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文化的迷失是社會治理之殤
中國人現在有一個共同的論點，認為中國的文化不行，為什麼不行呢？你看看西方的科技那麼發達，而中國卻落後了，那就說明中國的文化就是不如西方的文化。這個悖論中國人討論了幾十年，爭論了幾十年，現在應該是到了一個釐清是非的時候了。
西方智識與意識哲學文化與科技的出現，是一種古代慧識悊學文化內求法迷失以後，全面轉向外求法研究的必然歷史過程。外求法對生命和萬物的研究，必定是要將生命體的意識與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逐項全面依靠「工具」而進行外展性延伸，才能逐步認識物相空間的事物；而內求法是將人的眼識深入到自己的體內，就可以進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全面認識。內求法的認知是立體型展開的，沒有內外之別，通透圓融，甚至是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障礙，能夠全面徹底地認識事物。這是內求法與外求法最大的差異性。然而，中國人由於自己丟棄了內求法，處在一個既不是內求法也不是外求法的尷尬位置上發展了兩千年，當然就無法像西方那樣，真正地完全拋棄內求法實踐，全力以赴地在外求法上進行探索和取得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在近代社會落後於西方是文化丟失的必然，是教育將內求法丟失的必然。西方智識和意識哲學文化經過兩千年的努力，並且在17世紀幸運地通過傳教士和絲綢之路，借鑒到了東方中國慧識悊學文化的經典《易經》、《老子》這兩部巨著的啟迪，將他們的靈感與直覺之門敲開了一扇窗戶，使創造力、想像力源源不絕地與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進行接軌，從而產生了科技的迅猛發展。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普利高津在1997年的《從混沌到有序》的中文版序言中說：「中國道家對人類、社會和自然之間有著深刻的理解，這對西方哲學家和科學家始終是個啟迪和源泉。」的確是這樣。例如，萊布尼茨接受了《易經》所蘊含的「道生一」的理論後，就曾經直接說「虛無生萬有，用一就足夠」，二進位制很快就排序出來了；而《易經》在中國到現在還只是淪落在街頭擺賣、用於預測學的境界之中，被文化界所冷落，被教育界視為畏途。主流文化領域的人們對《易經》仍不屑一顧。他們寧可拾人牙慧，去研究西方人研究中國古文化而得出的應用成果，卻不願意直接撲向自己祖先的根文化，這大概就是所謂「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一種通病。實際上，整個世界就只有一個月亮，對這個月亮，中國古代的聖賢們遠比西方觀察得更清楚。
近代十項重大科技發明之中的電燈、照相機、留聲機、電話、印刷機、汽車等等，全部都是人類眼、耳、鼻、舌、身前識五根的對外延伸；而電腦與互聯網的發明產生，則是人類意識的外在模擬延伸。這些都可以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找到根據。老子就曾經深刻地揭示和告誡說：「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盲目地、片面地外求法式地發展前識六根的功能，並非明智之舉，而是愚昧之行。當前世界的一切亂象，已經無情地詮釋了老子預言的正確性。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放棄內求法，全面開創了外求法以後，智識求知，則只被獨尊的宗教所承攬，以意識為主導、靈感相輔助的實驗證偽、邏輯推理的外求法，引導西方人通過長時間的摸索，進入到了光的外求而發明了電燈；眼識外求延伸而發明了照相機、望遠鏡、顯微鏡等等產品；耳識的外求延伸發明了聽診器、留聲機等等產品。其實，沒有一項離開過人體固有的眼、耳、鼻、舌、身這些前五根識領域。而對於這些領域的研究，在中國傳統根文化當中，既有內求法，也有從內求法延伸出來的更簡單、更直接、更有效的外求法，只是這些方法長期被社會主流文化所扼殺，難以發揮它本來具有的推動整個民族科技發展的動力作用。這一點是由皇權獨裁專制的強大能動力的限制所造成的，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悲哀。道德根文化思想，修身治理生命的去愚而明智開慧方法，被皇權私天下所拋棄、封殺與閹割，封建統治者長期利用改良儒學為維護皇權統治利益集團服務，這才是中國科技發展落後的癥結之所在。如果不能從文明和文化的高度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無法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而在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兩大領域，重新佔據道德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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