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踐：儒家的管理哲學及其當代價值

儒家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成分，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當時主要是從管理國家的角度出發建立的，在當代社會對於企業的宏觀管理，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一、「為政以德」的企業理念

東西方管理學的主要差異，表現為西方的管理學主要強調技術性、科學性，其代表作就是泰勒科學管理理論，把人看成經濟人，把對人的管理簡化為對資金、技術的管理。西方管理學的主導思維方式是一種工具理性，而把價值理性的問題交給了宗教。所以西方重視制度化、規範化、標準化剛性管理。而中國自春秋戰國宗教衰微後，價值理性的問題都交給世俗化的哲學來解決，在管理學中首先考慮的是人的問題。「以人為本」就成為中國管理學的突出特點，以道德教化、情緒感染、領袖魅力為特徵的柔性管理是中國管理的特色。那種純粹的技術派，在中國式管理實踐中根本走不通。簡單地批判中國太重人情世故，辦事講情面容易，但是要改變這一現狀幾乎不可能，所以當代社會發展中國的管理學，在吸收西方管理學的經驗同時，更需要注重中國的文化特色，汲取傳統文化的精華，把東西方的優勢「綜合創新」，創造出一種既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又符合中國國情的新管理學。

1.「道之以德」的價值導向

「德治」，是儒家區別於其他各個學派管理思想的最突出的標誌。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以下引用此書僅注篇名）道德本來意義是個人的修養問題，與治理國家，治理企業似乎無涉。但是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價值導向，其運行就會發生混亂，官員、人民就不知道所從，這就是政治的合理性問題。放在企業，也就是企業的經營理念問題。企業當然要以盈利為重，但是如果一個企業只知盈利，忘記了自己的社會責任，也就在發展中迷失方向，就會被公眾所拋棄。

那麼什麼是「道之以德」，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僅僅以刑罰來管理人民，也許人民暫時可能不敢觸動法律，但是他們心中卻沒有正義是非的觀念，不知道羞恥，一旦社會監督不到位，人么壞事都敢幹。所以孔子主張用道德教化民眾，用禮樂規範行為，這樣人民不僅不會做違反規則的事，而且會把這種規範內化為一種自覺。

我們現在生活的社會是一種市場經濟社會，企業以營利為重，國家提倡以法治國，但是絕能認為僅僅有市場和法律就可以放任社會自主運行了。市場經濟更需要道德的規範。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寫了一本《國富論》探討市場運行的規則，但是他還有一本書叫做《道德情操論》，專門研究市場經濟環境中人們應當遵守的道德。正如斯密所指出：「因此，正是那種顧及他人多於自己，既能自我剋制，又能遍施仁慈的情操，才造就了完美的人性……愛鄰居就像愛我們自己，這是基督教的偉大戒律。」（【英】亞當·斯密著，宋德利譯：《道德情操論》，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20頁）離開了基督的道德教化作用，人人只顧自己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西方的市場經濟也是無法正常運轉的。

我們對西方現代社會有一種誤解，以為近代通過啟蒙運動，就把造成黑暗中世紀的基督教消滅了。其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基督教經歷了這次精神的洗禮，淘汰了不適應現代化社會的內容，仍然是西方社會主要得到的源泉。美國的總統要按著聖經宣誓就職，美元上寫著我們信仰上帝，美國學生在國歌前宣誓的誓詞中有：「我宣誓效忠國旗和它所代表的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國家在上帝之下」等等。可以說信仰是美國人的核心價值，而我們近代中國對於自己的傳統破壞有餘，建設不足，導致了嚴重的信仰真空。道德缺失造成了官員貪腐、企業造假、學者剽竊、信任缺失等等社會亂象。2017年中央兩辦文件指出：「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涵養企業精神，培育現代企業文化。」用中華文化涵養的企業精神，首先是一種道德精神。

2.「齊之以禮」的組織文化建設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重視禮樂制度的建設，儒家所說的「禮」，是西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宗教儀式、生活習俗的總和。在中國文化體系中，「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古代發揮著調節社會生活的重要作用。前文所引孔子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儒家的德治主義光有教化還不行，還需要有一套禮樂制度作為半強制的規範。古代社會有很多行為，尚不足以受到法律懲罰，但是光有道德說教也不起作用，就可以動用「禮」的制度來進行調整。所以筆者曾經撰文稱：禮是介於法和道德之間的中性調節系統。（參謀拙作：《儒家的「德治」與「禮治」》，《光明日報》2001年6月5日）「禮」既具有思想的勸化作用，也具有體制的約束作用，是一種具有人情、倫理、宗教色彩的不軟不硬的約束系統。

