位於均輪上，讓均輪的中心位於地球上。當本輪和均輪同時運動時，既可以產生逆行，也可以產生行星-地球距離的變化。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本輪-均輪技術進一步得到優化和擴展，終於在公元二世紀的托勒密那裡修成正果。他的集大成之作《數學彙編》建立了希臘數理天文學的一座豐碑。這本書運用包括本輪-均輪、偏心圓、偏心勻速圓等天球層疊的幾何技巧，模擬行星複雜多變的不規則運動，為精確預測行星路徑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托勒密的天體運行幾百年後這部書流傳到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天文學家深為其博大精深而嘆服，故稱其為「偉大之至」，後世遂把書名改為《至大論》。明朝末年，傳教士來華也帶來了這部著作。由於運用托勒密理論常常能夠精確預言日月食等重要天文現象，有著深厚天文學傳統的中國天文學家們亦對此非常佩服。托勒密天文學是少數很快被中國文化所吸納的西方理論。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個偉大模型過了1800年後，被一個年輕人推翻，這個年輕人就是哥白尼，他提出日心說理論。這個理論後來害死了一個年輕人布魯斯，但是日心說動搖了中世紀教會的權威，掀開了人類科技發展的序幕：緊接著開普勒發現了行星運動的三大定律，後來有了伽利略、牛頓。

表面看起來，中國的曆法和希臘的天文學都發展了各自的方法，都能用於預測日月和五大行星的方位，並且把預測結果訴諸實際觀測進行檢驗。所不同者只是希臘人採用的是天球層疊的幾何模型方法，而中國人採用簡單的天體結構和內插等數值方法。這種「內插等數值方法」是一種統計預測技術，是滯後的，並不能真正的預測天體運動。

中國和西方對天空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效果也不同。從夏朝開始，「伐鼓救日」就是國家禮制的一個重要部分。《尚書》中記載，歷史上最早的皇家天文學家羲和，由於醉酒昏睡而錯失了對日食的觀測和預報，結果丟了性命。來華耶穌會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在其《中國近事報道》中對中國皇家天文學家的活動有生動的記錄：「五位數學家每個晚上都守在塔樓上，觀察經過頭頂的一切。他們中一人注視天頂，其餘四人分別守望東西南北四個方位。這樣，世界上四個角落所發生的事，都逃不過他們的辛勤觀測。」（轉自李約瑟英文版第3卷第443頁）

但是這種辛苦的觀測和研究得到的認知水平並不高，而西方對星空的理解採用精確結構化的方法，最終可以使用數學這種精確的工具，得到精確的預測結果。

事實上，萬事萬物都有結構。

結構這個詞的使用範圍很廣。比如思維結構、產品結構、組織結構、公司結構、結構化思維、程序結構、物質結構、結構化思維、結構化思考、劇本結構、小說結構等等，似乎無處沒有結構。

在這裡，結構的涵義被拓展，既可以是實在的東西，也可以是虛的東西，其含義包括：事物的組成、組織、內涵、邏輯層次等等。其實在這裡「」結構「」類同於「模型」，就是數學模型中模型，是計算機模擬中的模型，是思維導圖的內涵，是對具體事物的構造進行抽象和分解。

一個人對某件事情認知清楚，應該能建立這個事情的模型，並通過這個模型進行預測。

比如馬克思就是通過給商品價值進行建模，得出剩餘價值理論，最後推論出經濟危機的起源，得出前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這個結論在當時得到實踐的考驗，推動了上個世紀初的無產階級革命，全世界上的無產階級政黨都把馬克思主義奉若思想支柱。

比如華爾街投資大神、對沖基金公司橋水創始人瑞·達利歐在《原則》一書有個關鍵比喻：「機器」。在談人生時，他把我們自己看成是一個機器，在談工作時，他把公司團隊也看成機器。他說：你用來實現你的目標的方式，就是你的機器。我們不斷地認識現實、看清真相、從錯誤中學習都是為了讓這個機器運轉得更好。我的最終目的，是創建一部運轉得極好的機器，我只需在一旁坐看美好的事情發生。

機器是什麼？機器就是按照某種結構組成，根據某些原理，按照既定的程序運作的東西。不懂結構和原理如何能夠設計好這個機器？

結論：

提高認知最好的辦法是：對事物的結構和原理進行深度思考，最好能夠建模，至少能畫出清晰的思維導圖。然後採用這個模型去和實踐做對比，與實踐越相符，越說明你的認知水平就很高。

雖然這種方法開始比較慢，因為建模需要一定的認知過程。但是如果你想成為一個真正的高手，你一定要對事物的結構和原理充滿好奇心，並且能對自己從事的事情建模。只有這樣才能成為高手，認知水平才會不斷提高。

祝您成為認知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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