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女性讀的那些書，如今給孩子起名才會翻一翻！

原標題：漢代女性讀的那些書，如今給孩子起名才會翻一翻！

自儒學在漢代取得獨尊地位，明經仕進不僅成為天下有志男性努力追求的目標，而且受到這些男子身後女性的積極關注。

儒學在漢代主流化過程中，引發了社會明經仕進的學術風尚，這一風尚在生存環境、口常心理、行為觀念等方面對女性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漢代女性好儒傾向十分明顯。

儘管漢代的社會機制並沒有給女性預留一個可以通過習儒仕進的正途，但是女性仍然積極於對儒學的偏好和學習，表現出對文化風尚和社會制度的積極迎合與努力。

漢代女性好儒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第一，女性自身研習儒學，階層廣泛。漢代男性名儒輩出，貴族女性中研習經術的也不在少數。

如和帝鄧皇后鄧綏「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再如順烈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

有因通經而獲得官方獎勵和社會認可與尊重的，如兩漢之際，崔馴的孫子崔篆之母師氏「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緩，文軒丹毅，顯於新世」。

東漢和帝時期的班昭成長於儒學世家，深受家學感染，「博學高才」，其兄班固著《漢書》「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東漢大儒馬融曾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可見班昭儒學造詣之深。漢末蔡文姬因為通曉儒家經典而受到曹操賞識，「使十吏就夫人(蔡文姬)寫之」。

底層女性也有對儒學頗為精通的，甚至擔當起家庭教育實施者的角色，東漢壽張縣人女子張雨，能夠「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說明其自身是對經學十分了解的。可見漢代儒學受到各階層女性的重視和研習。

第二，漢代女性研習儒學方式多樣化。口耳相傳是漢代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方式，繼承家學是部分女性學習儒學的重要途徑。

文帝時，天下只有伏生能言《尚書》，但「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伏生的女兒能教授晃錯，足見其已經繼承家學。蔡文姬能「誦憶」「四百餘篇」其父東漢名儒蔡豈留下的書籍。

一些名儒家庭的女性接觸儒家學問的機會自然較多，劉向教授家庭中男女《左氏春秋》，「下至婦女，無不讀誦」。大儒鄭玄「家奴裨皆讀書。嘗使一裨，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裨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想，逢彼之怒。』」

裨女能巧妙地運用《詩經·柏舟》詩句，儒家文化底蘊可見一斑。可見家庭習儒氛圍的感染是女性學習儒學的重要途徑。

漢代私學興盛，竊聽私學授課成為平民女子獲得教育的一個渠道。如《拾遺記》載:

「賈遺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鄰中讀書，旦夕抱遺隔籬而聽之。遺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遺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遺曰：『憶昔姊抱遺於籬間聽鄰家讀書，今萬不遺一。」

從韓瑤詢問其弟的話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她本人亦略知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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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漢代女性儘管沒有機會獲得正規的學校教育，但私學教育的發達為其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通過閱讀了解經學也是漢代女性獲得儒學教育的途徑之一。明帝馬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通過閱讀儒家經典，其提高了修養，「德冠後宮」。可見漢代女性獲得儒學教育的途徑較多。

第三，支持男性親友習儒。漢代女性的好儒，還表現在熱衷於督促身邊男性親友習儒。

第四，有獨自持家、全力支持丈夫求學而毫無怨言的，如《後漢書·逸民·高鳳傳》載:東漢高鳳「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其妻子則「常之田」，高鳳終成「名儒」。

更有苦心激勵丈夫堅持遊學以完成學業的，如東漢河南樂羊子求學半途而歸，其妻不惜引刀斷織對其苦心勸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其妻不但「遠饋羊子」，還「常躬勤養姑」，其任勞任怨可見一斑。

東漢吳許升妻呂榮「數勸升修學」，「少為博徒，不理操行」的許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也有的母子相依為命，離鄉背井，遠遊求學，如漢成帝時的翟方進「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孤學」，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翟方進「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口廣，諸儒稱之」。

更有貧苦孤寡仍支持兒子「行學」的，劉備「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攢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

有憑藉自身才學教養後輩功成名就者，如東漢鄧禹的孫子鄧間之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間後。

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

可見漢代女性不問家境，全心規勸、支持身邊男性習儒，主要目的是為了博得社會聲望和政治功名。

由上所見，漢代女性雖然被阻隔於明經仕進的正途之外，但其通過督促和支持身邊男性學習儒學，間接參與到明經仕進的社會潮流中，而女性自身對儒學的精通，展現了女性對主流文化的關注與融合。

就此而言，漢代女性以個人可能的方式積极參与到對儒學的研習和追求風尚中，成為顯著的社會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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