當代中國人在社會交往中特別注重情面，就是由於古代中國人長期生活在鄉土社會「齊之以禮」的社會環境中，很多事情是靠各種社會關係約束的。由於近代市場經濟、城市化進程、西方文化等等的衝擊，傳統的宗族關係、鄉黨關係、師生關係等等社會關係幾近消亡，因此情面反而成為社會法治的障礙。當代社會應當建立一種什麼樣的「禮樂」系統我們尚不得而知，但是起碼我們企業內部可以探索建立一種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用這種企業文化調節內部關係，約束員工行為。《論語·顏淵》記載：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們把自己的視聽言動都限制在企業文化規定的範圍內，長期堅持並變成一種自覺，那麼這個組織就會行為整齊劃一，對內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對外具有強大的競爭力。

3.儒法相濟的管理策略

儒家講道德教化，提倡柔性管理，但是並不是不要法治和剛性約束，對於那些不聽教化之類，剛性的管理手段也是必需的。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這裡所說的「名」，就是上文我們所說的「德」，名不正就是沒有建立自己政治的合法性，自然會造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如果刑罰不恰當，民眾就會手腳無措，社會就無法正常運轉。

儒家管理講究「德主刑輔」，即以道德教化為主，以刑法懲處為輔。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特別重視教育的價值。關於治國，孔子更重視對百姓的教誨，「不教而殺謂之虐」，「以不教民戰，是謂之棄」。（《堯曰》）對於人民不教誨就懲罰他們，是一種暴虐的行為，沒有訓練就把士兵拉上戰場，是對他們的拋棄。反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經過七年的教化，人民可以團結作戰，勇猛無敵。孟子說：「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只要經過教化，人民就可以為了正義而戰，打敗武器裝備強大的敵人。

儒家與法家相比，非常重視道德教化，一般不主張輕易動用刑罰。但是儒家並不是完全不要刑罰，「刑」在儒家看來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治國手段。儒家從來就沒有反對，更不會將其輕易拋棄。「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召公二十年）孔子主張統治者不能放棄刑罰，如果放棄了刑罰，會使老百姓產生一種無所畏懼的感覺，會無所不為，這其實是害了百姓。

現代企業家管理企業，更需要這種賞罰分明的精神。唐山豪門集團董事長陳世增先生管理企業有一句名言，叫做「兄長的心+廠長的手，」即把對員工的慈愛與嚴厲相結合，是管好企業的有序辦法。江蘇春蘭集團公司總經理陶建幸提出「無情的三鐵」（鐵條例、鐵紀律、鐵管理）和「友情的愛心」（優厚的職工福利）相結合的管理。海南航空公司以「嚴」著稱。創建之初，兩名到美國接受培訓的飛行員，回國時已是大年二十九，他們就直接回家過年而沒按規定先回公司報到。陳峰知道後，立即將他們開除。當時送他們培訓耗資10萬美元，這次開除，代價不小。他說：「我不是為了懲罰而懲罰，而是教育，教育本人、教育大家。海航『以德治企』，是把做人的規則作為第一條防線。我們不是不要制度，而是要以制度為最後一道防線。」

二、「修己安人」的領導方式

1.「修己以敬」的自我管理

儒家文化是一種重視道德修養的文化，《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特別是對於領導者，個人的修養就顯得更為重要。《論語·憲問》記載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身從修鍊自己道德行為開始，是指心存敬畏。但僅此還不夠，一個君子不僅要自己修身，還需要把修養的功夫用於其他人，首先是自己的家人。再向外推，就是修己以安百姓。

儒家文化的體系結構是「內聖外王」，即從自己的道德修養開始，逐漸外推為社會的管理行為。《大學》稱之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有道德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管好，儒家關於君子修養的條目很多，如「三戒」、「三樂」、「四絕」、「五行」、「五美」、「九思」等等。如「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季氏》）「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同上）「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

