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闊背景下理解中華文明特質

山東章丘是中國考古的搖籃之一，著名的龍山文化就是以這裡的城子崖遺址命名的。海岱地區匯聚淮河和古濟水，為《禹貢》兗州、青州和徐州之地，在上世紀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其考古發現一直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20多年來，這一地區的史前考古新發現較少。也因此，山東章丘焦家遺址的考古發現就格外令人振奮。今年4月被評為「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最近《禮出東方——山東焦家遺址考古發現展》又在國家博物館開展，給了大眾認識、了解和釋讀這一考古文化的機會。

2016年至2017年在遺址中發現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和環壕，在海岱地區時代最早，為龍山時代諸城林立的盛況找到了本地的源頭。以前，大汶口文化墓地較多，但房屋遺存只有零星發現。焦家目前雖然發掘面積小，但已經顯露出連間房屋，成排布局等基本特徵，為討論大汶口文化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資料。

墓葬的發現尤其引人注目。大汶口文化墓葬已經積累了大量資料。但在焦家，因為精細的田野工作，高等級墓葬棺槨制度被非常清晰地呈現出來，豐富了我們對當時已經日趨完備，也極具特色的海岱墓葬禮儀的認識。玉器的大量出現最引人關注。無論隨葬玉器墓葬所佔比例，還是玉器在隨葬品總數中占的比例，都超過了已發現的其他大汶口墓地，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前認為大汶口不重視玉器的看法。可見在大汶口中晚期開始，受到與良渚文化持續交流的影響，玉器在禮儀系統佔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田野工作揭示出了複雜的聚落演變過程，包括居住區變為墓地、大型墓葬被人為毀壞等。以前多認為，在距今5000年前後，其他地區動蕩整合之時，海岱地區持續穩定發展。但上述現象提示我們：該地區大汶口中晚期的社會組織和禮儀制度發展同樣經歷了劇烈社會變革的洗禮。

更重要的是，焦家遺址的發現激發我們從各地區文化互動的角度思考距今5000年到4000年間中華文明形成的波瀾壯闊的歷程。

距今6000年至5000年是中國史前時代燦爛的轉折期。各地區同步發展，描繪出滿天星斗的燦爛畫面。並且，因為各地區的密切交流，形成了張光直定義「中國相互作用圈」的、「最初的中國」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國」。

距今5300年前後，以紅山文化、仰韶廟底溝類型和凌家灘遺存的衰落為標誌，這個相互作用圈進入動蕩整合期。距今5000年，大致形成了「西高地」和「東平原」的東西並立格局：西北地區因廟底溝人群的擴散，開始大範圍互動，東南地區則表現為良渚文化的興起、大汶口文化的持續發展和龍山時代的形成。距今4500年，與堯舜傳說契合的陶寺文化崛起於晉南，距今3800年，與夏王朝對應的二里頭文化勃興於河洛。

考古學家蘇秉琦曾以「西高地」的視角，詩意地描述了廟底溝文化和紅山文化的碰撞，河套地區因素南下催生陶寺，進而產生了二里頭這一「中國」形成路徑。但早有學者強調大汶口文化夸父追日般的西進引發的東西碰撞的深刻影響。山東大學的考古學家欒豐實即指出，陶寺玉器中的鉞、刀、璧、琮和圭，綠松石鑲嵌器、鱷魚皮鼓，還有毀壞大墓的特殊習俗均為東方因素。此次焦家的考古資料印證了這些推斷，並以大量玉器的發現，消除了對大汶口文化是否重視玉器，是否有能力傳播玉禮制的疑慮。焦家居岱宗之北，古濟之濱，溯水西上，經太行八陘中最南端的軹關陘，可直達山西曲沃，進入陶寺核心區。

焦家遺址的發現再一次強力提醒我們，在陶寺文化形成過程中，對東方禮制的吸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必須在中國相互作用圈這一廣大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距今5000年至4000年大汶口、良渚、龍山、陶寺和二里頭諸文化的遞進興衰發展和其在中華文明形成中的位置。

一段時間以來，在更廣大的歐亞大陸青銅世界體系的視角下觀察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日漸流行，但似乎有強調以青銅冶煉技術為標誌的外來影響的作用。

不過以焦家遺址的發現為代表的考古也提示我們，中國相互作用圈內部的互動才是中國文明形成的基礎，正因如此，中華文明才成為這個所謂「青銅世界體系」內唯一光榮綻放的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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