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床異夢：邵力子眼中的國共第一次合作

原標題：同床異夢：邵力子眼中的國共第一次合作

所向披靡的北伐把中國革命到底會沿著什麼道路發展的前景提到日程之上。究竟用什麼思想來指導革命的下一步發展？國民黨能否堅持三民主義？國民黨能否實施其《整理黨務案》：既靠蘇聯援助取得成功，又把中共排除出權力之外。國民黨一直想在共產國際中有一個正式的「名份」，以「獨攬」對蘇外交。胡漢民的蘇聯之行僅僅給了中國國民黨以共產國際同情黨的地位，還沒有也不可能使該黨成為共產國際的正式成員。正在崛起的蔣介石，心猶不甘，於胡漢民回國後不久，便又派邵力子出使蘇聯。邵是早年的同盟會員，與國共兩黨都有淵源。他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組織的發起人之一，與蘇俄已經有間接交往，由他任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最早報道了十月革命，該報副刊「覺悟」用許多篇幅介紹新俄情況。1921年張秋白赴蘇俄遠東人民代表大會也是邵力子簽署的委任狀。

早在1926年6月，蔣介石同邵力子談話時就提到「以集中與統一為惟一要件」，當時蔣指的是軍隊。不過，邵力子使蘇期間同共產國際領導人接觸的情況說明，蔣介石很在意「集中領導」。當時中共也說革命力量要集中統一，但指的是跨黨的中共黨員「應向左派宣傳『革命勢力統一』的口號」，它指的是「汪蔣合作」。邵力子出行前，蔣介石囑其向斯大林轉達：請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中國。此話可以解讀為邵力子出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1926年9月邵力子到達蘇聯。他先後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交的報告，闡述的是國民黨的對內對外政策。邵力子的第一份報告約於9月中旬提交，邵力子稱「受國民黨及其領袖蔣介石（他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派遣前來」，使命是就「解決中國國民革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請共產國際給予指示」。吳廷康從中國發至莫斯科的電報則把「指示」的內容明確地限定：鑒於邵力子的身份，「目前只能同他談蔣介石必須同左派國民黨合作的必要性並請他把這一點電告蔣介石」。可見吳廷康更多強調的蔣介石同汪精衛等人的合作。他的想法與前述中共是一致的。

（胡漢民）

講到國民黨的對外政策時，邵力子像蔣介石、胡漢民一樣，也強調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應當與世界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聯繫並服從於世界革命及其核心共產國際的領導。

邵力子人很機敏，他知道在農民土地政策問題上國民黨與共產黨、共產國際有明顯的分歧，所以在介紹中國農民運動情況時，態度十分慎重。既沒有讚頌，也沒有談及湖南湖北農民運動中的過火行為，僅僅介紹了一些情況：廣東66個縣有600，000會員。國民黨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十分缺乏訓練有素的農民運動幹部。報告中有一段頗費思索的話：「蔣介石同鮑羅庭有過一次談話，通過了一個決議，在適當的時候會將其公布」。它的字裡行間讓我們產生了雲遮霧障的感覺。因為這時湖南、湖北等地農民運動的開展已經在國共關係間、在國民黨同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之間引起了許許多多矛盾，而且越來越公開，越來越激烈。

關於國民黨的迅速發展，邵力子強調廣東省的大部分國民黨員是農民，但他們在國民黨內並不起什麼重要作用。西山會議派也沒有成氣候。至於國共關係，邵力子表明他不愧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他說《整理黨務案》「並不意味著限制共產黨」，僅僅是不給那些企圖分裂黨的人以把柄，不讓他們中傷革命鬥爭。而對於蔣介石所謂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論點，邵力子說蔣介石當上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是為了讓黨有一個公認的領袖。況且邵說共產黨也「同意這樣做」。他甚至還用共產黨人照舊「在各處工作」為例證明兩黨關係狀態良好。

（北伐時期的蔣介石）

邵力子「重點突出」，先轉達蔣介石的意思如下：「統一領導和同心同德是革命勝利的基本條件。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也必須步調一致。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相應地中國國民黨就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這才是蔣介石的本意。邵力子歸納蔣介石對共產國際的要求如下：

1、國民黨應當同共產國際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請共產國際派一名代表擔任國共聯席會議的顧問。國民黨要求共產國際就中國革命運動的一切問題給予指導。國民黨要經常派遣本黨代表到共產國際去或者常駐。請共產國際向中國派遣更多的顧問。

2、針對我上面談的情況制定出對待不同的帝國主義和各派軍閥的策略，並要求中共採取統一行動。

3、請就中國統一戰線的團結，加強和鞏固國民黨，在共同鬥爭中改善國共關係給予指示」。

邵力子把關涉共產黨的問題放在此後，他承認，進一步處理兩黨關係和減少磨擦依然是「急待解決的問題」。話語中透露著謹慎的擔心。

編輯：季我努學社張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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