然後是把自己的家管理好。齊家又首先從行孝開始。孔子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父親都不孝順，連為自己的父母近一點義務都不願意，那很難相信他是一個大公無私的，一個願意為社會奉獻的人。在家裡孝敬父母，出門也不會變成違法亂紀的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學而》）所以儒家提出了一個「移孝作忠」的理念，即「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大學》）家庭就是培養忠誠的最好場所。儒家把國家看成是家庭的放大，把父親看成家庭的君主，這種家國同構的思維方式，成為封建國家最好的理論證明。

把自己國家治理好以後，進一步就是治理天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齊國」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學而》）「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經》）孝為仁愛之本，將孝道推廣於天下，就會出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因此中國古代一直提倡「以孝治天下」。對於企業家來說，就是「以孝治企業」，很多踐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企業家，都在自己的企業中實踐這一原則，例如蘇州的錮得集團，東莞的泰威電子集團等等。他們將企業看成一個大家庭，企業家將員工看成自己的子女，員工將企業家視為「大家長」，企業上下齊心，創造了很多管理奇蹟。例如江蘇的錮得集團，可以取消員工打卡，不搞計件工資制度，仍然創造力同行業的最高效益，充分說明了中國管理智慧的威力。

2.「帥之以正」的組織管理

「帥之以正」首先要求管理者自身做出榜樣。一個社會、一個企業道德的養成，僅僅靠提倡的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依靠領導者的以身作則，以實際行動下屬和民眾實行道德教化，正所謂「身教勝於言教」。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領導者個人的言行，具有巨大的表率作用，一個實際行動勝過一打子綱領。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同上）在孔子看來，「於正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宮》）要想把一個好的制度、政策、道德推行下去，領導幹部的帶頭示範作用極為重要，即所謂身教勝於言教。領導幹部決不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那樣的話部下決不會真正信服。

漢代名將李廣，就是一個「身正令行」的典範。他歷任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每次一得到朝廷的賞賜，立即分賞給其部下，同士卒一起吃喝。他帶兵打仗，每次長途跋涉、口乾舌燥之時，遇到水源，總是先讓士卒喝。如果全部士卒沒有飲夠，他就決不喝水；如果士卒不全部吃飽，他決不進食。再加上他平時對下屬和藹、寬厚、不苛求，所以士卒們都愛戴他，很樂意為他效勞。

現代美國管理學家德魯克在1985年為其專著《有效的管理者》一書再版作序時指出：「一般的管理學著作談的都是如何管理別人，本書的目標則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一個有能力管好別人的人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為好的管理者。從很大意義上說，管理是樹立榜樣。」德魯克的論述，與孔子「正己正人」的思想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不過後者早了兩千多年。

其次，「帥之以正」要求企業家以「正道」管理企業，而不能用「邪道」管理。有一副對聯曰：「是非說善惡說真偽說得失說眾說亂耳，黑白道官匪道正邪道人鬼道天道酬勤。」其中就包含著不分是非，只要實幹就行的思想，儒家是反對這樣管理的。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中文很有意思，大多數都是形聲字，政治的「政」字，表意的一半就是一個「正」字，指統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要堅持正義的原則。當代的企業管理，也要以「正道」管理企業，不能靠歪門邪道。君子當行之「正道」內容很多，這裡主要介紹「尊五美，屏四惡」。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堯曰》）所謂「五美」就是五種「正道」，而「四惡」則是四條「邪路」。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這是關於五美的內容，所謂「惠而不費」，就是因民之利而利之，給百姓以實惠，又不破費國家的資財。好的政策，就是要努力開源節流，創造財富，是上下都得到利益。「勞而不怨」是指，讓群眾干他們想乾的事，這樣他們即使很累也心甘情願。「欲而不貪」是指大力提倡正當的慾望，反對限制污濁之欲，而百姓欲仁而得仁，他們就不會貪得無厭了。例如一個企業，制度設計的合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也就沒有人想多吃多佔了。「泰而不驕」是君子應當具有的一種良好品德，不論人數多少，地位高低，對誰都不怠慢，自然也就在人群中樹立了「泰而不驕」的形象。「威而不猛」是說君子在任何時候都要行為端正，衣冠整齊，在群眾面前樹立一種凜然正氣，這種凜然正氣就是一種「威而不猛」的形象，讓群眾敬仰而不害怕。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這四種管理方式，屬於應當絕對禁止的。「不教而誅謂之虐」，既沒有對法律、政策進行充分的解釋就倉足執行，被懲罰的人不會服氣，會認為統治者暴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即不勸誡、不告知、不幫助，就要求下屬成功，這一很粗暴的。「慢令致期謂之賊」，即部下在執行命令的過程中，上級前期沒有進行必要的督促，致使下級完成任務誤期，這是上級的錯誤（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這是說該給部下的東西就要大大方方地給，不能到了該支付的時候捨不得。「有司」只是一些管理具體事務的「小吏」往往貪吝刻薄，君子不能如此。

3.「博施濟眾」的社會管理

儒家一向堅持「以人為本」的觀念。以人為本的觀念出現很早，西周時期周公就曾說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管子·霸言》則提出：「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孔子更是堅持了這一方向。《論語·鄉黨》記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孟子則發展為「民為貴，社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把百姓和國家的利益，放在了君主之上。

從以人為本的觀念出發，在治國方略上，孔子把「博施濟眾」當成管理的最高綱領。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堯舜等聖王所完成的偉大事業，也在於他們能夠做到博施濟眾，達到天下太平的境界。這裡多說的「博施濟眾」不僅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儒家講「德治」，孔子解釋說：「德者，得也」，德政就是讓大多數民眾的到好處，就是要「利民」、「惠民」，「惠足以使人也」。《禮運·大同》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博施濟眾的世界，也就是儒家所夢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是說通過武力征服世界，而是通過宣揚王道教化世界，是世界成為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

無論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博施濟眾」不僅是國家的事情，也是每一個社會賢達的責任，特別是企業家。明代休寧米商劉淮，「客於嘉、湖，時歲飢，有囷廩米，或言可乘時獲利，而淮不以為可。曰：『孰若使斯土之民得蘇利大也。』乃與、減價以貿，又為粥以食飢者。」這就是儒商博施濟眾的良好實踐，獲得了社會的好評，為今後自己的興旺發達奠定了基礎。

三、「重義輕利」的經營哲學

1.「先義後利」的是非標準

無論是國家管理還是企業管理，處理好個人的物質利益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之間的關係，都是一個必須考慮大問題。儒家從「德治主義」的原則出發，提出了「義利之辯」，讓人們學會處理好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關係問題。

在儒家文化中，「義」是一個很高的概念，孔子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衛靈公》）也就是說君子應當以「義」為自己的人生本質，然後按照「禮」的原則去貫徹「義」的本質。孔子又說：「君子義以為上」，即君子的行為首先要考慮道義的原則。孟子把仁、義、禮、智、信作為儒家的「五常」，看成一種永恆的道德。在春秋戰國，「義」有很多的解釋，但一般認為「義者，宜也」，即適合於人倫關係的道義行為。如「君義臣行」、「母義子愛」、「父義母慈」、「夫和而義」、「信近於義」等等。

「利」泛指物質利益，廣義地講可以包括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而在孔孟的原典上，則以講個人利益為多。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明確把義和利對立起來。這裡所說的利就主要是指個人的利益，而義既是道德原則，也代表了社會的整體利益。對於小人，只能用個人利益打動他，而對於君子，則要對他們曉以國家、社會的大義、大利。不僅傷害社會的私利不能取，而且仁人志士還需要時刻準備著為社會公利而獻身。《大學》說：「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群體利益至上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反對追求個人功利。

2.「取之有道」的行為準則

儒家提倡群體利益至上，所以在義利關係上上主張「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即考慮個人的所得是否合乎道義的原則。當兩者不能兼顧時，則舍利取義。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孔子的一生就是為正義和道義孜孜以求的一生，顛沛流離，險象環生，但是並不為之感到痛苦，而是樂在其中。因為孔子從年輕時代就樹立了遠大的志願，「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追求道義才是生命的意義。

孔子承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孔子生活在私有制社會裡，追求財富與權貴是普遍的社會現象。孔子不是共產主義，並不主張消滅私有制。但是儒家認為財富應當取之有道，不義之財不可取，以不義的手段脫離貧困也不可行。為了財富和勢力不擇手段，將會造成整個社會的論亂，最終的結果將是大傢伙共同完蛋。孟子說：「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滕文公上》）這就是「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不在所取錢財多少，而在於所得之道是否合乎道義。

中國人把誠信經商，取之有道的人稱為「儒商」。歷史上雖沒有「儒商」這個詞，但是卻有類似的概念，如《管子·乘馬》：「非誠賈不得食於賈」，即認為沒有誠信品質的商人不得從事貿易活動。《戰國策·趙策》：「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即認為品德高尚的商人不在於爭一時一處買賣價格的高低，而在於把握買賣的時機。《史記·貨殖列傳》：范蠡善治生，「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孔門弟子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范蠡、子貢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儒商，甚至從某種角度說，孔子的成功也得利於子貢的支持，「夫使孔子名揚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所以儒商也就是有道德的商人，也可以稱為「德商」。

3.以義生財的價值觀念

對於增加社會的物質利益，儒家不僅不反對，更是大力提倡。《論語·子路》記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看到衛國的人口很多，他認為下一步就是增加人民的財富，使他們富起來，在下一步則是加強教化，是他們成為有知識，有道德的人。這反映了儒家一般的財富觀，儒家是一種入世的哲學學說，不可能把社會上人民群眾提高生活水平看成罪惡。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一個士大夫什麼時候才出來與統治者合作呢？關鍵看統治者是否推行仁政的主張。一個國家有道，就積極與之合作，國家無道則歸隱山林，保持自己的信仰。如果在一個喪失了正義原則的政權下奔走效命，並且發財致富，這是個人的恥辱；可是如果國家發展的方針政策正確，一個人仍然處於貧困狀態，那就是你個人的恥辱了。

進而儒家設計了一套以義生財的方法。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用正確的方法追求財富，即使是被人視為低賤的勞動，也是光榮的、可行的。孔子幼年出身貧寒，他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孔子本人並不把勞動看成卑賤的。《大學》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首先要尚德，只有具有道德的人，才能夠聚攏財富。德是本，財是末，應當以德生財，反之則會人財兩空。《大學》又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中國古代屬於自然經濟社會，以農耕為本，主張先生產後分配，量入為出，國用自足。到了荀子，其《富國》篇專門討論經濟問題，設計了一套「節用裕民」、「計利畜民」、「輕田野之稅」的具體富民措施，奉勸政府開源節流、合理規劃、輕徭薄賦，使國富民強。可見，儒家之重義主張與百姓的整體利益息息相關。從管理的角度看，如何才能調動社會上所有成員勞動的積極性，使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思想和力量都用到合理生財的軌道上來？關鍵是要有一套好的制度，是獲得財富人的人心安理得，沒有得到的人心平氣服，這就是「以義生財」。實踐證明，只有那些「以義生財」的企業家，才能真正把企業做大。

4.誠信為本的經營策略

以義生財的企業家，就要做到誠信經營。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提倡以德治國，一向把誠信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論語·顏淵》記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對於一個國家來講，信譽是最重要的。可以暫時沒有武裝，沒有糧食，但是只要統治者取信於民，麵包會有的，槍炮也是會有的。可是如果失去了人民群眾的信任，那這個政權也就必然垮台。孔子說：「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只要對人民講信用，人民自然會全力支持你。當年共產黨成立時只有十三個人，但僅僅用了28年的時間就打下了天下，其中對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許諾也最吸引人心的地方。人民群眾不使用選票推舉共產黨獲得江山，而是用小車、糧食、生命把毛澤東推上了天安門。

誠信第一個字是「誠」字，誠講的是誠實、真誠，「信」講的是信譽、信用，「誠」與「信」相比，誠更根本。孔子直接沒有講到「誠」字，但是說到「言忠信，行篤敬」（《衛靈公》），「謹而信，敏於行」（《學而》），已經有了「誠」的內涵。孟子則大力發展孔子關於誠信的思想，他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他把「誠」說成是「天之道」，即宇宙之間的普遍規律。天又把這種普遍的規律賦予了人心，成為人心中「仁義禮智信」先驗的善良意識。戰國時期另一個大儒荀子也說：「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也就是說誠乃君子的立身之道，辦事之本。

古今中外，誠信故事比比皆是。凡成大事者，莫不以誠信為先。中國古代由「尾生抱柱」、「曾子殺豬」、商鞅「徙木立信」、季布「一諾千金」等等故事。現代企業如「同仁堂」古訓說：「品物雖貴必不敢省物力，炮製雖煩必不敢減人工」，重視產生質量。香港李嘉誠說：「誠信是一張永恆的存摺」，是企業經營非常寶貴的無形資產，甚至勝過億萬資金。

本文系作者在「儒學文化與社會主義社會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的主題發言；作者：張踐，國際儒學聯合會教育傳播普及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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